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于渎职犯罪造成的损失结果主要规定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严重影响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四种情形。对于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法律详细规定了财产损失的数额及人员轻伤、重伤及死亡的人数,只要渎职行为达到了这些数额标准,就可以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易于把握。而对于后两种情形“严重影响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如何认定,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目前仅能凭借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来适用该条文,而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又因人而异,故而由此产生的审判结果常常引发当事人的质疑,直接损害了审判结果的权威性。本文以笔者亲身参与办理的闫某玩忽职守案为切入点,经分析后得出审判机关据以定罪量刑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依据并不充分之结论,并就“严重影响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渎职犯罪非物质性损失结果在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因果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旨在找到一种客观、科学的方法来改变办案人员凭借其主观认识即定罪量刑的现状,从而帮助办案人员更为准确地认定渎职犯罪。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共一万六千余字。第一部分：通过介绍闫某玩忽职守一案,笔者发现此案在侦查和审判过程中认定渎职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之依据并不充分的问题,进而阐述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非物质性损失结果在认定中无据可依之现状。第二部分：从涵义、特征两个方面对非物质性损失结果认定的内涵进行学理上的阐述,对非物质性损失结果认定的几种情形作出划分。第三部分：笔者先后对认定渎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时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阐述。并对闫某玩忽职守案中司法机关在认定闫某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第四部分：针对当前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就非物质性损失结果的认定进行完善。笔者先后对“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在当前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上的细化、完善。在通过对社会调查方法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后,笔者提出构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并从调查机构之选定、调查人员及被调查者的选定、社会调查委托人、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形式、社会调查的启动五个方面对该制度进行了全面介绍,阐述了该制度在认定渎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声誉”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时的具体实施过程。使其与细化、完善立法的认定方法互相补充,从而解决渎职犯罪中非物质性损失结果的认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