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二审判决书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在这起认罪认罚案件中,一审法院否定了检察机关“判三缓四”的量刑建议,作出了有期徒刑二年的判决,引起了检察机关要求维持原量刑建议的抗诉,然而,二审法院却作出了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的加重判决。就认罪认罚方面而言,本案涉及五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认罪认罚与自首、缓刑的关系。通过比较认罪认罚和自首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承认主要犯罪事实是认罪认罚与自首共同的构成要素。余案中,二审法院以余金平未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为由否定了自首,却在判决书中表述有认罪认罚情节是前后矛盾的。根据认罪认罚与缓刑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悔罪表现是二者的交叉点。认罪认罚是预防刑情节,缓刑是预防刑的裁量问题,二者均着眼于恢复和预防功能。余案中,二审法院以该案不属于情节较轻而属于情节特别恶劣为由否定缓刑是合乎法律规定的。但一审法院以被告人的特殊身份及主观恶性较大为由否定缓刑,并不符合缓刑制度的立法目的。二是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对裁判的约束力。即便是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权仍属于公诉权的范畴,属于请求权,不是裁判权,量刑裁判权归属法院这一事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余案中,检察机关将不采纳量刑建议称之为“改判”并不合乎法理。对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评价,应当结合协商性司法语境下检察裁量的特殊性,同时对“明显”这一术语进行解析发现,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评价标准应当是一般社会公众的是非感、法感情、正义观,不需要专业判断。余案中,是否适用缓刑,一般社会经验就能察觉出其中的显著差异,因而一、二审法院将缓刑建议不当认定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是合理的。三是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求轻抗诉。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求轻抗诉是履行客观义务、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价值的内在要求。根据程序正义的观点,求轻抗诉应当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特别是在协商语境中,当司法机关不认可控辩协议的情况下,被告人为获得从宽而放弃的权利和付出的利益应当得到救济。四是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独立辩护。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应当具有一定的独立辩护权。因为认罪认罚的决定主体、具结书的签订主体、量刑建议的约束主体是被追诉人和检察机关,并不包括律师。同时,认罪认罚协商是量刑协商,不是事实罪名和罪数的协商,律师独立辩护是防范冤假错案、监督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与此同时,律师的独立辩护应当受到被追诉人权利处分意志、交涉性辩护模式的限制,如果律师认为构成犯罪,并且实质性地参与了量刑协商活动,则应当受到量刑协议的约束,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利益。余案中,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一审阶段均认可量刑建议,却在上诉意见中发表了看似独立却又前后矛盾的辩护意见是不适当的。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诉讼目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除了具有传统的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外,还应当具有迅速裁判、解决纠纷两个新的诉讼目标。根据案件类型的不同,应当构建差异化和位阶性的诉讼目标体系。在案件事实清楚、存在民事纠纷的过失犯罪案件中,化解矛盾应当是第一优位的诉讼目标。由于量刑问题所涉及的诉讼利益重要性低于定罪问题,审判机关在认定上不必过于“较真”,应当服从于纠纷化解。余案中,二审判决以个案正义为由,打破了利益平衡,让前期纠纷化解成果化为乌有,必将引起了新的矛盾和冲突,损害的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上诉不加刑原则背后的制度正义。总之,本案裁判结果可以说是形式合法,但实质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