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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身份理论
（一）文化身份理论概述
文化身份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美国精神分析家Eriksson首次提出。最初，文化身份被描述成“心灵的归属感”，强调特定民族的价值、背景、看法。并指出它“是在不同的时空顺应民族、族群的需要被构建和塑造出来的。” 该说法下的文化身份跟倾向于“民族身份”。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扩展了这个最初的界定，认为某一特定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比民族身份更加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文化身份可以被看做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
20世纪90年代，Collier成为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和Thomas一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的处理提出了重要理论。Collier和Thomas提出理论命题：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在于其他身份相比时位置就越重要。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亦有学者把Cultural Identity翻译为“文化认同”。从语义理解，这种翻译强调了个体追求“认同”的心理。笔者在这篇论文中将不采用此翻译。因为“文化身份”不但包含着个体主观上的“认同”，也包含着由交际者的交际习惯、所处社会结构而带来的“从属”。也就是说，是外因和内因共同造就了个体的“文化身份”。
（二）文化身份的特点
1.多重性
每个个体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同的对象，身处不同的场合，个人的文化身份都有着显著的不同，需要在复杂的语境之协商各自的文化身份。
例如，A同学在的身份可以是：家中的独生女、虔诚的穆斯林、咖啡厅的兼职服务生、舞蹈团领舞、摇滚乐队歌迷等等。
2.可变性
个体处在社会中，环境会不断促使自身发生改变。从而使自身拥有更多或者更少的文化身份。郭晓川提出文化身份是“丰富的，内部有张力，包含着不同的，相互质疑的部分，因此也就能吸收来自外部的不同文化的营养，不断发展自己。”同时，在特定情境下，个体业可能被迫放弃或主动放弃文化身份中的某个部分。
文化身份的可变性在移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移居地和原有文化产生冲突时，大多数移民希望继续忠于原有的文化。但同时，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活，他们也要做出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他们接受新的文化身份，也会放弃部分旧有的文化身份。
（三）文化身份的显著度
文化身份的显著度指的是某种特定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双方之间被重视的程度。在特定的语境，面对特定对象，每种文化身份的显著度都是不同的回到1.2.1中的例子，如果A同学想要和一个基督徒男性发展恋情，她穆斯林的文化身份显然是最显著的。如果A同学去应聘兼职舞蹈教师，她独生女的文化身份显然是相当弱的，而舞蹈团领舞的文化身份是最显著的。
二、小说《同名人》中的文化身份
（一）关于《同名人》
长篇小说《同名人》是印度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2005年的作品，它描述了两代流散者不同的精神体验。
主人公果戈里是出生于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他的父亲艾休克出生于印度，22岁时的一次劫后余生让他决定来到美国，并将婚前只见过一面的新婚妻子阿西玛一同带到这片土地。夫妻两共同的习俗文化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依赖，彼此依存。
儿子果戈里却和他们完全不同。生于美国，果戈里一派美国青年做派。他一直不理解并且烦恼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果戈里交往了一个美国女友，两人的恋情却因父亲艾休克的去世终止。后来，果戈里与同为印度裔的莫西玛成婚，而婚后生活也面临着移民身份带来的冲击。
（二）主人公的多重文化身份
比起第一代移民的离根之苦，第二代移民承受的文化冲击往往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拥有更复杂的文化身份。小说主人公果戈里拥有多重的、变化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美国籍、建筑学博士、白人女孩的男友等等。
对于父母来说，他最重要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果戈里的父亲艾休克和母亲阿西玛都是较为传统的孟加拉人。虽然身在美国，他们仍然尽量坚持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尤其对于阿西玛，她鲜少与外界接触，坚持穿着印度纱丽，点吉祥痣，坚持做印度饭菜，为孩子举行印度教仪式。
对于白人女友来说，果戈里最初只是一个“American Born Indian”，除了家族成员，其他方面与美国青年没有不同。这时候白人女友最看重他的文化身份应该是“生长于美国”。然而，自从去过果戈里的家，他“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在白人女友面前开始增强了。
果戈里后来的妻子莫西玛与他有着相似的经历。莫西玛先后在巴黎、美国留学，由一个“书呆子”变得非常“性感”，十足美国做派。对于她，起初，果戈里“美国建筑学博士”的文化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婚后，果戈里也渐渐意识到他内在的“根”，果戈里“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开始凸显。
三、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偏好”“抵触”“显著度”
不同个体对他人的不同文化身份存在不同的态度。有所偏好亦有所抵触。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以《同名人》为例探讨“偏好型”文化身份和“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二）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1.果戈里与母亲（阿西玛）
在果戈里的多重文化身份中，“印度后裔”是阿西玛的偏好型，“生长于美国”是阿西玛的“抵触型”。
在两人的交流中，果戈里的后一种文化身份的表现远远比前一种显著。例如，果戈里称父母为“家伙（guys）”；随父母到印度，果戈里称人力车是“旧社会封建传统”；交往白人女友。这些都是阿西玛的“抵触型”文化身份“生长于美国”才会有的举动。 而这样的举动为母子两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阿西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这“简直像个陌生人”；难以忍受他对人力车的嘲讽；竭力容忍白人女友。
这种“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和“偏好型”文化身份的不显著导致了母子二人交流的不愉快。
2.果戈里与白人女友
对于白人女友（麦克斯）来说，“生长于美国”是她的“偏好型”；“印度后裔”是她的“抵触型”。
两人交往伊始，果戈里的做派与其他美国青年没有太大区别。两人都热爱自由，喜欢浪漫，交往得十分顺利。然而，果戈里的父亲去世后，她的“印度后裔”文化身份开始变得显著。他剃了头发，回到印度为父亲办理后事，并拒绝麦克斯的参与，因为“这是家人的事”。而麦克斯则认为两人“早就是一家人了”。两人因此产生不快并最终分手，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可见，“偏好型”文化身份的显著令两人相处愉快，而“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导致了交流的问题。
3.果戈里与莫西玛
莫西玛之所以与果戈里相爱并结婚，就是由于他“生长于美国”这个文化身份。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并走到一起。然而，婚后莫西玛果戈里变得越发传统。他不希望莫西玛出去工作，而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这与莫西玛对于“生长于美国”这个文化身份的重视截然相反。最后，莫西玛说：“也许是我不满足于我们俩都是孟加拉人”并有了外遇。
“偏好型”文化身份最初吸引了莫西玛，两人走到一起，而“抵触型”文化身份变得显著时，两人产生了冲突，交流失败。
4.分析
笔者用下面的表格将“偏好型”和“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做出汇总。其中“↑”“↓”分别表示对跨文化交流有利和不利。（见表1）
由表1的总结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利于跨文化交际。
四、小结
跨文化交际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身份”问题。然而，在不同语境下，面对不同对象，“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不变的。每个个体都有多重的文化身份。民族、社会环境、行为习惯可以塑造人们的文化身份；同时，基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因素也能塑造文化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下，个体的每个文化身份的体现强度也不同，即显著度不同。
在交际中，个人的总有受到交际对象偏好的文化身份和被交际对象抵触的文化身份。通过对《同名人》的分析，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反之，“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
作为多元文化最集中的国度，美国拥有大批各国移民。亚裔美籍文学中文化身份的研究是了解亚洲流散者在美物质精神旅程经历的重要部分。小说《同名人》中，作者裘帕·拉希莉并没有为她笔下的亚裔美国人提供一个明确的自我身份界定方式，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角色和读者都在这个未解的问题中寻求文化身份的多重含义。这也更彰显了当代移民在异质文化氛围中感受的复杂性，以及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成为明显的世界性趋势，跨文化交际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非官方乃至个人领域。交流的跨文化性也给“文化身份”赋予了更深长的意义。一方面，越来越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人开始互相了解交流；另一方面，移民（包括二代移民）也将受到不同文化身份转换的挑战。因此，对文化身份理论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进行。
参考文献：
[1]蔡荣寿，金芳颖.跨文化交际通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2]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郭晓川.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7]梅晓云.名字的背后是什么——评裘帕拉希莉的小说《同名人》[J].西北大学学报，2008，38（）：157-160.
[8]陈春霞.流散文学的文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7.
（一）文化身份理论概述
文化身份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美国精神分析家Eriksson首次提出。最初，文化身份被描述成“心灵的归属感”，强调特定民族的价值、背景、看法。并指出它“是在不同的时空顺应民族、族群的需要被构建和塑造出来的。” 该说法下的文化身份跟倾向于“民族身份”。
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扩展了这个最初的界定，认为某一特定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比民族身份更加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文化身份可以被看做某一特定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
20世纪90年代，Collier成为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和Thomas一同对于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的处理提出了重要理论。Collier和Thomas提出理论命题：文化身份越是自认定，它们在于其他身份相比时位置就越重要。
需要特殊说明的是，亦有学者把Cultural Identity翻译为“文化认同”。从语义理解，这种翻译强调了个体追求“认同”的心理。笔者在这篇论文中将不采用此翻译。因为“文化身份”不但包含着个体主观上的“认同”，也包含着由交际者的交际习惯、所处社会结构而带来的“从属”。也就是说，是外因和内因共同造就了个体的“文化身份”。
（二）文化身份的特点
1.多重性
每个个体的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不同的对象，身处不同的场合，个人的文化身份都有着显著的不同，需要在复杂的语境之协商各自的文化身份。
例如，A同学在的身份可以是：家中的独生女、虔诚的穆斯林、咖啡厅的兼职服务生、舞蹈团领舞、摇滚乐队歌迷等等。
2.可变性
个体处在社会中，环境会不断促使自身发生改变。从而使自身拥有更多或者更少的文化身份。郭晓川提出文化身份是“丰富的，内部有张力，包含着不同的，相互质疑的部分，因此也就能吸收来自外部的不同文化的营养，不断发展自己。”同时，在特定情境下，个体业可能被迫放弃或主动放弃文化身份中的某个部分。
文化身份的可变性在移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当移居地和原有文化产生冲突时，大多数移民希望继续忠于原有的文化。但同时，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活，他们也要做出改变。这种改变会让他们接受新的文化身份，也会放弃部分旧有的文化身份。
（三）文化身份的显著度
文化身份的显著度指的是某种特定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双方之间被重视的程度。在特定的语境，面对特定对象，每种文化身份的显著度都是不同的回到1.2.1中的例子，如果A同学想要和一个基督徒男性发展恋情，她穆斯林的文化身份显然是最显著的。如果A同学去应聘兼职舞蹈教师，她独生女的文化身份显然是相当弱的，而舞蹈团领舞的文化身份是最显著的。
二、小说《同名人》中的文化身份
（一）关于《同名人》
长篇小说《同名人》是印度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2005年的作品，它描述了两代流散者不同的精神体验。
主人公果戈里是出生于美国的第二代移民。他的父亲艾休克出生于印度，22岁时的一次劫后余生让他决定来到美国，并将婚前只见过一面的新婚妻子阿西玛一同带到这片土地。夫妻两共同的习俗文化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依赖，彼此依存。
儿子果戈里却和他们完全不同。生于美国，果戈里一派美国青年做派。他一直不理解并且烦恼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果戈里交往了一个美国女友，两人的恋情却因父亲艾休克的去世终止。后来，果戈里与同为印度裔的莫西玛成婚，而婚后生活也面临着移民身份带来的冲击。
（二）主人公的多重文化身份
比起第一代移民的离根之苦，第二代移民承受的文化冲击往往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拥有更复杂的文化身份。小说主人公果戈里拥有多重的、变化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美国籍、建筑学博士、白人女孩的男友等等。
对于父母来说，他最重要的文化身份是印度后裔。果戈里的父亲艾休克和母亲阿西玛都是较为传统的孟加拉人。虽然身在美国，他们仍然尽量坚持保留着原有的文化。尤其对于阿西玛，她鲜少与外界接触，坚持穿着印度纱丽，点吉祥痣，坚持做印度饭菜，为孩子举行印度教仪式。
对于白人女友来说，果戈里最初只是一个“American Born Indian”，除了家族成员，其他方面与美国青年没有不同。这时候白人女友最看重他的文化身份应该是“生长于美国”。然而，自从去过果戈里的家，他“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在白人女友面前开始增强了。
果戈里后来的妻子莫西玛与他有着相似的经历。莫西玛先后在巴黎、美国留学，由一个“书呆子”变得非常“性感”，十足美国做派。对于她，起初，果戈里“美国建筑学博士”的文化身份是很重要的。但婚后，果戈里也渐渐意识到他内在的“根”，果戈里“印度后裔”的文化身份开始凸显。
三、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一）“偏好”“抵触”“显著度”
不同个体对他人的不同文化身份存在不同的态度。有所偏好亦有所抵触。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以《同名人》为例探讨“偏好型”文化身份和“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二）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1.果戈里与母亲（阿西玛）
在果戈里的多重文化身份中，“印度后裔”是阿西玛的偏好型，“生长于美国”是阿西玛的“抵触型”。
在两人的交流中，果戈里的后一种文化身份的表现远远比前一种显著。例如，果戈里称父母为“家伙（guys）”；随父母到印度，果戈里称人力车是“旧社会封建传统”；交往白人女友。这些都是阿西玛的“抵触型”文化身份“生长于美国”才会有的举动。 而这样的举动为母子两跨文化交流带来的影响是：阿西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这“简直像个陌生人”；难以忍受他对人力车的嘲讽；竭力容忍白人女友。
这种“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和“偏好型”文化身份的不显著导致了母子二人交流的不愉快。
2.果戈里与白人女友
对于白人女友（麦克斯）来说，“生长于美国”是她的“偏好型”；“印度后裔”是她的“抵触型”。
两人交往伊始，果戈里的做派与其他美国青年没有太大区别。两人都热爱自由，喜欢浪漫，交往得十分顺利。然而，果戈里的父亲去世后，她的“印度后裔”文化身份开始变得显著。他剃了头发，回到印度为父亲办理后事，并拒绝麦克斯的参与，因为“这是家人的事”。而麦克斯则认为两人“早就是一家人了”。两人因此产生不快并最终分手，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可见，“偏好型”文化身份的显著令两人相处愉快，而“抵触型”文化身份的显著导致了交流的问题。
3.果戈里与莫西玛
莫西玛之所以与果戈里相爱并结婚，就是由于他“生长于美国”这个文化身份。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并走到一起。然而，婚后莫西玛果戈里变得越发传统。他不希望莫西玛出去工作，而是当一个家庭主妇。这与莫西玛对于“生长于美国”这个文化身份的重视截然相反。最后，莫西玛说：“也许是我不满足于我们俩都是孟加拉人”并有了外遇。
“偏好型”文化身份最初吸引了莫西玛，两人走到一起，而“抵触型”文化身份变得显著时，两人产生了冲突，交流失败。
4.分析
笔者用下面的表格将“偏好型”和“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做出汇总。其中“↑”“↓”分别表示对跨文化交流有利和不利。（见表1）
由表1的总结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利于跨文化交际。
四、小结
跨文化交际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身份”问题。然而，在不同语境下，面对不同对象，“文化身份”不是单一的、不变的。每个个体都有多重的文化身份。民族、社会环境、行为习惯可以塑造人们的文化身份；同时，基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因素也能塑造文化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下，个体的每个文化身份的体现强度也不同，即显著度不同。
在交际中，个人的总有受到交际对象偏好的文化身份和被交际对象抵触的文化身份。通过对《同名人》的分析，可以看出，“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越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反之，“偏好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低，“抵触型”文化身份显著度越高，越不利于跨文化交际。
作为多元文化最集中的国度，美国拥有大批各国移民。亚裔美籍文学中文化身份的研究是了解亚洲流散者在美物质精神旅程经历的重要部分。小说《同名人》中，作者裘帕·拉希莉并没有为她笔下的亚裔美国人提供一个明确的自我身份界定方式，而是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角色和读者都在这个未解的问题中寻求文化身份的多重含义。这也更彰显了当代移民在异质文化氛围中感受的复杂性，以及对此问题进行探究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成为明显的世界性趋势，跨文化交际将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非官方乃至个人领域。交流的跨文化性也给“文化身份”赋予了更深长的意义。一方面，越来越多不同文化之间的人开始互相了解交流；另一方面，移民（包括二代移民）也将受到不同文化身份转换的挑战。因此，对文化身份理论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进行。
参考文献：
[1]蔡荣寿，金芳颖.跨文化交际通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2]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斯图亚特·霍尔，保罗·杜盖伊.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郭晓川.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7]梅晓云.名字的背后是什么——评裘帕拉希莉的小说《同名人》[J].西北大学学报，2008，38（）：157-160.
[8]陈春霞.流散文学的文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