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随晚清教育变革产生,具有与现代中国同构的历史意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对“少年”的询唤与对“老年”的贬斥,张扬着二元对立、后胜于今的进化论色彩,救亡图存的责任被压到这一新兴历史群体的肩上。从承担启蒙任务的学生群体,到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年的角色意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出现,此后被无数次灌注新的意识形态进行演绎的——与老年相对立的质的规定性,青年的生物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由此统一。年轻时的赵树理是陶行知“教育救国”论的忠实信徒。他曾在长治省立四师欢迎新校长大会上发表过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文化、教育与救国需紧密地联结起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是青年。青年由此进入了赵树理的作品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知识介入乡村的背景上,论文将明确赵树理作品中构建青年群体的历史因素及青年个人对其角色规定性的溢出,以便在文学史谱系中找到赵树理青年想象的合理位置,进而勾连历史与当下。首先,论文将根据知识形式的不同及问题发生的先后顺序,讨论现代知识背景与青年乡绅阶层劣化、识字教育与农村青年主体建构、建国后技术对文化的全面压制与知识青年人生道路选择问题。知识具有着剥离与固化、打破区隔与重建区隔的作用,对不同知识形式的强调体现着青年角色规定性的内涵变化。其次,论文将聚焦《打倒汉奸》《两个世界》《灵泉洞》中出现的“两兄弟叙事”模式,从中窥见赵树理从强调知识分子启蒙到强调农民自觉的思想转变。革命的第二天,老一辈对青年进行的革命教育和马有翼五四式“革命”的出现使得“启蒙”和“革命”纷纷从神坛跌落。随后论文将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成为“问题”的青年进行考察。文学与青年的结合使青年个人产生了溢出历史主体的倾向,《互作鉴定》《卖烟叶》里刘正、贾鸿年式的文学青年亟需为劳动锻炼所改造。最后,论文将探讨赵树理式青年的独特性。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与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提供了两种进入赵树理文学的路径,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是其中分歧产生的关键。在成为“内在的人”与寻求外在挂靠之间,赵树理式青年提供了一种超越的可能。当世界不再是赵树理言说的“世道”、“年头”,精确的现代时间侵入每个人的生活,青年们所要做的不是返回小二黑的时代,而是在道德信仰、宗教救赎之外,真正确认自我并寻找外在挂靠。“知识”、“启蒙”、“革命”、“文学”等等构形元素与青年纠结缠绕,共同构成了青年变化中的角色意义,构成了赵树理作品中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