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工业化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需坚持的发展道路,然而,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高投资、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却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负担。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源消耗大国,并逐步跨入了持续性生态资源短缺和复合性环境污染阶段。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中国继续工业化必须面临的发展困境,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继续工业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双重时代任务,越来越多学者和政策决策者开始认识到绿色技术的重要性。已有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高度依赖于“政策驱动”。波特假说理论认为,“良好设计的”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和促进技术创新。但是,“良好设计的”环境规制与偏向性技术进步在学术界尚有许多争议:一方面是怎么界定、识别和评价“良好设计的”环境规制;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偏向绿色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及扩散等方面的具体影响又是怎样的。这些争议使得决策者对如何科学制定环境政策感到无所适从。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助于探寻并总结出继续工业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模式,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地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及文献的基础上,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创新能力与扩散等视角探讨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从这四个视角建立理论模型并展开实证检验。基于资本投入视角,文章在系统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历史演变、发展现状及环境治理体制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多省份的理论模型,将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性行为纳入分析框架,并分别讨论了环境分权与中央集权情境下的均衡状况。研究发现,“行动一致的”环境规制具有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倒逼效应。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在讨论我国地域竞争背景下地区环境规制策略行为的基础上,界定了“行动一致的”环境规制,然后从消费阶段选取了阶梯电价政策和能效标识制度分别代表市场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不论是市场型还是命令-控制“行动一致的环境规制”均可偏向性诱发绿色技术进步,即,“行动一致的”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绿色技术诱导效应。基于创新能力视角,在测算和分析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基础上,从作用机制和面板模型两个角度分析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并进一步利用非线性门槛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从绿色技术创新GML指数来看,随着规制强度由中等强度跨越到较高强度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向由正变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影响存在显著的“倒N型”关系;只有在较低规制强度区间,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纯技术效率显著为正;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规制强度在中等区间,对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是最优的。即,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门槛效应。基于能力扩散视角,文章通过构建一个生产最终产品、中间产品和进行R&D研发的三部门模型,讨论了补贴、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对省际间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均衡影响,并采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指数对2003-2013中国省际绿色创新能力进行了测算,分析了省际间绿色创新能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将环境规制与省际间绿色创新能力的条件收敛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尽管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存在显著分歧,但从全国来看加强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扩散。也就是说,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扩散效应。本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可以分为四个层面:(1)资本投入的倒逼效应;(2)技术进步的诱导效应;(3)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4)创新能力的扩散效应。本文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