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公司行为是否合法规范不仅关乎着利益相关人的权益,还会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发展。公司决议若存在瑕疵,不仅会损害股东及第三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公司的声誉,影响其行为的公信力。我国在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中,正式以立法形式确认了决议瑕疵的救济制度,即提起决议无效和决议撤销的诉讼,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二分法的立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司法现状,《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应运而生,增设了第三种类型,即决议不成立,使得公司决议瑕疵的救济进一步完善,正式确立了三分法的诉讼救济模式。本文即是以公司决议瑕疵的救济制度为研究对象,检索了上海市近八年的决议瑕疵纠纷案例,通过对具体的瑕疵事由、诉讼主体以及起诉期限等进行汇总分析,笔者发现我国公司决议瑕疵的救济制度在适用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瑕疵事由的效力认定存在分歧,诉讼主体资格不统一,可撤销诉讼中起诉期限的认定不同等。笔者结合域外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决议瑕疵的救济制度,来和我国现行立法进行比较研究,以期对我国决议瑕疵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解决。本文首先从内容和程序两个层面对决议瑕疵的效力类型进行完善,注重对现行立法进行解释和细化,并增加决议作出过程中的程序性规定,做好决议瑕疵救济的事前保障。其次提出适当对原告的范围进行扩大的观点,尤其是将可撤销诉讼的原告扩大至董事或者监事,赋予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的董事和监事以原告资格,更有利于在法定期限内对瑕疵决议进行救济,维护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接着对起诉期限进行限定和细化,在参考域外立法的基础上,对决议不成立和无效的决议设置一定的起诉期限,避免瑕疵决议确定的事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最后将确认决议有效诉讼有条件的纳入决议瑕疵的诉讼救济体系中来,并且积极的引入非诉救济途径,构建起非诉和诉讼相结合的救济方式,分担诉讼救济的压力,二者共同发力,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公司决议瑕疵纠纷,让决议瑕疵救济制度更好的发挥效果,在保护股东合法权益和在维护交易安全之间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