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数字化浪潮滚滚而来。众多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下,不断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工作。在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涌现出的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技术,对一众微观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数字化转型的战屡中,其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促进利润,增强企业竞争力。但数字化转型究竟对绩效有多大的赋能作用,仍然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并且在近年来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出发,揭示企业数字化的赋能作用,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机制和路径。本文以2010年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用CSMAR国泰安数据库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用Tobin Q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水平,构建实证回归模型,来研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正面影响作用。在主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后,本文还进一步探究该影响的机制路径,加入内部控制、创新能力、融资约束三个中介变量,分别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企业专利申请数衡量企业创新能力,融资约束SA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困境情况,分别构建单个中介效应模型和并行中介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企业数字化程度和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强,并且该结论是稳健的。另一方面,本文验证了内部控制、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中的中介传导效应,并且单个中介效应和并行中介效应都存在。本文最大的创新点之一就是证实了企业数字化对绩效影响中,由内部控制、创新能力、融资约束构成的并行中介效应的存在,这是以往文献都未曾涉及的。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数字化转型是有必要的,企业可以通过加快数字化转型,促进稳健发展。第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注重数字化战略匹配性,促进数字化赋能发展,不能盲目数字化转型。第三,根据本文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疏通数字化赋能传导路径,将赋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