【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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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量”上已经实现了飞跃。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助推器,使得中国处于资本净流出与债权国的地位,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势必处于不确定的新环境中,其背后蕴含的风险足以加剧投资效率损失的发生,而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直接影响投资质量的高低,因此投资在“质”方面的提升开始成为另一关注点,分析国家层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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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量”上已经实现了飞跃。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助推器,使得中国处于资本净流出与债权国的地位,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势必处于不确定的新环境中,其背后蕴含的风险足以加剧投资效率损失的发生,而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直接影响投资质量的高低,因此投资在“质”方面的提升开始成为另一关注点,分析国家层面风险影响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基于四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国家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技术风险。基于全局主成分分析测算并借助ArcGIS软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进行时空分析,同时将微观层面的营商环境指标一同纳入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检验风险引致效率损失的可能性,并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微观风险因素如何影响投资效率,使得投资思路更加合理化,实现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从国家风险的时空演变趋势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呈现尾部高的特征,即东低西高,北低南高,整体上呈现由南亚国家向外部延伸形成良性风险改善。通过实证结果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市场和资源”双驱动投资。通过进一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不同分类,发现了各类风险影响存在差异性。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投资效率不仅不同,而且表明了投资损失的存在,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的IEI值都集中在0.5-0.6之间,表明投资非效率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的投资量比最优水平低了约40%-50%,这同时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提升空间较大。在各个维度风险影响的测度中,东道国的经济风险对效率损失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一致,而对政治风险和技术风险存在风险偏好,微观层面的营商环境变量均显著影响投资效率,营商环境越优越,效率损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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