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M.M.布鲁姆在讲青年海明威旅居巴黎时的故事《整个巴黎属于我》的尾声中，描述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波莱特·阿施利夫人——也是和海明威一起去西班牙看斗牛的观光团成员杜芙·特怀斯顿夫人——时，引用诗人宾纳对得了肺结核在疗养院里度过了生命最后时光的杜芙的刻画。
　　在海明威笔下，《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波莱特·阿施利夫人是“不羁魅力的典范，永不老去”;生活中的杜芙，亦如莱斯利所勾画的那样不羁，宁可放弃贵族夫人的头衔，也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尽管命运最终没有眷顾，但她将不服输的劲头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曾经被作家们想入非非的肉体已经“像风干的海马一样瘦弱”，却仍然保持着“不屈的光彩”。
　　作为“迷惘一代”的代言人，海明威获得巨大成功后便陷入低谷，新作被人耻笑。与许多成功之后难再现辉煌的人不同，很快，海明威就凭借《老人与海》强势回归，这篇小说不仅为他赢得普利策奖，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后来与抑郁斗争的海明威，最终还是用猎枪结束了生命。
　　过去，我们习惯称海明威结束自己的生命为“自杀”——在世俗的眼光中，自杀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是，借用抵抗战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奥地利作家让·埃默里的说法，这叫“自死”。“自由死亡（自死）的原因并非疾病……自由死亡是人类的特权”，“自愿死去是人按照自身不可被外界剥夺的标准行事的权利，是人最大的自由”。
　　埃默里在最后一本著作《独自走向自己生命的尽头》出版两年后，也选择了“自死”。他的三部曲，包括另外两部——《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和《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其主旨都闪耀着这种面对命运的“不屈的光彩”。借用波德莱尔的话说，就是“不做时间的奴隶”。
　　不屈的光彩，用来描述患了乳腺癌后的苏珊·桑塔格也非常贴切。丹尼尔·施赖伯在《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一书中描述，1975年，42岁的桑塔格在一次常规体检中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医生推测她只能活半年，存活两年的可能性为10%。在经历了最初的极度恐慌后，桑塔格切除了乳房，又经历了5次手术。癌症在桑塔格外表上留下明显的痕迹——部分头发在化疗中脱落，再长出时成了白发——她“那一头黑发加上额前奇怪的一绺白发成为接下来20年美国人眼中的‘标志性造型’”。
　　当然，仅靠外表是不能成为“标志性造型”的。病中的桑塔格完成了《论摄影》《疾病的隐喻》等经典作品。1998年，65岁的桑塔格又患了宫颈癌。手术后的桑塔格醒来后说的还是“我要工作”。在第二次罹患癌症期间，桑塔格为一本影集《女性》写了长序，她坚持谈话、阅读、看电影，完成了小说《在美国》，甚至开始学弹钢琴——“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试着以48小时来对待它”。在最初发现身患癌症并与之战斗近30年后，苏珊·桑塔格与疾病的战争才告结束。疾病最終战胜了她，但是，桑塔格那永远的“伟大的异见者”的思想和形象，在政治文化领域，以及她对抗疾病的精神，都永远留在人世，这是疾病永远无法战胜的。
　　（秋水长天摘自《博客天下》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