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首先想象出一个正常尺寸的圆圆的奶酪蛋糕，再用厨刀将它均匀地切成十二份，也就是切成有十二个刻度的钟表盘的样子。其结果，当然出现十二块尖角为三十度的蛋糕。将其中一块放在盘里，边啜着红茶什么的边细细地看。那顶端尖尖的、细细长长的蛋糕片就是我们‘三角地带’的准确形状。”（林少华译《我的呈奶酪蛋糕形状的贫穷》）
　　1973或1974年的时候，村上春树与妻子结婚不久，面临着“可以登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的贫穷。租不起像样的公寓，他们只得四处寻找廉价的可遮风避雨的落脚之地。在招租广告的指引下，他们走进了那间孤零零盖在“三角地带”尖端的房子，感觉就像站在一艘行驶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驱逐舰的舰桥。
　　“三角地带”的两边，两条铁路左右相夹，一边是国铁线，一边是私铁线。
　　两条铁路原来是一并行驶的，以这楔子形的尖端为分歧点，像被撕裂开来似的，以不自然的角度各奔南北。打开大门，一辆电车就从眼前奔过;打开后窗，另一辆电车呼啸而至。房子里的人与电车上的乘客接近到几乎可以四目相对、点头招呼的程度，玻璃窗哗啦作响，彼此听不见对方的讲话声。村上与妻子在里面逗留了一个小时，这期间有相当多的电车从房子两侧通过。“如果话说到一半有车开来，我们便闭上嘴巴等车通过。等安静下来，刚开始说话，下一班电车又来了。那情形，不知该称为（思想）交流的中断还是分裂，总之是十分让-吕克·戈达尔（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式的。”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村上春树最终还是决定租下那座房子，原因是从窗口泻进来的春日阳光，在榻榻米上照出一片小小的四方形，“很像我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那个住在阪神地区宁静的郊外，在担任国语教师的父母的关爱中长大，成绩马马虎虎，爱读书、听音乐的“普通男孩”，60年代末只身来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学习，却始终游荡在校园教室与学运骚乱之外，体味、吸收着一切“拥有在都市里生存所需的实用知识”，将“团块世代”（“二战”后日本的第一个生育高峰）应有的既定人生轨迹颠倒了个次序：结婚、工作、毕业。
　　为生活所迫搬进“三角地带”时，棉被、衣服、餐具、台灯、几本书和一只猫，就是夫妻二人的全部家当。“房子建得极其马虎，到处都有空隙来风。夏天自是开心惬意，冬天那里就成了地狱。买取暖炉的钱都没有，天一黑，我就和她以及猫钻进被窝，那才叫不折不扣的相拥而眠……四月间铁路工人有几天罢工。一有罢工，我们真是欢欣鼓舞。一整天一趟列车都没有。我和她抱着猫到铁轨上晒太阳，安静得简直像坐在湖底。我们年轻，新婚不久，阳光免费。”
　　经过一段同时打几份零工的东奔西走的日子之后，村上夫妇总算找到了适合自己栖身的社会“缝隙”，开了一家可以整日播放喜爱的爵士乐，提供咖啡、酒类和简餐的小店。然而到了每月向银行还贷款的日子，他们依然会感受到现实的冷酷。有一次到了还款期限的最后一天，想尽办法却依然凑不够钱，夫妻二人垂头丧气地走在深夜寒冷的大街，居然就在地上捡到了符合数目的皱巴巴的钞票，不可思议地“捡回了小命”。
　　按照村上的说法，他们“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施小炜译《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那是1978年4月一个晴朗的午后，村上春树独自前往神宫球场观看中央棒球联盟的揭幕战——养乐多燕子队对阵广岛鲤鱼队。就在第一击球手戴夫·希尔顿打出潇洒有力的二垒打的那一瞬间，村上春树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地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接住了它”。比赛结束后，村上立刻坐上电车赶往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稿纸和钢笔。夜深人静，结束店里的工作之后，他坐在厨房的饭桌前摊开稿纸，开始写作……
　　一年后，村上接到《群像》杂志编辑的来电，通知他，“小说已经闯进新人奖评选的最后一轮”。放下电话，村上和妻子一道出门散步，走过明治大街的千驮谷小学旁时，在绿荫丛中发现一只翅膀受伤的信鸽，他们按照信鸽身上的名牌，将它送回附近的岗亭。村上的心中一阵情感荡漾：“我们沿着原宿的后街小路走过去，受伤的鸽子在我掌心暖暖地微微颤抖。那是一个晴朗舒爽的星期天，周围的树木、建筑、商店橱窗都在春日的阳光下闪耀，明亮而美丽。这时我陡然想到，我肯定会摘取《群像》新人奖，并且从此成为小说家……”
　　直到今天，村上春树时不时还会想起他那呈奶酪蛋糕形状的“三角地带”，不知道那所房子里现在住着什么样的人。成為作家后，他这样写道——
　　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林 边摘自《传记文学》2019年第2期，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