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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即讯息。以中华民族文化自觉进程为框架来考察：中国近代白话报刊不仅是作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工具而存在，发挥着信息交流、文化传承和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同时，近代白话报刊本身就和中华民族近代社会救亡图存民主启蒙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折射着中华民族近代文化自觉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白话文报刊 媒介即讯息 文化自觉 现代化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观的核心,他认为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媒介内容和媒介使用上，更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把媒介的重要作用提到一个本体论的认识高度。“他认为，每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其所传信息具体内容怎样，新媒介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讯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就这一意义而言，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讯息，媒介即讯息。”①中国近代白话报刊首先作为工具性质存在，担负着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更是以自身的独特性，与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紧密相随，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近代白话报刊工具理性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白话报刊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救亡图存探索实践中，经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发展高潮，到五四运动时期成为中国报刊形式主流。和其他报刊形式一样，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变动产生新闻，变化也使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变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中，社会的信息需要大大增加。近代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产生发展无疑正契合了这一需要。
中国近代科学意义的报刊事业，与“西学东渐”的文化影响分不开。西方社会传播实践和学理思考，逐渐认识到了报刊传播信息、引导舆情、监督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新式报刊的作用日益为国人认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看到新闻传播沟通舆情的重要作用：“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也。”同时，他也指出，新闻传播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和舆论监督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此行其教也。”“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②
近代报刊实践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言文不一致对传播交流效果实现的重要影响，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重要性，纷纷著文讨论白话文的地位。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当国事危急之时，裘廷梁就认为“救国之要图，莫要于文字革命”，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乃提倡白话事业，组建白话学会、白话书局。拟译中西有用之书，筹办白话报章。③
1876年，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馆附出的《民报》，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人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字林西报》曾对它做过评介：“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内涵。举例来说，每句之末都空出一格、人名及地名分别用直线和点线标于其旁。”④作为商业报纸，这种言文一致、通俗化的探索，容易使读者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底层，增加影响，赢取利润。
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宣传民族危亡，鼓吹维新变法，实现“开通民智”的主张，极力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前后共创办白话报刊5种。最早创办的《演义白话报》第一号《白话报小引》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⑤该报注重文艺宣传，大量刊登短新闻，与此同时，还对大敌当前一味媚外求和的官员们的丑态进行了嘲讽，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报刊的性质功能。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认识到白话报刊的重要作用，积极创办白话报刊。从1899年到1918年这一段时期各地新创办的各类白话报刊就不下170余种。⑥
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代表《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提出，读者对象主要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在《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中，陈独秀也明确提出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习，明白时事。”⑦
从创办发展的历史和不同时期的办报宗旨目的来看，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工具而存在的，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而白话报刊这种通俗化的工具形式也非常适合当时社会发动民众救亡图存的信息传播需要。
近代白话报刊本体论意义的历史考察
“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近代白话报刊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往报刊形式很难做到的。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需要唤醒广大民众的努力，才能形成救亡图存的巨大力量。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改良是很难挽救中国命运的。这一时期觉悟的有志之士开始关注民众，呼吁民众的觉醒，这促使了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创办。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是把开民智的迫切性提到历史的日程。从维新到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白话报刊的创办是和当时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救亡图存和民主启蒙的国家民族命运相始终，而对白话报刊的认识和实践也呈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白话报刊的创办首先是和对通俗化传播以及对白话文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近代社会不少有识之士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和文字相一致，洪仁玕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提出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文言”，“总须切实透明，使人一目了然”；黄遵宪宣称“我手写我口”，认为文言合一使欧美诸国科技发达、社会进步，而文言分离则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梁启超则对文言分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文言分离有三大弊端。
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著名维新人士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对文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此文言之为害矣’。在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后，又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之益。即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他总结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⑧他对白话文的意义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到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而他的身体力行也促进了白话报刊的发展，《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都具有反帝爱国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想和愿望，它们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时务报》的宣传互相呼应，从而构成维新宣传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⑨
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十分重视白话报刊的宣传作用。随着对报刊功能新的认识和新的革命宣传需要，白话报刊得到迅速发展，从维新前后的5种激增到170多种。白话报刊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第一次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充分说明维新派开始对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而这一时期维新派白话报刊如《京话日报》、《苏州白话报》和《预备立宪官话报》等的创办和实践情况，也说明这一时期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通过白话报刊来开通民智，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儿童和下层群众中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革命派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敌人，知道要取得革命胜利，无广大国民的支持是不行的。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明确革命目的是要颠覆君主政体，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为众生谋幸福。这一纲领无疑是契合当时广大民众需要的，也无疑促进着革命报刊更多采用符合民众思维和接受习惯的新的通俗化形式，这些都促进了通俗化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革命报刊在与维新派争战中的胜利和最终推翻帝制、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充分说明通俗化宣传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新军中下层官兵的觉醒分不开，而识字不多的下层官兵的觉醒与通俗化宣传分不开。
近代白话文报刊的历史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话语。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历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老同时指出：“‘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⑩
学者张昭军认为：近代文化自觉源于政治落后，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既要实现民族自立，又要解决民主问题。自觉促进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良性互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所作的回答，代表了近代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11]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国人救亡图存民主启蒙的背景下艰难进行的。考察这一过程，有一条从自大封闭到新奇误解反感抵制，到痛苦怀疑，到大胆反叛，到冷静思考科学辨析的演绎轨迹；有一个受“西学东渐”影响的，从器物文化模仿，到制度文化的学习，到观念价值文化思索的不断深入过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中国近代变革自鸦片战争战败至民国初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此有自强运动；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此有维新运动；第三时期则是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因此有启蒙运动。[12]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发展壮大清晰地折射了这一轨迹。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反思。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后，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同。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从军事失败中得出观念上的觉醒，相反仅仅着眼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杰出人士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13]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自觉，仅仅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认识层面，由此掀起了器物文化自觉发展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洋务运动是民族觉醒和低层次的体现。”[14]
“甲午海事一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国个别舰船的性能甚至超过日本。”然而，结局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上层阶层的反思：“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愚昧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15]由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清议报》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提出“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宣布办报宗旨之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道德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功能观亦有所革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馆有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两大天职。[16]这是已经涉及观念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自觉问题，而白话报刊无疑是最契合这种需要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对西方广泛深入学习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为唤醒民众起来革命，通俗化的白话报刊沟通教育作用非常显著。纲领观念的进步促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白话报刊创办的最高潮。
文化自觉往往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中进行的，近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白话报刊创办发展，受“西学东渐”影响非常明显。在向西方学习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同时，白话报刊的创办发展强势地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层次观念文化自觉的启蒙和演进。这一萌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观念文化更大的自觉做了准备，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余论：近代白话报刊的历史影响
近代白话报刊不仅是作为传播工具起着重要作用的，其媒介本身形式的创新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白话报刊的出现，使当时报刊的话语由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向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开始演变，使报刊的读者群摆脱了精英的框缚，逐步流向文化教育程度低的普通读者，从而使报刊读者面更加宽泛，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报刊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17]同时，晚清白话报刊“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18]近代白话报刊运动还直接开启了“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参加白话报刊活动的经历。
谈文化自觉，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继承。王铁先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文化传统，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19]由于救亡图存保种保国革命的特殊需要，近代白话报刊和民族文化自觉更多的是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对于传统文化有肯定一面，但更多的是批判否定的态度。因此，中华民族近代文化自觉探索是存在缺陷的。而对这份缺陷的反思和对于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科学继承和开拓创新，则构成了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新的讨论。
注释：
①李正良：《传播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②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39页、第540页。
③[13][14][15][16]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第28页、第111页、第28页、第145页，第152页，第153页。
④⑤⑧⑨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4页、第786页、第791页、第791页。
⑥蔡乐苏：《清末明初的170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人民出版社，第493页。
⑦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的章程》，《安徽俗话报》第一期，1904年版。
⑩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乔健等主编，《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1]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2007（11）。
[1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第251页。
[17][18]许亚荃：《白话报刊与晚清公共舆论》，《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版，第38卷，第6期，第148页、第146页。
[19]王铁先：《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中国社会科学，2010（5）。
（张斌为怀化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张昆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施宇
关键词：白话文报刊 媒介即讯息 文化自觉 现代化
“媒介即讯息”是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媒介观的核心,他认为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不仅体现在媒介内容和媒介使用上，更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把媒介的重要作用提到一个本体论的认识高度。“他认为，每种新媒介的出现，无论其所传信息具体内容怎样，新媒介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讯息，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就这一意义而言，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讯息，媒介即讯息。”①中国近代白话报刊首先作为工具性质存在，担负着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更是以自身的独特性，与中华民族近代社会紧密相随，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近代白话报刊工具理性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白话报刊萌芽于鸦片战争后的救亡图存探索实践中，经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两次发展高潮，到五四运动时期成为中国报刊形式主流。和其他报刊形式一样，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变动产生新闻，变化也使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变化，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中，社会的信息需要大大增加。近代报刊尤其是白话报刊的产生发展无疑正契合了这一需要。
中国近代科学意义的报刊事业，与“西学东渐”的文化影响分不开。西方社会传播实践和学理思考，逐渐认识到了报刊传播信息、引导舆情、监督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新式报刊的作用日益为国人认识。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明确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看到新闻传播沟通舆情的重要作用：“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买新闻篇或暗柜也。”同时，他也指出，新闻传播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和舆论监督作用。“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此行其教也。”“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②
近代报刊实践中，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言文不一致对传播交流效果实现的重要影响，认识到语言文字在知识传播上的重要性，纷纷著文讨论白话文的地位。1894年中日战争前后，当国事危急之时，裘廷梁就认为“救国之要图，莫要于文字革命”，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乃提倡白话事业，组建白话学会、白话书局。拟译中西有用之书，筹办白话报章。③
1876年，近代最早的白话报——申报馆附出的《民报》，是一份以文化水平较低的底层人民为读者对象的通俗小报。《字林西报》曾对它做过评介：“此报的特点是用通俗的文字写的，而力求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内涵。举例来说，每句之末都空出一格、人名及地名分别用直线和点线标于其旁。”④作为商业报纸，这种言文一致、通俗化的探索，容易使读者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底层，增加影响，赢取利润。
甲午战争前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宣传民族危亡，鼓吹维新变法，实现“开通民智”的主张，极力在文体上进行改革,前后共创办白话报刊5种。最早创办的《演义白话报》第一号《白话报小引》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⑤该报注重文艺宣传，大量刊登短新闻，与此同时，还对大敌当前一味媚外求和的官员们的丑态进行了嘲讽，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报刊的性质功能。
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认识到白话报刊的重要作用，积极创办白话报刊。从1899年到1918年这一段时期各地新创办的各类白话报刊就不下170余种。⑥
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代表《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创刊，陈独秀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中提出，读者对象主要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以及“女人孩子们”。在《安徽俗话报的章程》中，陈独秀也明确提出创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习，明白时事。”⑦
从创办发展的历史和不同时期的办报宗旨目的来看，白话报刊首先是作为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的工具而存在的，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而白话报刊这种通俗化的工具形式也非常适合当时社会发动民众救亡图存的信息传播需要。
近代白话报刊本体论意义的历史考察
“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近代白话报刊自身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以往报刊形式很难做到的。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需要唤醒广大民众的努力，才能形成救亡图存的巨大力量。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上层统治阶级改良是很难挽救中国命运的。这一时期觉悟的有志之士开始关注民众，呼吁民众的觉醒，这促使了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创办。而维新运动的失败，更是把开民智的迫切性提到历史的日程。从维新到民主革命时期，白话报刊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近代白话报刊的创办是和当时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救亡图存和民主启蒙的国家民族命运相始终，而对白话报刊的认识和实践也呈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白话报刊的创办首先是和对通俗化传播以及对白话文的科学认识分不开的。近代社会不少有识之士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书面文字，都主张书面语和文字相一致，洪仁玕在《戒浮文巧言谕》中提出改革文体的方针“不须古典文言”，“总须切实透明，使人一目了然”；黄遵宪宣称“我手写我口”，认为文言合一使欧美诸国科技发达、社会进步，而文言分离则使中国社会停滞不前。梁启超则对文言分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文言分离有三大弊端。
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著名维新人士裘廷梁发表了《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对文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此文言之为害矣’。在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后，又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之益。即省目力、除娇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最后他总结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智天下之具莫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⑧他对白话文的意义进行了高度概括，提到国家民族兴亡的高度。而他的身体力行也促进了白话报刊的发展，《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维新时期的白话报刊，都具有反帝爱国和学习西方、学习日本、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想和愿望，它们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时务报》的宣传互相呼应，从而构成维新宣传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⑨
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十分重视白话报刊的宣传作用。随着对报刊功能新的认识和新的革命宣传需要，白话报刊得到迅速发展，从维新前后的5种激增到170多种。白话报刊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作用。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第一次提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充分说明维新派开始对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而这一时期维新派白话报刊如《京话日报》、《苏州白话报》和《预备立宪官话报》等的创办和实践情况，也说明这一时期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通过白话报刊来开通民智，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儿童和下层群众中进行改良主义的宣传，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革命派面对着强大的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敌人，知道要取得革命胜利，无广大国民的支持是不行的。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明确革命目的是要颠覆君主政体，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为众生谋幸福。这一纲领无疑是契合当时广大民众需要的，也无疑促进着革命报刊更多采用符合民众思维和接受习惯的新的通俗化形式，这些都促进了通俗化白话报刊的大量创办。革命报刊在与维新派争战中的胜利和最终推翻帝制、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充分说明通俗化宣传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的胜利与新军中下层官兵的觉醒分不开，而识字不多的下层官兵的觉醒与通俗化宣传分不开。
近代白话文报刊的历史折射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轨迹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也是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话语。费老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历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费老同时指出：“‘文化自觉’，正是在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开始产生的。”⑩
学者张昭军认为：近代文化自觉源于政治落后，肩负救亡与启蒙双重使命，既要实现民族自立，又要解决民主问题。自觉促进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良性互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创造性地发展民族文化，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所作的回答，代表了近代文化自觉的最高成就。[11]
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国人救亡图存民主启蒙的背景下艰难进行的。考察这一过程，有一条从自大封闭到新奇误解反感抵制，到痛苦怀疑，到大胆反叛，到冷静思考科学辨析的演绎轨迹；有一个受“西学东渐”影响的，从器物文化模仿，到制度文化的学习，到观念价值文化思索的不断深入过程。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中国近代变革自鸦片战争战败至民国初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此有自强运动；第二时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因此有维新运动；第三时期则是从文化根源上感觉不足，因此有启蒙运动。[12]近代白话报刊的萌芽发展壮大清晰地折射了这一轨迹。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社会深刻的反思。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后，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标志着中国社会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同。但是，当时并没有真正从军事失败中得出观念上的觉醒，相反仅仅着眼于器物方面的变革。“连洋务派中最开明的杰出人士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13]考察这一时期文化自觉，仅仅是停留在器物文化的认识层面，由此掀起了器物文化自觉发展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洋务运动是民族觉醒和低层次的体现。”[14]
“甲午海事一开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不多，武器性能也不相上下，中国个别舰船的性能甚至超过日本。”然而，结局是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中国士大夫上层阶层的反思：“最落后的民族并不是贫穷的民族，而是愚昧保守的民族；最落后的军队并不是劣势装备的军队，而是观念陈旧的军队。”[15]由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运动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清议报》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提出“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馆告白》中宣布办报宗旨之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道德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这一时期维新派报刊功能观亦有所革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出报馆有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两大天职。[16]这是已经涉及观念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自觉问题，而白话报刊无疑是最契合这种需要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对西方广泛深入学习中，一开始就非常关注民众的重要作用。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为唤醒民众起来革命，通俗化的白话报刊沟通教育作用非常显著。纲领观念的进步促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白话报刊创办的最高潮。
文化自觉往往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中进行的，近代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白话报刊创办发展，受“西学东渐”影响非常明显。在向西方学习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同时，白话报刊的创办发展强势地彰显着中华民族深层次观念文化自觉的启蒙和演进。这一萌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观念文化更大的自觉做了准备，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终形成和发展。
余论：近代白话报刊的历史影响
近代白话报刊不仅是作为传播工具起着重要作用的，其媒介本身形式的创新就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白话报刊的出现，使当时报刊的话语由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向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开始演变，使报刊的读者群摆脱了精英的框缚，逐步流向文化教育程度低的普通读者，从而使报刊读者面更加宽泛，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报刊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17]同时，晚清白话报刊“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18]近代白话报刊运动还直接开启了“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和胡适都有参加白话报刊活动的经历。
谈文化自觉，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科学继承。王铁先先生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发展至今，有两个文化传统，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新文化传统。”[19]由于救亡图存保种保国革命的特殊需要，近代白话报刊和民族文化自觉更多的是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对于传统文化有肯定一面，但更多的是批判否定的态度。因此，中华民族近代文化自觉探索是存在缺陷的。而对这份缺陷的反思和对于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科学继承和开拓创新，则构成了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新的讨论。
注释：
①李正良：《传播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②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39页、第540页。
③[13][14][15][16]徐培汀：《中国传播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第28页、第111页、第28页、第145页，第152页，第153页。
④⑤⑧⑨方汉奇、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4页、第786页、第791页、第791页。
⑥蔡乐苏：《清末明初的170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人民出版社，第493页。
⑦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安徽俗话报的章程》，《安徽俗话报》第一期，1904年版。
⑩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乔健等主编，《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1]张昭军：《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2007（11）。
[1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国性与民德：梁启超文选》，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第251页。
[17][18]许亚荃：《白话报刊与晚清公共舆论》，《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版，第38卷，第6期，第148页、第146页。
[19]王铁先：《两种中国文化传统：区分、辩证与融通》，中国社会科学，2010（5）。
（张斌为怀化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张昆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