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天下观”崩裂的问题以及由这个问题引发的社会价值观的缺位早已为诸多研究者关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成长的一批史家，作为身在历史中的当事者，在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时都或多或少的笼罩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本文以史家陈寅恪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史家的“存在”与历史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探析陈寅恪本人所建构的历史哲学体系。 第一章中首先分析“抽象理想”的背景、含义和作用，将“抽象理想”分解为“儒史合一”与新“夷夏之辨”这两个层面。“儒史合一”的形态源自孔子的史家传统，是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继承和发展。“儒史合一”，在陈寅恪的思想体系中，指向的是一种社会道德，而这种道德是从《白虎通》中的纲常学说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民族精神的本体。“夷夏之辨”则为民族国家的独立的根本，是“儒史合一”所引申的社会道德的现实应用。 第二章以“‘夷夏’之分”来检验陈寅恪的“种族”、“民族”、“血统”和“文化”概念的应用，并分析了陈寅恪的独有概念：“文化阶级”。 第三章以“‘夷夏’之变”来检验陈寅恪关于历史变化的动力的思想，历史变迁中历史人物的道德等问题。 最后，本文分析了陈寅恪所提倡的社会道德，并指出他所建构的理想的社会形态。 陈寅恪的历史哲学，就在于他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背后，都有社会道德影响；历史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历史本身，也不是“历史的历史”，而是历史事件的主体向着“抽象理想”这种相当美好的社会道德的无限趋近；在这个趋进过程中，必须用新的“夷夏之辨”来处理天下关系。 抽象理想是陈寅恪对于“天下观”崩裂问题回答，既是对“儒史合一”的史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夷夏之辨”的继承和发展。“儒史合一”对传统史家的现代转型给出了方案；新“夷夏之辨”则回应了如何在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失民族主体地位。陈寅恪的“抽象理想”是合理处理历史与现在、中国和西方以及中华民族和其它民族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理应给予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