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欧亚世界，虽然是建造交通道路，越过山河，跨越诸国而形成。但使之发挥作用并具有实效性的是如前所述的人与物的活动。携带文物、文化至东亚交流的人们是多彩的。7、8世纪的日本也是如此，除了遣唐使与留学生、留学僧赴唐以外，不仅有来自唐或朝鲜诸国的人，而且还有百济南朝人、波斯人、印度舍卫、婆罗门人（菩萨仙那）、中亚吐火罗人、在唐安国粟特人（安如宝等）、波斯人（李密翳）、昆仑（印度或南洋群岛）人（军法力）、林邑人（佛彻）等的来日与活动，包括佛教、交易、技术技能的文化传播。近年，位于平城京的西大寺旧境内，出土了伊斯兰陶片。伊斯兰陶器在北部九州的鸿胪馆遗迹、宫殿遗迹中也有发现。这可以说是唐王朝流行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从日本渡海至隋唐的僧侣很多。例如，9世界初有僧侣灵仙在长安与各种人亲交，成为宪宗的内供奉，从事西域传来的梵文经典的汉译事业，在五台山悲怆地迎来了往生。他们（她们）勿庸置疑是东部欧亚规模下的跨国活跃的人们。东部欧亚也具有长期波动及连锁性。668年，唐征讨高句丽中做出巨大功绩的将军薛仁贵，马不停蹄地前往西北与吐蕃作战，2年后，藩属于唐的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这一远距离间的连锁性，王小甫认为“恰符合东西形势遥相呼应，彼此起伏”。730年代，日本的政权曾计划与渤海联合，征讨新罗。有学说认为，日本的这一战略是由于渤海向日本传递了安史之乱以及在西突厥的塔拉斯河畔之战，唐军败于粟特人与阿拔斯王朝伊斯兰的联合军的情报。这可以说是在东部欧亚中理解日本动向的尝试。从古代日本至东亚、甚至东部欧亚世界的视野拓宽，必将使未知的多彩的历史像逐渐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