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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尔·福恩斯·厄威克(Lyndall Fownes Urwick),1891年3月3日出生于英格兰伍斯特郡的北莫尔文(North Malvern, Worcestershire County, England),他是家中独子,他的家族办有属于自己的手套工厂。1909年,厄威克就读于牛津大学雷普顿和新学院(Repton and New College, Oxford),攻读历史学,并享有奖学金。但厄威克并没有埋头于故纸堆,而是力图使自己得到更为实用的训练,追求日后可以用于管理家族企业的能力。出于这一目的,厄威克的主要精力放在大学军官训练营(Th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OTC)上面。军官训练营是英国军队的一部分,类似于预备役训练,旨在给英国大学生提供军事领导技能的培训,让学生能够体验军中生活。在大学生军官训练营的军旗游戏中,厄威克曾代表牛津大学与来自剑桥大学的学员比赛,这种游戏当时很流行,是后来商业游戏的前身。1913年,厄威克获得学士学位,后来在参战回来的1919年又获得硕士学位。
战争硝烟与《车间管理》
由于兴趣之所在,厄威克大学毕业后在本土做了军官候补生。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到后来大大超出厄威克起初的预想。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作为军人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14年8月,参军14个月的厄威克,在奔赴战场的同时被提升为陆军少尉。从1914年到1918年,厄威克一直在打仗。起初,他担任步兵连长,由于作战英勇荣获十字勋章。1916年,他被选派到师参谋部任职,在这里,他得到了有关参谋制的管理启蒙。1917年,他晋升为少校,成为一名荣获英帝国勋章的军官(Officer of Order, OBE)。到退役前,他的军衔升到中校。1918年,伴随着战争的结束,厄威克也告别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厄威克不仅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英国军人的职责,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组织管理的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厄威克参加了西线的四次战事。就在参战后不久,由于战时恶劣的生活条件,他曾经患过一次肠炎。患病期间,厄威克离开前线,被暂时派到鲁昂的边防部门,给一位退休上尉担任助理副官。这位上尉战前在工商领域打拼,因为战争爆发而被重新召回军队。厄威克自己家里又是经营工厂的,两人自然有着共同话题。一天晚上,厄威克和上尉在营房里聊天,上尉很真诚地告诉他说:“如果你可以从战争中活下来,我现在说的话或许会对你有点用,你回到家经营你的家族企业时,应该读一下一本叫做《车间管理》的书,它是由美国一个叫弗里德里克·泰罗的工程师写的,他不会哗众取巧,但是他确实掌握了很多东西……”说者有心,听者有意,泰罗的名字和《车间管理》这本书,从此印入了厄威克的脑海,而且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1915年的春天,厄威克又回到了他原来在比利时伊普尔服兵役的兵团。这里是一战中英军和德军打得最苦的战场之一,也是历史上最早使用毒气作战的地方。即便是在激烈的战争中,厄威克也牵挂着他听到的这本“不会哗众取巧”的书。在厄威克服役期间,他的母亲经常寄给他一些“慰问品”,诸如糖果、袜子、剃须香皂等等。于是,厄威克从鲁昂回到比利时后,就写信让母亲寄给他一本《车间管理》。
他的母亲满足了儿子的愿望。实际上,当厄威克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在荷兰作战了。当时,他坐在还燃烧着余烬的台阶上,面对着战后的断垣残壁,手里捧着《车间管理》。根据他自己的记述,当他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说:“我从那时起下定决心,如果我活下来了,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进入商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有才智的、吸引人的职业。”正因为这一缘故,在后来融汇泰罗和法约尔的思想过程中,厄威克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一定意义上,战争是另一种管理教科书。由于厄威克在军队中服务,加之他又曾在参谋部门任过职,所以,他对军队的组织结构有着切身体会,协约国和同盟国不同国家的组织水平和运作差异,使他对管理问题尤其是组织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据英国管理史专家威策尔推断,厄威克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得知了美国咨询工程师埃默森关于参谋组织的思想,当然,也有可能通过对敌方的了解而掌握了德军参谋部的运作机制,这对于他后来在管理研究探讨直线生产部门和职能参谋部门的组织结构关系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郎特里公司到管理研究团体
1918年,厄威克从军队退役以后,进入了自己家族办的福恩斯兄弟公司(Fownes Brothers and Company)。1919～1921年,厄威克在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哲学。这种哲学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但对其中的有些东西做了改动,以适应英国工业的特殊需求。可以说,厄威克是在英国推行科学管理的先锋之一。
1921年,厄威克的思想引起了本杰明·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的注意。朗特里是英国的企业家,他不仅仅从事经营,而且也是当时最出色的管理思想家之一。由于郎特里对企业中人的因素的重视和研究,他被学界看作是英国行为科学的先驱。郎特里的父亲是英国约克郡一家巧克力糖果公司的创办人,后来子承父业,他成为家族企业的董事长。郎特里在企业管理方面一旦有了新的思路和想法,马上就在自己的公司里进行试验,而且这种试验大多取得了相当良好的效果。因之,郎特里公司成为英国20世纪早期企业革新的典范。厄威克后来把郎特里誉为英国管理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
从1918年开始,朗特里在海滨小镇斯卡伯勒(Scarborough)为工厂经理人员和工长们组织了一系列周末报告会。到1919年,郎特里把各个工厂的董事、经理和工长组织起来,每年举行两次“牛津管理讨论会”。后来这一会议发展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的专题活动。在朗特里的邀请下,厄威克在1921年牛津管理讨论会上作了专门演讲。当时英国大部分人都只是含含糊糊地听说过科学管理,但都不大清楚科学管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厄威克针对这一现状,把演讲主题定为“管理是一门科学吗”,展开对泰罗思想的阐释,使其更适合英国人理解和接受。
厄威克的这次演讲非常成功,朗特里马上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厄威克接受了他的邀请,自1922年起担任郎特里公司的“组织和方法”专家。在朗特里工厂的四年时间,厄威克认识了玛丽·帕克·福莱特。据厄威克晚年的回忆,当他刚聆听福莱特的讲话不过几分钟,就被她的魅力所征服。厄威克的管理思想受福莱特的政治哲学观影响很大。厄威克后来关于“专业咨询服务”、“对社会的贡献”、“管理教育”等观念,明显体现了福莱特把企业管理视为一项专门职业、注重群体和终身教育的思想。福莱特后期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大多是以演讲稿、报告稿等零散形式出现的,加之其逝世比较突然,没来得及把演讲集中整理出版。厄威克在福莱特逝世后,为出版福莱特的后期著作奔波。因为需要美国合作者H. C. 梅特卡夫的配合,致使出版被推延到1941年,最终以《动态管理:福莱特演讲集》为题在英国问世。1949年,厄威克又以《自由与协作》为题,出版了福莱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这两本书是研究福莱特最重要的参考书,如果没有厄威克的不懈努力,福莱特的思想就很有可能被埋没。
也就是在郎特里公司的这一时期,厄威克开始专业性的管理写作。1921～1923年,他的28篇文章发表于公司为员工创办的季刊《可可工厂人事杂志》上。到1927年,厄威克的著作已在英国和美国流传。
朗特里跟厄威克两人齐心合作,创立了管理研究团体(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朗特里认为,美国的制造商协会是一种十分有效地交流管理经验的组织形式,于是,由郎特里牵头,由厄威克具体操作,在英国也筹划建立类似的组织。两人议定该组织的基本宗旨后,先由厄威克去进行调查和沟通,拜访不同产业领域的制造公司高层管理者,确定并评估他们对于创立类似组织的反应。经过充分协商,到1926年,厄威克的努力得到了足够的积极回应。于是,朗特里从自己家族的社会研究信托基金中拨出先期资金,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厄威克专职负责开展这项工作。1927年初,管理研究团体正式建立,厄威克按照成员公司的规模,把团体分为三种小组,各小组最初有8～10个公司加入。各组按大(雇员2000)、中(雇员500～2000)、小(雇员500以下)分级设立,以便维持公司之间良好的可比较性。当年,参加这一组织的企业就成倍增加,加入的公司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管理沟通和研究平台。
厄威克热情而忘我地投入到管理研究团体的运行之中。为了保证经验的交流不受阻碍,加入的企业不因信息沟通而受损,各组要排除在同一领域相互直接竞争的公司,而且小组活动严格保密。所以,管理研究团体的活动公开报道只有一次,而且唯一的一次报道也仅仅是简要通报该组织的成立,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仅仅是附带了一个广告性质的招揽成员的联系方式,请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公司董事与该组织在伦敦的秘书联系。
但是,管理研究团体的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它成立了理事会,由朗特里任主席。到1928年底,管理研究团体已经建立起坚实的网络,并继续扩展。加入这一团体的企业,都是管理较好而且高层团队有所追求的公司;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是切切实实在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影响经营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它务实而不求虚名,对英国的管理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小组的活动,在英国不同层次的企业中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在厄威克操作下,英国的管理研究团体得以稳定发展,即使在厄威克离开以后,它依然凭借良好的前期工作继续运行。正是管理研究团体的成功,把厄威克带入了国际管理学界。1927年5月,厄威克以英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世界经济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力为内容的“合理化”是一个重要主题,英国代表团决定在会议报告中对英国的情况作出比较全面的说明,具体由厄威克来完成这个任务。厄威克的报告内容,就是1929年出版的《合理化的含意》。这本书对管理的原则及其应用实践搭起了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框架。《合理化的含意》出版,又促使出版商邀请厄威克将他过去发表的报告和演讲汇编成一本书。厄威克接受了邀请,但他不想简单地把已经发表的东西重新翻印一遍,而是重新整理并补充撰写,以专门论著的形式出版,结果形成1933年出版的《明天的管理》一书。这本书包含了从管理原则到实践的广泛内容,同时,它的叙述方式是哲理性的,而不是描述行动和技巧的教科书。它的内容体现出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描述了管理的逻辑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厄威克思维”打下了基础。
国际管理学会
1928年11月,时任沃顿商学院院长以及作为21世纪基金会的信托人的约瑟芬·威勒茨与厄威克联系,邀请他去国际管理学会担任会长。国际管理学会(IMI,这个国际管理学会和后来孔茨担任主席的国际管理学会IAM不是一回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由1927年参加世界经济大会的国际联盟成员国提议建立的。动议提出后,由国联的附属机关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第一任总干事、法国国务活动家艾尔伯特·托马斯和21世纪基金会的创立人爱德华·费莱勒达成共识,成立国际管理学会。这个组织从初创到停办,厄威克始终是核心人物。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停办,厄威克一直担任该学会的会长。本来,这个学会可以在管理研究和推广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受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以及瑞士放弃金本位制等因素的影响,学会的资助者从该机关撤走了资金,断了经费来源,导致学会被迫关闭。
在国际管理学会工作的几年中,厄威克有很多杰作。他的经典论文《领导和控制的原则》(Principles of Direction and Control)被收入约翰·李(John Lee)1928年编撰的《工业管理词典》之中。这本“词典”是对到当时为止的管理理论总结和分析的力作,有人称它“至少超前于它的时代一代人的时间”。1933年,厄威克的第二本书《明天的管理》(Management of Tomorrow)出版,也被时人誉为“30年代英国的一流作品”。同年,厄威克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工业合作部提交的论文《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照样是管理研究的经典,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在厄威克和古立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之中。更重要的是国际管理学会这几年的工作,为推广和普及管理知识、推动管理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表彰厄威克这几年在国际管理学会的出色工作,巴黎商会曾授予他银质奖牌。
值得一提的是,厄威克主持国际管理学会期间,不仅关注着欧美,而且把眼光伸展到远东。科学管理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与厄威克有密切联系。1929年,厄威克以国际管理学会会长身份,主动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仁(J. B. Tayler)教授居间联系,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戴乐仁是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的学者,是燕大经济系的创办人之一,对中国农业经济有着非常杰出的研究。在他的推动下,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孔祥熙和次长穆藕初开始倡导在中国建立研究管理的学会。孔祥熙虽然是个官僚,但毕竟还拿过奥柏林和耶鲁大学的正规学位,对西学不算外行。穆藕初更是一位管理专家和实业家,他在德克萨斯留学时就与泰罗、吉尔布雷斯通信往来,获得了翻译泰罗著作的授权并得到泰罗赠送的资料。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由他翻译出了第一本汉语译本。他们同厄威克的提议一拍即合,1930年6月29日,“中国工商管理学会”(英文名为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孔祥熙、穆藕初、杨杏佛等15人被推举为理事。杨杏佛是与穆藕初齐名的学者,他本来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8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此后就以科学社为阵地向中国传播科学管理。这个学会在穆藕初、杨杏佛等人的运作下,积极开展管理学的理论探讨和科学管理的实际推广活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打断了这一进程。而这一切,又与厄威克的穿针引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顾问中的顾问”
1934年国际管理学会停办后,厄威克回到英国。早年在朗特里公司的经历,启发他试图开创一种新的“管理咨询”实践方式。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诞生了管理咨询业中著名的厄威克-奥尔合伙咨询公司(Urwick, Orr and Partners Ltd)。
开办咨询公司,前提是要找到在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合伙人。偶然的机遇使厄威克结识了约翰·奥尔(John L. Orr),奥尔有着工业工程领域十年的工作背景,性格有些孤僻,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感到不自然。他们两人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面的管理咨询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这种咨询服务提高管理研究水平,使这一领域形成一种新的运营模式,最终促进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有效对接。就在厄威克返回英国前不久,1933年9月,一个新的合伙公司—厄威克-奥尔股份公司成立,向英国企业界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奥尔以前曾在贝德克斯公司当过高级职员,追随查尔斯·贝德克斯(Charles Bedaux)向英国引进泰罗和吉尔布雷斯等人的科学管理方法,厄威克又具有从事管理研究和推广的丰富经验。两人的合作,使厄威克-奥尔合伙公司一开局就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五年时间内,公司就拥有了30位管理顾问。所有受雇于公司的顾问自身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受雇以后还要再接受厄威克和奥尔的全面培训。因此,这个公司以其服务质量而闻名。公司的业务是向各类企业提供“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咨询专家”,业务涉及面广泛。为了提高咨询效果,在最初的五年里,公司形成了咨询团队的专门化分工,有的负责销售管理,有的负责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还有的负责财务策划和管理。所有这些咨询服务,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能够使相应的公司有效地实施提高绩效的改进方法和革新措施。
厄威克公司的成功之处,是良好的“售后服务”。他们提供咨询,不是简单地给服务对象一份咨询报告就算完事,而是着眼于服务对象的人员培训。凡是他们提供咨询的公司,一开始就要培训公司自己的相关人员,不是靠少数几个外部顾问,而是靠公司自身的人力资源来推进改革。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还要根据执行中的反馈,针对改进后的情况进行适当的再训练。这样,就使咨询服务与公司发展融为一体。为了保证实施效果,厄威克公司在提供咨询中坚持两条原则:其一是在恰当的时机与工会代表做初期协商;其二是保证推行咨询方案的管理人员都要受过改进的组合方法训练。这两条原则,既考虑到英国有着强大工会运动传统的国情,能够促进员工与管理层的合作,又能够形成公司自己训练有素的管理队伍,保证执行者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厄威克自己曾经说过:“作为顾问,真正唯一值得去做的工作是教育或教会客户及其下属人员自己能进行更好的管理。不光是送您一条鱼,重要的是教会您钓鱼的方法。”
通过不懈努力,厄威克-奥尔公司在服务和规模等方面不断发展,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梅纳德(H. B. Maynard,方法与时间测定的发明人之一,Method-Time Measurement简称MTM,是在吉尔布雷斯动作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业研究精确方法)曾赞扬厄威克-奥尔股份公司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管理学第一夫人”莉莲·吉尔布雷斯则说得更形象—“如果说雪莱是诗人中的诗人,厄威克就是顾问中的顾问”。
作为一名顾问,厄威克在1932～1935年曾担任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CIOS)的名誉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威克虽然没有重操旧业直接上战场,却成为英国政府应对战争的管理顾问。战争使他中断了针对企业的咨询,而专职从事政府顾问工作。
1951年,当厄威克60岁的时候,他开始从公司的具体业务活动中撒手,成为公司的名誉主席。当他在英国的时候,每个星期会抽出一天时间去公司看看。他后来定居澳大利亚,他的合伙人邀请他一年回英国两次,一次呆上一个月。直到他去世,基本上都保持这样的习惯。
投身管理教育事业
二战期间在英国政府的服务,使厄威克有条件关注国家的教育事业。1944～1948年,厄威克是英国工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44年11月被任命为该会的教育委员会主席,被授权修订专业证书大纲。这个委员会的设立给他提供了与高等教育部门进行协商接触的机会,使他能够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的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事业。
厄威克一直对英国的管理教育满腹牢骚。他认为,当初他在牛津根本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后来他形成一种看法,大学的管理学著述是没有用处的。教师自身的利益决定了教学内容,同工商业实际需要脱节。而大学本身的组织体系决定了管理课程只是满足各个教师利益的支离破碎的知识集合,学院又不能把它们加以系统整合,最终就是学术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分离,形成学者与实业“双轨制”,各自通向象牙塔和水晶宫,没有交集。所以,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
1945～1946年间,厄威克被英国教育部任命为管理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有6位委员来自工商界,他们对于管理研究的现状有足够的了解,另外2位委员代表教育界,再加上一位教育部的秘书。他们通过对管理教育的全面考察和认真研究,于1946年8月提出了一份考察报告和建议书(Education for management: management subjects in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s)。经过18个相关机构的传阅、协商,这份建议书被通过实施。1947年初,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印发了这份报告。此后十几年内,英国的管理教育就是按照这一报告展开的。
1947年,厄威克推动创立了英国管理学会,并成为它的第一任副主席。1952～1953年,他又被聘任为美国管理协会管理教育研究小组的领导人。为了彰显厄威克在管理教育领域的卓越工作,英国管理学会专门设立了主题报告“厄威克管理教育演讲”。在厄威克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英国最早的两所商学院—曼彻斯特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
著作和荣耀
作为一个著名的演讲家和拥有几十本著作、几百篇论文的学者,厄威克著作等身。他的著述,基本上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他对管理语义学和理论体系的贡献。厄威克对管理的要素、原则、职能,及其基本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论证。影响比较大的,有《管理的职能》、《科学原则与组织》、《管理的要素》、《管理学原理》等书籍。他很早就注意到管理学语义冲突和解释差异等问题,并致力于不同学派之间的融会贯通。在这一方面,他要比孔茨的论述早整整一代人时间。
其次,是他对管理学发展历史的清理和归纳。厄威克和古立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向来被人们认为是古典管理学时期最权威的文献汇编。他与布雷克合著的《科学管理的形成:13个先驱者》(三卷本),是这一方面最出色的专著。他与梅特卡夫合编的《动态管理》以及他个人编辑的《自由与合作》,是关于福莱特思想最重要的文献资料。1956年,厄威克应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CIOS)的邀请,撰写出负有盛名的《管理备要》,这本书详尽并富有文学色彩地记录了对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的70位先驱人物,其收录范围为具有国际影响并在当时已经去世的管理名人,是CIOS大力推荐的商务著作。
第三,是他在著作中对管理实践的回应。厄威克的所有著作,都十分注意现实的管理问题,而且他在后来对雨后春笋般的管理学书籍颇有微词。他认为,即便什么都不做,每天阅读12小时,也不能跟上管理著作出版的步伐。然而,现实中的管理却充满挫折、敷衍了事和误解泥潭。所以,他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有用”。正是这种宗旨,奠定了厄威克的地位。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际学者,厄威克的作品在全世界被传播,他的演讲地点遍及欧洲、北美、中东、远东以及大洋洲。他在新南威尔士、多伦多、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等地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即使在晚年定居澳大利亚期间,他也时刻关注着整个世界的管理学动向。
厄威克也许是管理学界获得各种荣誉最多的人。他曾经获得过挪威的圣奥拉夫一等勋章(Norway St. Olaf Medal)。1951年,他在布鲁塞尔大会上获得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的金质奖章(这种金质奖章“授予在科学管理的文字或实践方面取得出色成就或在国际水平上对科学管理事业作出优异贡献的人”,奖章的正面为泰罗的肖像,反面为法语拼写的获奖者姓名)。1955年,他获得国际管理促进会的华莱士·克拉克奖(克拉克是美国管理学家,甘特的弟子。在他去世后,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管理协会、管理促进协会、管理咨询工程师协会四个团体联合设立了华莱士·克拉克奖,授予“在国际范围内对科学管理作出杰出贡献的人”)。1961年,厄威克获得美国管理协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甘特金质奖章。1963年,他获得管理促进协会的泰罗钥匙奖。1968年,他获得英国管理学会的鲍伊奖。1969年,厄威克被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72年,又被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厄威克还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和管理学会的终身会员。
厄威克的成就,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美国管理学者劳伦斯·艾普利说,厄威克是“最伟大的演讲者、作家和教师,是当今世上管理专业领域的权威”。但厄威克却很低调地看待自己的成就,他强调,自己所作的工作,受到了许多前贤如泰罗、法约尔、福莱特和穆尼等人的影响,他只不过是把这些前贤所做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厄威克非常崇拜泰罗,他借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说:“泰罗是他们当中最高贵的罗马人。”在83岁高龄时,厄威克给自传暂定名为《管理朝圣者》。
1983年,这位朝圣者与世长辞。对于那些崇拜他的人,厄威克是这样总结自己的事业的:“你必须了解到,我不是一个院士,而且从来也不是。我只是这么一个‘小伙子’,当这个小伙子第一次读到《车间管理》时,他对自己说‘这就是答案’。如果我可以活下来的话,这就是我想一生从事的事业。这使得我的从商更多了一层意义,并不仅仅是单调常规地赚钱,而是进行一种充满乐趣、需要高智慧的挑战,从事一种本身就很有吸引力的事业。”
战争硝烟与《车间管理》
由于兴趣之所在,厄威克大学毕业后在本土做了军官候补生。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到后来大大超出厄威克起初的预想。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作为军人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1914年8月,参军14个月的厄威克,在奔赴战场的同时被提升为陆军少尉。从1914年到1918年,厄威克一直在打仗。起初,他担任步兵连长,由于作战英勇荣获十字勋章。1916年,他被选派到师参谋部任职,在这里,他得到了有关参谋制的管理启蒙。1917年,他晋升为少校,成为一名荣获英帝国勋章的军官(Officer of Order, OBE)。到退役前,他的军衔升到中校。1918年,伴随着战争的结束,厄威克也告别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部队服役的时候,厄威克不仅忠诚地履行了一个英国军人的职责,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组织管理的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厄威克参加了西线的四次战事。就在参战后不久,由于战时恶劣的生活条件,他曾经患过一次肠炎。患病期间,厄威克离开前线,被暂时派到鲁昂的边防部门,给一位退休上尉担任助理副官。这位上尉战前在工商领域打拼,因为战争爆发而被重新召回军队。厄威克自己家里又是经营工厂的,两人自然有着共同话题。一天晚上,厄威克和上尉在营房里聊天,上尉很真诚地告诉他说:“如果你可以从战争中活下来,我现在说的话或许会对你有点用,你回到家经营你的家族企业时,应该读一下一本叫做《车间管理》的书,它是由美国一个叫弗里德里克·泰罗的工程师写的,他不会哗众取巧,但是他确实掌握了很多东西……”说者有心,听者有意,泰罗的名字和《车间管理》这本书,从此印入了厄威克的脑海,而且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1915年的春天,厄威克又回到了他原来在比利时伊普尔服兵役的兵团。这里是一战中英军和德军打得最苦的战场之一,也是历史上最早使用毒气作战的地方。即便是在激烈的战争中,厄威克也牵挂着他听到的这本“不会哗众取巧”的书。在厄威克服役期间,他的母亲经常寄给他一些“慰问品”,诸如糖果、袜子、剃须香皂等等。于是,厄威克从鲁昂回到比利时后,就写信让母亲寄给他一本《车间管理》。
他的母亲满足了儿子的愿望。实际上,当厄威克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他已经在荷兰作战了。当时,他坐在还燃烧着余烬的台阶上,面对着战后的断垣残壁,手里捧着《车间管理》。根据他自己的记述,当他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说:“我从那时起下定决心,如果我活下来了,这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进入商界,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有才智的、吸引人的职业。”正因为这一缘故,在后来融汇泰罗和法约尔的思想过程中,厄威克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一定意义上,战争是另一种管理教科书。由于厄威克在军队中服务,加之他又曾在参谋部门任过职,所以,他对军队的组织结构有着切身体会,协约国和同盟国不同国家的组织水平和运作差异,使他对管理问题尤其是组织问题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据英国管理史专家威策尔推断,厄威克很有可能在战争期间得知了美国咨询工程师埃默森关于参谋组织的思想,当然,也有可能通过对敌方的了解而掌握了德军参谋部的运作机制,这对于他后来在管理研究探讨直线生产部门和职能参谋部门的组织结构关系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郎特里公司到管理研究团体
1918年,厄威克从军队退役以后,进入了自己家族办的福恩斯兄弟公司(Fownes Brothers and Company)。1919～1921年,厄威克在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哲学。这种哲学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但对其中的有些东西做了改动,以适应英国工业的特殊需求。可以说,厄威克是在英国推行科学管理的先锋之一。
1921年,厄威克的思想引起了本杰明·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的注意。朗特里是英国的企业家,他不仅仅从事经营,而且也是当时最出色的管理思想家之一。由于郎特里对企业中人的因素的重视和研究,他被学界看作是英国行为科学的先驱。郎特里的父亲是英国约克郡一家巧克力糖果公司的创办人,后来子承父业,他成为家族企业的董事长。郎特里在企业管理方面一旦有了新的思路和想法,马上就在自己的公司里进行试验,而且这种试验大多取得了相当良好的效果。因之,郎特里公司成为英国20世纪早期企业革新的典范。厄威克后来把郎特里誉为英国管理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
从1918年开始,朗特里在海滨小镇斯卡伯勒(Scarborough)为工厂经理人员和工长们组织了一系列周末报告会。到1919年,郎特里把各个工厂的董事、经理和工长组织起来,每年举行两次“牛津管理讨论会”。后来这一会议发展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的专题活动。在朗特里的邀请下,厄威克在1921年牛津管理讨论会上作了专门演讲。当时英国大部分人都只是含含糊糊地听说过科学管理,但都不大清楚科学管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厄威克针对这一现状,把演讲主题定为“管理是一门科学吗”,展开对泰罗思想的阐释,使其更适合英国人理解和接受。
厄威克的这次演讲非常成功,朗特里马上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公司。厄威克接受了他的邀请,自1922年起担任郎特里公司的“组织和方法”专家。在朗特里工厂的四年时间,厄威克认识了玛丽·帕克·福莱特。据厄威克晚年的回忆,当他刚聆听福莱特的讲话不过几分钟,就被她的魅力所征服。厄威克的管理思想受福莱特的政治哲学观影响很大。厄威克后来关于“专业咨询服务”、“对社会的贡献”、“管理教育”等观念,明显体现了福莱特把企业管理视为一项专门职业、注重群体和终身教育的思想。福莱特后期关于企业管理的论述,大多是以演讲稿、报告稿等零散形式出现的,加之其逝世比较突然,没来得及把演讲集中整理出版。厄威克在福莱特逝世后,为出版福莱特的后期著作奔波。因为需要美国合作者H. C. 梅特卡夫的配合,致使出版被推延到1941年,最终以《动态管理:福莱特演讲集》为题在英国问世。1949年,厄威克又以《自由与协作》为题,出版了福莱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这两本书是研究福莱特最重要的参考书,如果没有厄威克的不懈努力,福莱特的思想就很有可能被埋没。
也就是在郎特里公司的这一时期,厄威克开始专业性的管理写作。1921～1923年,他的28篇文章发表于公司为员工创办的季刊《可可工厂人事杂志》上。到1927年,厄威克的著作已在英国和美国流传。
朗特里跟厄威克两人齐心合作,创立了管理研究团体(Management Research Group)。朗特里认为,美国的制造商协会是一种十分有效地交流管理经验的组织形式,于是,由郎特里牵头,由厄威克具体操作,在英国也筹划建立类似的组织。两人议定该组织的基本宗旨后,先由厄威克去进行调查和沟通,拜访不同产业领域的制造公司高层管理者,确定并评估他们对于创立类似组织的反应。经过充分协商,到1926年,厄威克的努力得到了足够的积极回应。于是,朗特里从自己家族的社会研究信托基金中拨出先期资金,在伦敦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厄威克专职负责开展这项工作。1927年初,管理研究团体正式建立,厄威克按照成员公司的规模,把团体分为三种小组,各小组最初有8～10个公司加入。各组按大(雇员2000)、中(雇员500～2000)、小(雇员500以下)分级设立,以便维持公司之间良好的可比较性。当年,参加这一组织的企业就成倍增加,加入的公司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管理沟通和研究平台。
厄威克热情而忘我地投入到管理研究团体的运行之中。为了保证经验的交流不受阻碍,加入的企业不因信息沟通而受损,各组要排除在同一领域相互直接竞争的公司,而且小组活动严格保密。所以,管理研究团体的活动公开报道只有一次,而且唯一的一次报道也仅仅是简要通报该组织的成立,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仅仅是附带了一个广告性质的招揽成员的联系方式,请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公司董事与该组织在伦敦的秘书联系。
但是,管理研究团体的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它成立了理事会,由朗特里任主席。到1928年底,管理研究团体已经建立起坚实的网络,并继续扩展。加入这一团体的企业,都是管理较好而且高层团队有所追求的公司;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是切切实实在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影响经营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它务实而不求虚名,对英国的管理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小组的活动,在英国不同层次的企业中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在厄威克操作下,英国的管理研究团体得以稳定发展,即使在厄威克离开以后,它依然凭借良好的前期工作继续运行。正是管理研究团体的成功,把厄威克带入了国际管理学界。1927年5月,厄威克以英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世界经济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以提高管理水平和生产力为内容的“合理化”是一个重要主题,英国代表团决定在会议报告中对英国的情况作出比较全面的说明,具体由厄威克来完成这个任务。厄威克的报告内容,就是1929年出版的《合理化的含意》。这本书对管理的原则及其应用实践搭起了系统化和结构化的框架。《合理化的含意》出版,又促使出版商邀请厄威克将他过去发表的报告和演讲汇编成一本书。厄威克接受了邀请,但他不想简单地把已经发表的东西重新翻印一遍,而是重新整理并补充撰写,以专门论著的形式出版,结果形成1933年出版的《明天的管理》一书。这本书包含了从管理原则到实践的广泛内容,同时,它的叙述方式是哲理性的,而不是描述行动和技巧的教科书。它的内容体现出作者非凡的洞察力和远见,描述了管理的逻辑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厄威克思维”打下了基础。
国际管理学会
1928年11月,时任沃顿商学院院长以及作为21世纪基金会的信托人的约瑟芬·威勒茨与厄威克联系,邀请他去国际管理学会担任会长。国际管理学会(IMI,这个国际管理学会和后来孔茨担任主席的国际管理学会IAM不是一回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由1927年参加世界经济大会的国际联盟成员国提议建立的。动议提出后,由国联的附属机关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第一任总干事、法国国务活动家艾尔伯特·托马斯和21世纪基金会的创立人爱德华·费莱勒达成共识,成立国际管理学会。这个组织从初创到停办,厄威克始终是核心人物。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停办,厄威克一直担任该学会的会长。本来,这个学会可以在管理研究和推广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受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以及瑞士放弃金本位制等因素的影响,学会的资助者从该机关撤走了资金,断了经费来源,导致学会被迫关闭。
在国际管理学会工作的几年中,厄威克有很多杰作。他的经典论文《领导和控制的原则》(Principles of Direction and Control)被收入约翰·李(John Lee)1928年编撰的《工业管理词典》之中。这本“词典”是对到当时为止的管理理论总结和分析的力作,有人称它“至少超前于它的时代一代人的时间”。1933年,厄威克的第二本书《明天的管理》(Management of Tomorrow)出版,也被时人誉为“30年代英国的一流作品”。同年,厄威克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工业合作部提交的论文《作为一个技术问题的组织》,照样是管理研究的经典,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在厄威克和古立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Papers o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之中。更重要的是国际管理学会这几年的工作,为推广和普及管理知识、推动管理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了表彰厄威克这几年在国际管理学会的出色工作,巴黎商会曾授予他银质奖牌。
值得一提的是,厄威克主持国际管理学会期间,不仅关注着欧美,而且把眼光伸展到远东。科学管理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与厄威克有密切联系。1929年,厄威克以国际管理学会会长身份,主动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原主任戴乐仁(J. B. Tayler)教授居间联系,推动中国成立研究管理的组织。戴乐仁是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的学者,是燕大经济系的创办人之一,对中国农业经济有着非常杰出的研究。在他的推动下,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孔祥熙和次长穆藕初开始倡导在中国建立研究管理的学会。孔祥熙虽然是个官僚,但毕竟还拿过奥柏林和耶鲁大学的正规学位,对西学不算外行。穆藕初更是一位管理专家和实业家,他在德克萨斯留学时就与泰罗、吉尔布雷斯通信往来,获得了翻译泰罗著作的授权并得到泰罗赠送的资料。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由他翻译出了第一本汉语译本。他们同厄威克的提议一拍即合,1930年6月29日,“中国工商管理学会”(英文名为The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在上海正式成立。会上,孔祥熙、穆藕初、杨杏佛等15人被推举为理事。杨杏佛是与穆藕初齐名的学者,他本来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18年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MBA学位,此后就以科学社为阵地向中国传播科学管理。这个学会在穆藕初、杨杏佛等人的运作下,积极开展管理学的理论探讨和科学管理的实际推广活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打断了这一进程。而这一切,又与厄威克的穿针引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顾问中的顾问”
1934年国际管理学会停办后,厄威克回到英国。早年在朗特里公司的经历,启发他试图开创一种新的“管理咨询”实践方式。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诞生了管理咨询业中著名的厄威克-奥尔合伙咨询公司(Urwick, Orr and Partners Ltd)。
开办咨询公司,前提是要找到在企业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合伙人。偶然的机遇使厄威克结识了约翰·奥尔(John L. Orr),奥尔有着工业工程领域十年的工作背景,性格有些孤僻,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感到不自然。他们两人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全面的管理咨询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这种咨询服务提高管理研究水平,使这一领域形成一种新的运营模式,最终促进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有效对接。就在厄威克返回英国前不久,1933年9月,一个新的合伙公司—厄威克-奥尔股份公司成立,向英国企业界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奥尔以前曾在贝德克斯公司当过高级职员,追随查尔斯·贝德克斯(Charles Bedaux)向英国引进泰罗和吉尔布雷斯等人的科学管理方法,厄威克又具有从事管理研究和推广的丰富经验。两人的合作,使厄威克-奥尔合伙公司一开局就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随着客户数量的不断增加,五年时间内,公司就拥有了30位管理顾问。所有受雇于公司的顾问自身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受雇以后还要再接受厄威克和奥尔的全面培训。因此,这个公司以其服务质量而闻名。公司的业务是向各类企业提供“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咨询专家”,业务涉及面广泛。为了提高咨询效果,在最初的五年里,公司形成了咨询团队的专门化分工,有的负责销售管理,有的负责制造业生产力的提高,还有的负责财务策划和管理。所有这些咨询服务,集中到一点,就是要能够使相应的公司有效地实施提高绩效的改进方法和革新措施。
厄威克公司的成功之处,是良好的“售后服务”。他们提供咨询,不是简单地给服务对象一份咨询报告就算完事,而是着眼于服务对象的人员培训。凡是他们提供咨询的公司,一开始就要培训公司自己的相关人员,不是靠少数几个外部顾问,而是靠公司自身的人力资源来推进改革。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还要根据执行中的反馈,针对改进后的情况进行适当的再训练。这样,就使咨询服务与公司发展融为一体。为了保证实施效果,厄威克公司在提供咨询中坚持两条原则:其一是在恰当的时机与工会代表做初期协商;其二是保证推行咨询方案的管理人员都要受过改进的组合方法训练。这两条原则,既考虑到英国有着强大工会运动传统的国情,能够促进员工与管理层的合作,又能够形成公司自己训练有素的管理队伍,保证执行者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厄威克自己曾经说过:“作为顾问,真正唯一值得去做的工作是教育或教会客户及其下属人员自己能进行更好的管理。不光是送您一条鱼,重要的是教会您钓鱼的方法。”
通过不懈努力,厄威克-奥尔公司在服务和规模等方面不断发展,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梅纳德(H. B. Maynard,方法与时间测定的发明人之一,Method-Time Measurement简称MTM,是在吉尔布雷斯动作分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业研究精确方法)曾赞扬厄威克-奥尔股份公司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管理学第一夫人”莉莲·吉尔布雷斯则说得更形象—“如果说雪莱是诗人中的诗人,厄威克就是顾问中的顾问”。
作为一名顾问,厄威克在1932～1935年曾担任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CIOS)的名誉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威克虽然没有重操旧业直接上战场,却成为英国政府应对战争的管理顾问。战争使他中断了针对企业的咨询,而专职从事政府顾问工作。
1951年,当厄威克60岁的时候,他开始从公司的具体业务活动中撒手,成为公司的名誉主席。当他在英国的时候,每个星期会抽出一天时间去公司看看。他后来定居澳大利亚,他的合伙人邀请他一年回英国两次,一次呆上一个月。直到他去世,基本上都保持这样的习惯。
投身管理教育事业
二战期间在英国政府的服务,使厄威克有条件关注国家的教育事业。1944～1948年,厄威克是英国工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并于1944年11月被任命为该会的教育委员会主席,被授权修订专业证书大纲。这个委员会的设立给他提供了与高等教育部门进行协商接触的机会,使他能够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的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事业。
厄威克一直对英国的管理教育满腹牢骚。他认为,当初他在牛津根本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后来他形成一种看法,大学的管理学著述是没有用处的。教师自身的利益决定了教学内容,同工商业实际需要脱节。而大学本身的组织体系决定了管理课程只是满足各个教师利益的支离破碎的知识集合,学院又不能把它们加以系统整合,最终就是学术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分离,形成学者与实业“双轨制”,各自通向象牙塔和水晶宫,没有交集。所以,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
1945～1946年间,厄威克被英国教育部任命为管理教育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有6位委员来自工商界,他们对于管理研究的现状有足够的了解,另外2位委员代表教育界,再加上一位教育部的秘书。他们通过对管理教育的全面考察和认真研究,于1946年8月提出了一份考察报告和建议书(Education for management: management subjects in technical and commercial colleges)。经过18个相关机构的传阅、协商,这份建议书被通过实施。1947年初,皇家文书局(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印发了这份报告。此后十几年内,英国的管理教育就是按照这一报告展开的。
1947年,厄威克推动创立了英国管理学会,并成为它的第一任副主席。1952～1953年,他又被聘任为美国管理协会管理教育研究小组的领导人。为了彰显厄威克在管理教育领域的卓越工作,英国管理学会专门设立了主题报告“厄威克管理教育演讲”。在厄威克的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英国最早的两所商学院—曼彻斯特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
著作和荣耀
作为一个著名的演讲家和拥有几十本著作、几百篇论文的学者,厄威克著作等身。他的著述,基本上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他对管理语义学和理论体系的贡献。厄威克对管理的要素、原则、职能,及其基本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论证。影响比较大的,有《管理的职能》、《科学原则与组织》、《管理的要素》、《管理学原理》等书籍。他很早就注意到管理学语义冲突和解释差异等问题,并致力于不同学派之间的融会贯通。在这一方面,他要比孔茨的论述早整整一代人时间。
其次,是他对管理学发展历史的清理和归纳。厄威克和古立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向来被人们认为是古典管理学时期最权威的文献汇编。他与布雷克合著的《科学管理的形成:13个先驱者》(三卷本),是这一方面最出色的专著。他与梅特卡夫合编的《动态管理》以及他个人编辑的《自由与合作》,是关于福莱特思想最重要的文献资料。1956年,厄威克应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CIOS)的邀请,撰写出负有盛名的《管理备要》,这本书详尽并富有文学色彩地记录了对管理思想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的70位先驱人物,其收录范围为具有国际影响并在当时已经去世的管理名人,是CIOS大力推荐的商务著作。
第三,是他在著作中对管理实践的回应。厄威克的所有著作,都十分注意现实的管理问题,而且他在后来对雨后春笋般的管理学书籍颇有微词。他认为,即便什么都不做,每天阅读12小时,也不能跟上管理著作出版的步伐。然而,现实中的管理却充满挫折、敷衍了事和误解泥潭。所以,他对自己的写作要求是“有用”。正是这种宗旨,奠定了厄威克的地位。
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际学者,厄威克的作品在全世界被传播,他的演讲地点遍及欧洲、北美、中东、远东以及大洋洲。他在新南威尔士、多伦多、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等地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即使在晚年定居澳大利亚期间,他也时刻关注着整个世界的管理学动向。
厄威克也许是管理学界获得各种荣誉最多的人。他曾经获得过挪威的圣奥拉夫一等勋章(Norway St. Olaf Medal)。1951年,他在布鲁塞尔大会上获得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的金质奖章(这种金质奖章“授予在科学管理的文字或实践方面取得出色成就或在国际水平上对科学管理事业作出优异贡献的人”,奖章的正面为泰罗的肖像,反面为法语拼写的获奖者姓名)。1955年,他获得国际管理促进会的华莱士·克拉克奖(克拉克是美国管理学家,甘特的弟子。在他去世后,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美国管理协会、管理促进协会、管理咨询工程师协会四个团体联合设立了华莱士·克拉克奖,授予“在国际范围内对科学管理作出杰出贡献的人”)。1961年,厄威克获得美国管理协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甘特金质奖章。1963年,他获得管理促进协会的泰罗钥匙奖。1968年,他获得英国管理学会的鲍伊奖。1969年,厄威克被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授予荣誉科学博士;1972年,又被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厄威克还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和管理学会的终身会员。
厄威克的成就,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美国管理学者劳伦斯·艾普利说,厄威克是“最伟大的演讲者、作家和教师,是当今世上管理专业领域的权威”。但厄威克却很低调地看待自己的成就,他强调,自己所作的工作,受到了许多前贤如泰罗、法约尔、福莱特和穆尼等人的影响,他只不过是把这些前贤所做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厄威克非常崇拜泰罗,他借用莎士比亚的语言说:“泰罗是他们当中最高贵的罗马人。”在83岁高龄时,厄威克给自传暂定名为《管理朝圣者》。
1983年,这位朝圣者与世长辞。对于那些崇拜他的人,厄威克是这样总结自己的事业的:“你必须了解到,我不是一个院士,而且从来也不是。我只是这么一个‘小伙子’,当这个小伙子第一次读到《车间管理》时,他对自己说‘这就是答案’。如果我可以活下来的话,这就是我想一生从事的事业。这使得我的从商更多了一层意义,并不仅仅是单调常规地赚钱,而是进行一种充满乐趣、需要高智慧的挑战,从事一种本身就很有吸引力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