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超过2.8亿,保障农民工就业,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就业表现出收入不稳定、失业风险大、雇主变动频繁、失业再就业能力弱等多种脆弱性特征,属于天然的就业脆弱性群体。就业脆弱性反映的是农民工自身应对就业风险的能力以及遭受就业风险冲击的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工作的不稳定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局限性等因素,致使农民工成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这大大加深了农民工的就业脆弱性。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稳定农民工就业大局、增加农民工收入依然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任务。因此,要使农民工就业长期保持稳定,进而促进农民工就业向高质量迈进和可持续发展,缓解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应是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年的数据,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80后”农民工和“90后”农民工三类加以研究,旨在分析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程度及其代际差异。首先,在了解三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与就业现状差异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构建出一个包含四个维度、涵盖14项指标的农民工就业脆弱性评价模型。其次,利用均值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探讨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程度与代际差异,以及不同样本下展现的组群差异。最后,通过K-Means聚类将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分为非常脆弱型、比较脆弱型和一般脆弱型三个层次进行代际比较。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与就业现状均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整体来看,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脆弱性程度最高,“90后”农民工比“80后”农民工更脆弱;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在社会保障、专业技术、劳动关系、生活保障维度上均存在代际差异,社会保障参与度对降低农民工就业脆弱性的贡献最大;三代农民工的就业脆弱性在性别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学历上差异显著性不高,在地区、行业和单位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三代农民工大部分属于非常脆弱型,其中老一代农民工呈“漏斗型”分布,“80后”农民工呈“沙漏型”分布,“90后”农民工呈“圆台型”分布;在非常脆弱型、比较脆弱型和一般脆弱型等不同脆弱性类型的群体中,三代农民工的就业脆弱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针对如何降低农民工就业脆弱性,如何精准施策保障农民工就业等问题,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个维度提出了几点对策建议。政府要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和落实“五险一金”缴纳政策、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激发各类商业保险的辅助功能;精准施策,分层分类实施就业保护;加强重点行业、单位和地区的就业保障。企业要保质保量落实“五险一金”缴纳政策;积极维护良好的劳动关系;加强企业内部福利保障,削弱外部风险冲击。农民工要加强职业教育,提升自身专业技术水平;保障基础教育,增强下一代的就业能力;提高参保意识,主动寻求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