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继承法》第21条确立了附义务遗嘱制度,允许遗嘱人在遗嘱中附加义务并赋予第三人在遗嘱人死后监督义务履行的权利,以实现遗嘱人遗愿。同样是涉及财产的无偿移转,附义务遗嘱与附义务的赠与存在着明显不同。比较来看,附义务遗嘱是一种特殊的单方行为附加义务制度,在保持财产转移的无偿性特征的同时,也坚持了单方行为的构造。作为一项与遗赠抚养协议并行的制度,附义务遗嘱中所附义务类型更加丰富、义务受益人不限于遗嘱人本人、义务履行人范围更广,弥补了遗赠抚养协议制度的不足。遗嘱所附义务有着特殊的法律内涵。遗嘱所附义务的履行情况将影响遗产的归属,利害关系人在遗嘱生效后可通过行使“取消权”来介入遗产安排。遗嘱所附“义务”非“条件”,不会影响遗嘱的生效时间。相反,遗嘱是否生效将会影响所附义务的效力。在遗嘱生效之前,义务的履行具有自愿性;在遗嘱生效以后,义务的履行不可免除。除非遗嘱人明确表示遗产取得人相关行为的实施与否将影响遗嘱的生效时间,否则,若无其他更合适的理解,该项遗嘱宜定性为附义务的遗嘱。一般而言,遗嘱所附义务无需履行的情况十分有限。义务履行人在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之前死亡或放弃遗产权利的,遗嘱所附义务将随着遗产的流转而移转,但该项义务具备人身属性或者遗嘱人作出相反表示的除外。遗嘱所附“义务”实为“负担”。正如单纯的“负担”不被允许,赋予权利是遗嘱可附加义务的前提。同时,义务的履行存在限度,应以遗产取得人所受利益范围为限。遗产取得人接受遗产之后,应履行遗嘱所附义务。若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利害关系人可向法院申请取消其接受遗产的权利。“取消权”的行使存在两个要件:一是所附义务不履行;二是无正当理由。为避免不当干涉遗嘱人原有的遗产安排,在尊重遗嘱人遗愿的前提下,判断上述要件是否成立时需尽量采取较为严苛的标准。仅在义务履行的瑕疵超过可容忍限度却无法弥补,并且义务人具备主观故意时,方可判定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缺乏正当理由。“取消权”不同于“撤销权”,其行使不会对遗嘱的效力产生影响。原权利人取得遗产的权利可部分取消。划定权利部分取消的范围时,应考虑义务履行人已经付出的时间成本或金钱成本。“取消权”的行使主体须与相关遗产权利具有直接利益关系。“取消权”行使以后,遗嘱的其他内容依旧有效,仅视为遗产分配对象的法定变更。原则上,由行使“取消权”的主体取得遗产、履行义务,遗嘱人作出相反表示的除外。与一般遗嘱不同的是,在遗嘱附加义务的情况下,对遗嘱效力的解释更为复杂。遗嘱所附义务构成遗嘱内容的一部分,会因为违法、悖俗而被判定无效。在具体判断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言之,在判断遗嘱义务是否违法时,可引入基本权冲突理论,分析遗嘱自由与产生冲突的其他基本权利之间的顺位关系,从而判断遗嘱自由是否应受到限制,义务是否因违法而无效;在评价遗嘱义务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时,可采用主客观分析法,分析遗嘱人的主观目的以及遗嘱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从而确定义务是否因为悖俗而无效。原则上,义务无效,不会影响遗嘱其他内容的效力。仅在所附义务构成遗嘱安排的唯一动机或者因附加了赡养义务而悖俗的情况下,义务无效也会导致遗嘱内容全部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