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人民幸福的起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均指出,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领域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但同时,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家庭结构变化、生活方式变化等社会经济变迁和转型,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尤其是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和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与老年人健康相关的各种现实问题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如今,对老年人健康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议题。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健康水平是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那么,我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如何,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健康状况变化又如何影响老年人的护理模式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在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浪潮,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并行,这对保障老年人健康带来了挑战,并可能导致我国老年群体健康状况变化呈现出特性。不少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慢性病患病率不断提高,但我国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却有限,并且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日渐式微,作为老年人主要照料来源的子女数量的减少,或有可能对老年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健康风险因素增加与家庭养老功能缺失的相互叠加,也使得老年人护理服务主体向社会转移,激发了失能老人对社区护理服务和机构护理服务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在梳理老年人健康风险和长期护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考察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趋势,探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失能老人的长期护理模式选择,并在此之上提出构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应对老年人健康风险的建议。本文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首先,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动态变化的实证研究。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变化趋势的认识和判断是制定照料、医疗、养老等相关政策的前提。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2～2018年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法考察不同出生时期老人健康状况的队列效应,探讨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轨迹及发展趋势,并比较分析不同健康指标的变化差异。研究发现,老年人慢性病患病风险率在逐渐提高,而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功能的失能风险率却不断降低,并且老年人患病或失能后的死亡风险率有所下降,老年人的带病生存时间有延长的趋势。当前,慢性病正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主要因素,经济条件改善和医疗水平提高不仅降低了老年人陷入失能的风险,对于失能老人而言,还提高了其生存的时间。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患病老人数量增加和失能老人失能时间延长对我国包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在内的健康保障提出了巨大挑战。其次,基于少子化视角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依然有限,来自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仍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来源。然而,子女数量减少以及与之相伴的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简化却导致家庭赡养功能弱化,并有可能对老年父母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基于2018年CLHLS数据,深入考察子女数量是否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因素,分析子女数量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内在影响机制和各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探讨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缓解子女数量减少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数量越多、家庭规模越大、代际结构越复杂,老年父母的健康状况越好,即子女数量减少确实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渠道分析表明,来自子女的情感支持和照料支持是子女数量影响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主要渠道,虽然子女数量增加也可以提高老年父母的经济水平,但这对老年父母的健康状况并没有显著性影响。同时,社区提供的上门看病、送药、精神慰籍等养老服务能够缓解子女数量减少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负面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在农村地区更明显。然后,老年人健康状况与护理模式选择的实证研究。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患病老人数量和失能老人失能时间将迅速增加,再加上子女角色和家庭养老功能的转变甚至缺失,社会化的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当前,我国护理服务发展还比较滞后,完善护理服务市场、实现护理服务供需平衡的首要前提是了解老年人的护理模式选择偏好。本文基于2018年CLHLS数据,采用Mlogit模型深入分析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失能程度与护理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这种关系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家庭护理,老人失能程度越严重时越倾向于选择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并且机构护理服务能够更好的满足失能老人的护理要求。此外,老年人健康与护理模式选择之间还存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家庭照料资源禀赋差异,受到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护理服务水平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城镇地区和内部照料资源受限的家庭中,失能程度与护理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更明显。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在构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应对老年人健康风险上,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要完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鉴于家庭护理在老年人照护中的重要地位和不断增长的社会性护理服务需求,应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构筑家庭照料者的政策支持和服务支持体系,建立家庭护理与社区护理衔接平台,允许社会办和市场办护理机构进入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市场。二是要构建长期护理保险体系,随着老年人付费性社会性护理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参考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经验,长期护理保险应以社会长期护理保险为基础、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为补充,发挥社会保险的强制力和普惠性,克服个人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的短视行为,同时商业长期护理保险从广度和深度上对其进行补充,使有足够经济能力的需求者享受高档次的长期护理服务。三是要完善长期护理保障的配套环境建设,包括建立与长期护理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长期护理保险参与者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训和育成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视角探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微观个体视角出发,着眼于数量规模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分析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个体的健康风险。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以往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估计和预测我国老年人的失能率、失能规模以及与失能规模相对应的潜在护理劳动力需求,而本文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进一步探讨失能老人对家庭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护理模式的选择偏好和不同特征老年人护理模式选择的异质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第二章实证分析中不仅以暴露于疾病、失能和死亡的历险时间来动态衡量健康风险,而且采用生存分析法解决追踪调查数据失访或死亡的情况,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实证分析中还采用多种方式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方法最大程度的实现了研究结果的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