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涉及毒品的犯罪对公民健康,社会稳定的危害性大,当前我国刑法在这一方面规定了包括贩卖毒品罪在内的数个罪名,同时特别规定了毒品的种类、数量计算及毒品犯罪的再犯等内容。虽然规定内容丰富但毒品犯罪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本身的复杂性使得针对该犯罪的具体认定问题尚有空间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其中之一。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普遍将以贩卖为目的而购买,事实上此时的毒品尚未交付给买方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其核心在于以何种标准来界定贩卖毒品罪既遂。本文认为毒品的交付行为是贩卖行为的核心也是侵犯法益的关键,应以其作为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标准。具体来讲:其一,以贩卖为目的购买认定为“贩卖”具备合理性。“贩卖”作为贩卖毒品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对于该行为的认定属于该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内容之一,与贩卖毒品罪既遂的成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把构成犯罪的行为认定为既遂是将犯罪成立与既遂相混同;其二,以公众健康为贩毒行为所损害的法益。尚未交付毒品时毒品未有流入社会的可能性,不具有社会危险与法益侵犯的可能;其三,贩卖毒品罪作为具体危险犯更强调犯罪行为造成了具体化危险为既遂,未交付尚无具体危险产生无法认定为既遂;其四,尚未卖出即认定为贩卖毒品既遂,这种将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提前的倾向并未达到其控制犯罪率上升的目的,基于此将交付毒品视为贩卖毒品罪既遂认定标准。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我国的物流行业更加为社会公众所熟知,通过邮递进行毒品的贩卖运输更加普遍。如何在涉及邮寄运输的案件中进一步界定“交付”的时间节点成为了解决相关案件的关键。菜鸟驿站此类代收件中间机构的加入更添加了邮寄方式交付认定的复杂性,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理清“交付”的概念与标准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除此之外由于控制下交付这种侦查手段更多的运用于毒品案件的侦查与取证过程中,而该种侦查手段的运用将会给犯罪形态的认定以及量刑带来哪些影响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本文在当前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前提下,将该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分为有害的控制下交付与无害的控制下交付两种进一步讨论其对于案件定罪与量刑的影响,之后将结论进一步推广,分析更大范围内侦查措施的引入对于刑事案件定罪与量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