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状态迈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身处改革的漩涡,政府频频调整各类宏观政策以加速改革,如财政政策从“稳健”转向“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等。这些经济政策一方面可缓解经济困境、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另一方面,频繁的政策变动会加大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给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直接抑制企业的投资、减少创新和其他经营活动来影响宏观经济。企业商业信用决策作为日常经营决策和公司战略决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artoris＆Hill,1983）,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商业信用的替代性融资作用,鲜有文献关注商业信用的供给,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提供的商业信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本文以2003-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依据Huang and Luk（2018）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和国泰安（CSMAR）的企业财务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商业信用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的提供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降低企业对外商业信用的提供。进一步根据Huang and Luk（2018）提供的不确定分项指标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均会抑制企业对外提供商业信用,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的抑制作用更大。本文从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所在地、金融市场化水平和地区信任水平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企业在提供商业信用时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1）较之非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抑制作用更大;（2）西部地区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的外部环境下,对外提供的商业信用下降地更多,中部次之,东部地区的下降程度最小;（3）金融市场化水平能有效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提供的抑制作用;（4）地区信任水平相对更低的企业,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会对外提供更少的商业信用。进一步,本文从客户集中度和公司经营稳定性两个角度对其中的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一定的情况下,（1）客户集中度的提升,能有效地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给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带来的抑制作用;（2）公司内部经营的不确定性,会加剧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的部分,本文首先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替换了解释变量,其次补充了遗漏变量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同时通过工具变量分析了内生性的问题,紧接着是剔除了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样本,实证结果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的最后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从宏观层面的动态分析,探究了企业面临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时,对外提供的商业信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商业信用之间的研究领域。并且还基于不同的产权性质、所在地区域、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地区信任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此外,本文通过分析客户集中度和企业内部经营不确定性的作用渠道,深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商业信用供给之间的研究,同时为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商业信用供给提供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