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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形式美学理论的研究以外，抽象表现主义在新马克思理论研究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主要关切是抽象表现主义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新近这一译著的研究，更深入到艺术家们对人性自我认识这一实践层面，通过现代人话语这一桥梁建立抽象表现主义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显示，抽象表现主义前卫的表象下，是与意识形态对现代人话语的共同回应和充实。
【关键词】：现代人话语；自我认知；意识形态；抽象表现主义
对抽象表现主义的研究，主要有格林伯格的现代形式美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理论，将艺术的类别界限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應以理性为出发点。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在画派与美国社会政治的关系上，论证它与社会政治关系的专著有《作为政治的艺术》（安妮特·考克斯），它被接受和政治推广的专著有《纽约如何窃取现代主义的理念》（居尔博特）。新近的译著《重构抽象表现主义》从艺术家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来建构抽象表现主义。其对艺术家自我探索实践的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罗森伯格的 “行动绘画”一样，同样关注人性自我。迈克尔·莱杰用现代人话语将意识形态与抽象表现艺术家联系起来并发现它们的统一性。
莱杰认为，在二战结束之时，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首要任务是“对人性的新看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新形势”。[1]现代人话语将两个新任务放入人性观之中扩展其内涵。他认为，关于人性的文字再现、艺术视觉再现与当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有深刻的关联。这是他将抽象表现主义与中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研究的动因。它们相呼应的关系，体现在通过现代人话语，一个用艺术视觉再现，一个是用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来共同回应自身困境。意识形态与现代人话语，建构了抽象表现主义。也即，抽象表现主义的前卫性遭遇了挑战，它是一个向意识形态妥协的并与之统一的艺术。
莱杰认为，现代人话语涵盖的范围超越了学科界限，关于人个体的建构得到了很多领域的关注，研究它面临诸多理论，因此很难给予它一个准确的描述。对此，迈克尔·莱杰将它放在20世纪美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中，勾画出它不断变化的轮廓。
他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关于人性问题的现代人文本，福柯在认为人是“处于对知识的安排中”的。历史学家芒福德的人性观，强调命运与人的动能之间的冲突。现代人文本的特点是，与历史的彻底决裂，渴求新的文本范式。比如，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论到人自我认识上的危机。托马斯库恩认为人们的焦虑情绪曾在科学史范式转换时出现过。[2]莱杰指出他所描述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在人性的认识范式崩溃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危机。对自我认识范式的研究，沃伦·苏斯曼将美国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的自我认识范式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但迈克尔·莱杰则认为这一时期是构成现代人话语的文化摸索时期，混杂了各种自我认知的模式。
现代人话语回应的危机，是美国主流文化和主体性所遭遇到的。莱杰考察并界定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自我认，其自我认知是稳定统一和理性的。对这一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巩固的研究，自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中产阶级相信个人的能力这一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在不同信仰和群体的主体中。但这一愿景受到现代人话语的质疑。它质疑中产阶级对那些节制、稳定、理性品格的一贯持守，而它更能解释现今的人类暴行及人性中的阴暗。现代人话语的目的是要替代中产阶级主体来巩固这个意识形态。现代人话语认为依赖科学可以恢复理性和秩序，但其中原始、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在西方文化史特别是浪漫主义以后遭到实证主义的严重质疑。莱杰声明，现代人话语得以实施的原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能力而非预先制定的，他展现的现代人形象是“表现为一个具体的中产阶级形象，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3]
现代人话语中，悲观宿命论代表，是神话制造者——以纽曼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者、威利、克鲁奇、尼采及其拓展者。美国宪法也显示出人性是建立在个体的内心冲突之上的。达尔文理论，传递出动物的原始性特征还是存在于现代人的身上的信息。莱杰列举了一些作家和学者对这一情况的描述以及对人性进行刻画的艺术作品，如乔治·格雷·巴纳德的雕塑《人类两种天性的斗争》，德库宁的绘画《骑自行车的女人》。
杰克逊·李尔斯对1880-1920年的反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证明了美国西北部的新教徒精英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在镀金时代就遇到困境，自我描述为分裂的主体。研究展示了这一思想在上层文化的起源，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修正和传播，说明现代人话语形成在战争之前就有萌芽。人的生活层面的各种割裂，动摇了自我人格的基础。战争、经济大萧条的因素扩充了现代人话语的内容。这些现代人文本有哈维弗格森《现代人的信仰和行为》，鲁宾逊《意识的形成》，奥弗斯特里特《关于我们》等。现代人文本写作的旨趣就在于“弥补现代生活给人的内心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分裂。”[4]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人，到镀金时代分裂自我认知的转变。现代人话语的自我认知模式将两种认知调和了，并认为将非理性的个体转变为理性平衡的经济人，幸福和满足就会重新降临。重建人性的希望被点燃了，共产主义受到批评，关于意识和人格的研究围绕着种族主义展开，人们开始接受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
鲁宾逊和杜威都主张人性科学化，致力于将科学分析这一理性工具用于对人性的研究。从20年代至30年代的强烈反响，到人们从共同的个人无力感中丧失了信心。他们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正是新人文主义的贵族观。
新人文主义是倡导清教徒美德的学术运动，主张自制、平衡、等贵族价值观，反对“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中的放任倾向和原始主义”。[5]欧文·白壁德是新人文主义的代表、哈佛的教授和文学评论家。通过拉奥孔在雕塑和诗歌中的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白壁德认为不同的艺术应该有边界且可微小的越界；认识和尊重艺术的差异，可以纠正浪漫时期艺术中的混乱。他对艺术与载体之间关系的观点是，用知性和节制来控制情感，这样的艺术，可以使艺术形式与某些价值观保持平衡。他是艺术标准的支持者。
关于拉奥孔的著作格林伯格受到白壁德的影响，但格林伯格认为艺术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莱杰的研究重点是，格林伯格的美学思想与白壁德一样，把艺术标准和规则看做伟大艺术的标志。他认同新人文主义的美学理想，认为目标远大的艺术应该从理性学说的最高点出发，而不是建立在可悲的实践上……[6]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中表现的现代人主体没有价值，应掩盖它们，或者将它们赶出去。格林伯格的美学观点受益于新人文主义，但他站在人性科学化这一边。事实上，格林伯格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误解，引起了艺术家深深的不满。
迈克尔·莱杰对现代人话语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的考察，发现这一话语正是中产阶级精英主流意识形态得以调和的药剂，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是对这一话语内涵的回应和丰富。因此，抽象表现主义在现代人话语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联系中被建立起来。
备注：
[1]迈克尔·莱杰 ：《重构抽象表现主义》，第275页
[2]同上，第280页
[3]同上，第287页
[4]同上，第293页
[5]同上，第302页
[6]同上，第307页
【关键词】：现代人话语；自我认知；意识形态；抽象表现主义
对抽象表现主义的研究，主要有格林伯格的现代形式美学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式理论，将艺术的类别界限视为不可逾越的，艺术應以理性为出发点。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在画派与美国社会政治的关系上，论证它与社会政治关系的专著有《作为政治的艺术》（安妮特·考克斯），它被接受和政治推广的专著有《纽约如何窃取现代主义的理念》（居尔博特）。新近的译著《重构抽象表现主义》从艺术家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来建构抽象表现主义。其对艺术家自我探索实践的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罗森伯格的 “行动绘画”一样，同样关注人性自我。迈克尔·莱杰用现代人话语将意识形态与抽象表现艺术家联系起来并发现它们的统一性。
莱杰认为，在二战结束之时，美国中产阶级文化的首要任务是“对人性的新看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新形势”。[1]现代人话语将两个新任务放入人性观之中扩展其内涵。他认为，关于人性的文字再现、艺术视觉再现与当代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有深刻的关联。这是他将抽象表现主义与中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研究的动因。它们相呼应的关系，体现在通过现代人话语，一个用艺术视觉再现，一个是用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来共同回应自身困境。意识形态与现代人话语，建构了抽象表现主义。也即，抽象表现主义的前卫性遭遇了挑战，它是一个向意识形态妥协的并与之统一的艺术。
莱杰认为，现代人话语涵盖的范围超越了学科界限，关于人个体的建构得到了很多领域的关注，研究它面临诸多理论，因此很难给予它一个准确的描述。对此，迈克尔·莱杰将它放在20世纪美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中，勾画出它不断变化的轮廓。
他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关于人性问题的现代人文本，福柯在认为人是“处于对知识的安排中”的。历史学家芒福德的人性观，强调命运与人的动能之间的冲突。现代人文本的特点是，与历史的彻底决裂，渴求新的文本范式。比如，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论到人自我认识上的危机。托马斯库恩认为人们的焦虑情绪曾在科学史范式转换时出现过。[2]莱杰指出他所描述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在人性的认识范式崩溃时所产生的焦虑和危机。对自我认识范式的研究，沃伦·苏斯曼将美国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的自我认识范式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但迈克尔·莱杰则认为这一时期是构成现代人话语的文化摸索时期，混杂了各种自我认知的模式。
现代人话语回应的危机，是美国主流文化和主体性所遭遇到的。莱杰考察并界定了中产阶级价值观和自我认，其自我认知是稳定统一和理性的。对这一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巩固的研究，自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中产阶级相信个人的能力这一意识形态已经深入在不同信仰和群体的主体中。但这一愿景受到现代人话语的质疑。它质疑中产阶级对那些节制、稳定、理性品格的一贯持守，而它更能解释现今的人类暴行及人性中的阴暗。现代人话语的目的是要替代中产阶级主体来巩固这个意识形态。现代人话语认为依赖科学可以恢复理性和秩序，但其中原始、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在西方文化史特别是浪漫主义以后遭到实证主义的严重质疑。莱杰声明，现代人话语得以实施的原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然能力而非预先制定的，他展现的现代人形象是“表现为一个具体的中产阶级形象，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3]
现代人话语中，悲观宿命论代表，是神话制造者——以纽曼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者、威利、克鲁奇、尼采及其拓展者。美国宪法也显示出人性是建立在个体的内心冲突之上的。达尔文理论，传递出动物的原始性特征还是存在于现代人的身上的信息。莱杰列举了一些作家和学者对这一情况的描述以及对人性进行刻画的艺术作品，如乔治·格雷·巴纳德的雕塑《人类两种天性的斗争》，德库宁的绘画《骑自行车的女人》。
杰克逊·李尔斯对1880-1920年的反现代主义思潮的研究，证明了美国西北部的新教徒精英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在镀金时代就遇到困境，自我描述为分裂的主体。研究展示了这一思想在上层文化的起源，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修正和传播，说明现代人话语形成在战争之前就有萌芽。人的生活层面的各种割裂，动摇了自我人格的基础。战争、经济大萧条的因素扩充了现代人话语的内容。这些现代人文本有哈维弗格森《现代人的信仰和行为》，鲁宾逊《意识的形成》，奥弗斯特里特《关于我们》等。现代人文本写作的旨趣就在于“弥补现代生活给人的内心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分裂。”[4]
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经历了从资本主义理性的经济人，到镀金时代分裂自我认知的转变。现代人话语的自我认知模式将两种认知调和了，并认为将非理性的个体转变为理性平衡的经济人，幸福和满足就会重新降临。重建人性的希望被点燃了，共产主义受到批评，关于意识和人格的研究围绕着种族主义展开，人们开始接受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
鲁宾逊和杜威都主张人性科学化，致力于将科学分析这一理性工具用于对人性的研究。从20年代至30年代的强烈反响，到人们从共同的个人无力感中丧失了信心。他们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正是新人文主义的贵族观。
新人文主义是倡导清教徒美德的学术运动，主张自制、平衡、等贵族价值观，反对“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中的放任倾向和原始主义”。[5]欧文·白壁德是新人文主义的代表、哈佛的教授和文学评论家。通过拉奥孔在雕塑和诗歌中的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白壁德认为不同的艺术应该有边界且可微小的越界；认识和尊重艺术的差异，可以纠正浪漫时期艺术中的混乱。他对艺术与载体之间关系的观点是，用知性和节制来控制情感，这样的艺术，可以使艺术形式与某些价值观保持平衡。他是艺术标准的支持者。
关于拉奥孔的著作格林伯格受到白壁德的影响，但格林伯格认为艺术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莱杰的研究重点是，格林伯格的美学思想与白壁德一样，把艺术标准和规则看做伟大艺术的标志。他认同新人文主义的美学理想，认为目标远大的艺术应该从理性学说的最高点出发，而不是建立在可悲的实践上……[6]认为抽象表现主义中表现的现代人主体没有价值，应掩盖它们，或者将它们赶出去。格林伯格的美学观点受益于新人文主义，但他站在人性科学化这一边。事实上，格林伯格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误解，引起了艺术家深深的不满。
迈克尔·莱杰对现代人话语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的考察，发现这一话语正是中产阶级精英主流意识形态得以调和的药剂，而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是对这一话语内涵的回应和丰富。因此，抽象表现主义在现代人话语和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之间联系中被建立起来。
备注：
[1]迈克尔·莱杰 ：《重构抽象表现主义》，第275页
[2]同上，第280页
[3]同上，第287页
[4]同上，第293页
[5]同上，第302页
[6]同上，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