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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高校的红色基因是广大进步师生追随党的步伐，在开展革命斗争、育人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经过长时期的积淀和涵养，红色基因已熔铸于中国高校的办学过程。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色基因表现为：紧跟步伐、永不褪色的红色师范;爱国进步、择善固执的家国情怀;敦品励学、诚信质朴的京师品格;弘扬师道、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在新时代，高校要进一步强化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意识，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北京高校应发挥标杆作用。
关键词：红色基因;红色师范;传承;标杆
红色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政治内核，是中国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立身之本，是中国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重要动力源泉。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一批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在多年来的办学实践中，自觉将党的信仰、宗旨和追求融入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的“红色标识”。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是早期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地区的重要革命活动中心，也是革命人才和优秀人民教师的摇篮，其长期孕育形成的红色文化深厚，红色标识鲜明，红色基因强大。
北师大的红色基因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现北师大人“坚定跟党走、勇于做先锋”的使命自觉
高校的红色基因是在革命年代、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路线和政策在高校的不断内化，高校进步师生自发地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二者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高校红色基因的塑造者，中国高校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重要建设主体。
一是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是北师大红色基因的政治源泉和根本保障。北师大有着深厚悠久的党建传统，其党建工作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1919年秋，李大钊开始在北京高师、北京女高师（以下简称北京两高师）授课，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两高师的深入传播。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东城支部成立，其中，西城支部以北京两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支部书记由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员、北京女高师的学生缪伯英担任，这是北师大党组织活动的开端。1923年冬，两高师分设支部，黨组织平行发展。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一些左翼团体，如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教联、世界语联、互济会等在师大相继出现。1936年，北师大支部扩大为中心支部，下属师大文学院支部、师大教理学院支部以及民国学院支部、平大法商学院支部和东北大学文学院支部等支部。1946年4月，北师大建立了党总支。1948年12月，北师大地下党组织南系和北系合并。在总支的领导和推动下，北师大学生的进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成批的革命人才，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阵地。党在师大学生运动中的领导和引领，使得党的宗旨和主张在师大得到响应，党的初心和使命通过进步师生的撒播和力行得以落实和推广。北师大也因此被誉为革命人才的一个成长摇篮以及优秀教育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二是北师大学子是青年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力量。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扛起了“思想解放、爱国救亡”的大旗。1919年，北师大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策源地，北京高师工学会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策划、筹备和校际联络工作。运动中，北师大学生最早到达天安门广场，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火烧赵家楼，引燃了全国民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火，他们中的一批同志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北师大是重要的活动中心，由北师大学生组成的 “北平师范大学爱国请愿团”，引领示威请愿的方向。1936年2月，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成立，学生敖白枫任总队长。在民先队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上，北师大学生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行宪国民大会”运动。1948年4月9日，100余名国民党特务对北师大进行抢砸。事件发生后，北师大600余名师生示威请愿，北平高校“一校有事，各校支援”，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这场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北师大学子的先锋意识、爱国精神得到锤炼，“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使命意识强烈坚定，红色基因在反帝爱国、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的一系列运动中，不断得到锤炼和巩固。
红色基因决定北师大的红色特质，诠释北师大“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办学初心
“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是党的初心使命在北师大的体现。党的领导和几代北师大人的共同努力，塑造了北师大的红色特质，造就了北师大人听党话、跟党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传统，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红色基因。今天，北师大的红色基因已熔铸于学校办学的多个方面，成为北师大“为党育才、育人兴邦”的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
一是紧跟步伐、永不褪色的红色师范。北京两高师在李大钊同志的引领和推动下，很早就涌现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他们走出校门后，很快担当起了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任。1924年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西安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楚图南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1]的嘱托，回到云南酝酿党团建设工作。黄道积极参加与组织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和游行请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回江西发展地方党组织，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与李大钊同志一同牺牲的就有北师大的学生党员谢伯俞、吴平地，他们是为了党的事业而最早牺牲的一批共产党员。受李大钊同志的勉励，读书时期的侯外庐就有服务革命事业的志向，以十年心血翻译《资本论》是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贡献心力的最好注脚。在众多的中国师范院校中，北师大发挥的辐射影响最大，湖南一师和绥德师范的光荣传统都有得益于北师大的地方。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走出的符定一是湖南一师的缔造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周谷城毕业后都曾在湖南一师任教。在绥德师范的创办时期，高师学生杨明轩担任学校的教务长。学校党组织坚强有力、上级党组织信得过，广大师生拥护党的主张和宗旨，是北师大保持革命底色、顺应人民期待的政治保证。 二是爱国进步、择善固执的家国情怀。在师范馆时期的“拒俄运动”中，北师大学子忧心于东北的丧失，就曾发出“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2]的宣言。“五四运动”中，出于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和对“中国存亡”问题的担忧，北师大学子以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和北京青年学生一道，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的胜利，使青年学子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也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一二·九”运动中，北师大学子自觉地把青年学生自发的抗日救亡行动与全国抗战的需要结合起来，他们组织的南下宣传团走出北平、深入农村，呼吁“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北师大人的贡献不止于启蒙，不限于发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数百名的北师大学子走上了战争前线，斗争于敌后战场。由于北师大人的执着，学校的发展多次遭到反动当局的打压，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1932年的停止招生、1939年由师大而为师范学院的降格办学、1946年的国民政府“不准复原”的命令、1948年的“四九血案”都是明证。既能做先锋，也能做殿军，代表了北师大人的坚持和韧性，但他们迭逢艰难从不止步，历经险阻犹始终向前。
三是敦品励学、诚信质朴的京师品格。北师大作为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在继承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服务时代需求的探索和引领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范和服务品格。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北京高师时期的校长陈宝泉为学校凝练的“诚、勤、勇、爱”的校训、“成己成物”的励学及服务方针，勤勉治学、品端学粹、淑世情怀印刻在师大人的心坎里。“高师改大”后的首任校长范源廉先生要求的“以身作则”，董事会董事长梁启超先生手书的“无负今日”，老校长袁敦礼题赠学子的“成德达材”，都是这一治学理念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治学传统，由众多的名师先贤垂范而来。被誉为文学革命的旗手、文字音韵学大师的钱玄同先生，不仅学术成就无愧于大师称号，而且他至死不渝的爱国节操、对家庭伦理的坚守同样可做国人典范。黎锦熙先生，终生致力于国语改革和推广事业，“攘夷武仗三千虎，建国文凭十八龙” [3]，是他学术报国志向的明确表达。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他们分别以讲坛和文坛为阵地，为党的事业和引领青年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们的感召下，一代代师大人甘守清贫，敦品励学，孜孜以求。师大的勤勉和踏实也是出了名的，在学学生“勤朴好学之风，甲于各校”，毕业学生“克尽厥职之声誉，腾于全国”。[4]时至今日，这种敦品励学的风范、不随人后的志向、诚信质朴的品格，已成为师大人之为师大人的形象特质和人格标识。
四是弘扬师道、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北师大对于国家教育发展，自始便有“开先河”“辟基础”“垂典范”“塑体系”的意识与贡献。高师时期，北师大通过六部本科科系设置、各类专修科讲习班探索以及多个研究科的建设，成为当时学科门类最全的高师院校。北师大老校长陈宝泉所说的“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表明了师大人的责任和雄心。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施行，北京高师调整学科结构和办学定位，于1923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在经费竭蹶、学潮频发、师资队伍不稳的严峻形势下，范源廉校长上任之日给大家鼓劲：“无论政局如何纷扰，只要我们个人精神不乱;无论经济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志气不馁;那么，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 [5]师大人的精神和志气在哪里？范源廉校长将他的思想表达在了师大的校歌当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 他将师道浓缩为“宏我教化、昌我民智”的八字箴言，把其作为为师者的担当和责任，要求师大人把“振立师道”担在肩上，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师道精神随北师大的西迁而扩展于西北。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地处国统区，为了撑得起这一责任，师大人多方面、多方位地进行了抗争。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几代师生的苦心经营，北师大最终构建了“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一直延伸至附属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完整办学体系，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教育优势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獨有贡献。这一责任，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它表现为师大人“育人兴邦”的使命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表现为师大人“改革在前”的先行精神;改革开放时期，它表现为师大人“开拓创新”的转型决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它表现为师大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世界领先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志向。
红色基因涵养北师大的党建传统，体现北师大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杆意识
新时代，中国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的改革发展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强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立场自信，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自信，要求北京高校必须高扬红色旗帜，将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应负的政治责任。经过一百年的组织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领导下的扎实办学，红色基因已植根于北师大，红色已成为北师大办学的鲜明底色，党建已成为北师大的工作优势，初心使命已转化为北师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强大精神动力。北师大重视这一传统和优势，采取多种措施，在党建工作中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积极弘扬红色文化。
一是夯实党建优势，发挥标杆作用。百年的组织发展，孕育了北师大“围绕中心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优良传统，北师大党建工作一直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多次成为党建体制机制探索、思政工作改革的全国试点单位，并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北京师范大学要做“巡视整改的标杆”，这其中包括对北师大党建工作的肯定和期望。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将“坚持党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办社会主义大学” 作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世界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政治保证，“继承北京师范大学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作为政治保证的首要措施，在全校范围内得到安排和部署。
二是弘扬红色文化，砥砺初心使命。红色基因不能自动遗传，需要通过涵濡和培育进行传承，需要借助文化的感染力。学校着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6]。北师大师生珍视自己的“红字”招牌，自觉将红色资源凝练为文化标识，融汇进学校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五四运动”纪念碑、“一二·九”纪念碑、“三·一八”殉难烈士纪念碑、刘和珍浮雕像、鲁迅雕塑等布设于学校的主要场所，在北师大西城校园和北师大附属中学，也矗立有“一二·九”运动纪念碑、二烈士纪念碑和赵世炎烈士塑像等红色地标。这些地标已成为广大师生感悟初心使命、社会公众体验北师大红色文化的生动课堂和培训基地。
三是讲好红色故事，服务立德树人。在中共师大组织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师大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一大批执着奉献的先进模范。“火烧赵家楼”“纪念刘和珍君”“女师大风潮”等广为流传，李大钊就义、“英雄夫妻”缪伯英与何孟雄的传奇、“姐弟党员”赵世兰与赵世炎以及“红专老人”陈垣的入党故事等，这些都是党史教育的鲜活案例，是对红色基因的形象阐释。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学校通过组织编写《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发展百年图志》、举办专题展览，通过媒体传播、校史平台以及课堂讲授，使之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思政工作的生动素材，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
参考文献：
[1]楚图南.楚图南集：第2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596.
[2]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8.
[3]黎锦熙.黎锦熙纪事诗存[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76-78.
[4]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2.
[5]范源廉.范源廉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244.
[6]教育兴邦 师范报国—北京师范大学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N].光明日报，2021-05-04（5）.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翟 迪]
关键词：红色基因;红色师范;传承;标杆
红色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政治内核，是中国高校“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立身之本，是中国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重要动力源泉。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一批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在多年来的办学实践中，自觉将党的信仰、宗旨和追求融入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的“红色标识”。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是早期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地区的重要革命活动中心，也是革命人才和优秀人民教师的摇篮，其长期孕育形成的红色文化深厚，红色标识鲜明，红色基因强大。
北师大的红色基因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现北师大人“坚定跟党走、勇于做先锋”的使命自觉
高校的红色基因是在革命年代、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路线和政策在高校的不断内化，高校进步师生自发地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二者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高校红色基因的塑造者，中国高校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的重要建设主体。
一是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是北师大红色基因的政治源泉和根本保障。北师大有着深厚悠久的党建传统，其党建工作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1919年秋，李大钊开始在北京高师、北京女高师（以下简称北京两高师）授课，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两高师的深入传播。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1921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东城支部成立，其中，西城支部以北京两高师的党员为主组成，支部书记由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员、北京女高师的学生缪伯英担任，这是北师大党组织活动的开端。1923年冬，两高师分设支部，黨组织平行发展。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一些左翼团体，如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教联、世界语联、互济会等在师大相继出现。1936年，北师大支部扩大为中心支部，下属师大文学院支部、师大教理学院支部以及民国学院支部、平大法商学院支部和东北大学文学院支部等支部。1946年4月，北师大建立了党总支。1948年12月，北师大地下党组织南系和北系合并。在总支的领导和推动下，北师大学生的进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不仅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成批的革命人才，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阵地。党在师大学生运动中的领导和引领，使得党的宗旨和主张在师大得到响应，党的初心和使命通过进步师生的撒播和力行得以落实和推广。北师大也因此被誉为革命人才的一个成长摇篮以及优秀教育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二是北师大学子是青年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力量。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扛起了“思想解放、爱国救亡”的大旗。1919年，北师大是“五四运动”重要的策源地，北京高师工学会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策划、筹备和校际联络工作。运动中，北师大学生最早到达天安门广场，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火烧赵家楼，引燃了全国民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火，他们中的一批同志走上了革命道路。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北师大是重要的活动中心，由北师大学生组成的 “北平师范大学爱国请愿团”，引领示威请愿的方向。1936年2月，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师大成立，学生敖白枫任总队长。在民先队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上，北师大学生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行宪国民大会”运动。1948年4月9日，100余名国民党特务对北师大进行抢砸。事件发生后，北师大600余名师生示威请愿，北平高校“一校有事，各校支援”，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这场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北师大学子的先锋意识、爱国精神得到锤炼，“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使命意识强烈坚定，红色基因在反帝爱国、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的一系列运动中，不断得到锤炼和巩固。
红色基因决定北师大的红色特质，诠释北师大“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办学初心
“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是党的初心使命在北师大的体现。党的领导和几代北师大人的共同努力，塑造了北师大的红色特质，造就了北师大人听党话、跟党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传统，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红色基因。今天，北师大的红色基因已熔铸于学校办学的多个方面，成为北师大“为党育才、育人兴邦”的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
一是紧跟步伐、永不褪色的红色师范。北京两高师在李大钊同志的引领和推动下，很早就涌现出了一批共产党员，他们走出校门后，很快担当起了发展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重任。1924年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西安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楚图南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1]的嘱托，回到云南酝酿党团建设工作。黄道积极参加与组织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和游行请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回江西发展地方党组织，投身革命事业。1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与李大钊同志一同牺牲的就有北师大的学生党员谢伯俞、吴平地，他们是为了党的事业而最早牺牲的一批共产党员。受李大钊同志的勉励，读书时期的侯外庐就有服务革命事业的志向，以十年心血翻译《资本论》是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贡献心力的最好注脚。在众多的中国师范院校中，北师大发挥的辐射影响最大，湖南一师和绥德师范的光荣传统都有得益于北师大的地方。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走出的符定一是湖南一师的缔造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周谷城毕业后都曾在湖南一师任教。在绥德师范的创办时期，高师学生杨明轩担任学校的教务长。学校党组织坚强有力、上级党组织信得过，广大师生拥护党的主张和宗旨，是北师大保持革命底色、顺应人民期待的政治保证。 二是爱国进步、择善固执的家国情怀。在师范馆时期的“拒俄运动”中，北师大学子忧心于东北的丧失，就曾发出“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2]的宣言。“五四运动”中，出于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和对“中国存亡”问题的担忧，北师大学子以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和北京青年学生一道，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的胜利，使青年学子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也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一二·九”运动中，北师大学子自觉地把青年学生自发的抗日救亡行动与全国抗战的需要结合起来，他们组织的南下宣传团走出北平、深入农村，呼吁“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北师大人的贡献不止于启蒙，不限于发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数百名的北师大学子走上了战争前线，斗争于敌后战场。由于北师大人的执着，学校的发展多次遭到反动当局的打压，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1932年的停止招生、1939年由师大而为师范学院的降格办学、1946年的国民政府“不准复原”的命令、1948年的“四九血案”都是明证。既能做先锋，也能做殿军，代表了北师大人的坚持和韧性，但他们迭逢艰难从不止步，历经险阻犹始终向前。
三是敦品励学、诚信质朴的京师品格。北师大作为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在继承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服务时代需求的探索和引领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范和服务品格。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北京高师时期的校长陈宝泉为学校凝练的“诚、勤、勇、爱”的校训、“成己成物”的励学及服务方针，勤勉治学、品端学粹、淑世情怀印刻在师大人的心坎里。“高师改大”后的首任校长范源廉先生要求的“以身作则”，董事会董事长梁启超先生手书的“无负今日”，老校长袁敦礼题赠学子的“成德达材”，都是这一治学理念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治学传统，由众多的名师先贤垂范而来。被誉为文学革命的旗手、文字音韵学大师的钱玄同先生，不仅学术成就无愧于大师称号，而且他至死不渝的爱国节操、对家庭伦理的坚守同样可做国人典范。黎锦熙先生，终生致力于国语改革和推广事业，“攘夷武仗三千虎，建国文凭十八龙” [3]，是他学术报国志向的明确表达。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他们分别以讲坛和文坛为阵地，为党的事业和引领青年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们的感召下，一代代师大人甘守清贫，敦品励学，孜孜以求。师大的勤勉和踏实也是出了名的，在学学生“勤朴好学之风，甲于各校”，毕业学生“克尽厥职之声誉，腾于全国”。[4]时至今日，这种敦品励学的风范、不随人后的志向、诚信质朴的品格，已成为师大人之为师大人的形象特质和人格标识。
四是弘扬师道、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北师大对于国家教育发展，自始便有“开先河”“辟基础”“垂典范”“塑体系”的意识与贡献。高师时期，北师大通过六部本科科系设置、各类专修科讲习班探索以及多个研究科的建设，成为当时学科门类最全的高师院校。北师大老校长陈宝泉所说的“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表明了师大人的责任和雄心。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施行，北京高师调整学科结构和办学定位，于1923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在经费竭蹶、学潮频发、师资队伍不稳的严峻形势下，范源廉校长上任之日给大家鼓劲：“无论政局如何纷扰，只要我们个人精神不乱;无论经济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志气不馁;那么，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 [5]师大人的精神和志气在哪里？范源廉校长将他的思想表达在了师大的校歌当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 他将师道浓缩为“宏我教化、昌我民智”的八字箴言，把其作为为师者的担当和责任，要求师大人把“振立师道”担在肩上，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师道精神随北师大的西迁而扩展于西北。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地处国统区，为了撑得起这一责任，师大人多方面、多方位地进行了抗争。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几代师生的苦心经营，北师大最终构建了“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一直延伸至附属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完整办学体系，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教育优势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制作出了无可替代的獨有贡献。这一责任，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它表现为师大人“育人兴邦”的使命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表现为师大人“改革在前”的先行精神;改革开放时期，它表现为师大人“开拓创新”的转型决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它表现为师大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世界领先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志向。
红色基因涵养北师大的党建传统，体现北师大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杆意识
新时代，中国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的改革发展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强化扎根中国大地的立场自信，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自信，要求北京高校必须高扬红色旗帜，将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应负的政治责任。经过一百年的组织发展，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领导下的扎实办学，红色基因已植根于北师大，红色已成为北师大办学的鲜明底色，党建已成为北师大的工作优势，初心使命已转化为北师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强大精神动力。北师大重视这一传统和优势，采取多种措施，在党建工作中充分利用红色资源，积极弘扬红色文化。
一是夯实党建优势，发挥标杆作用。百年的组织发展，孕育了北师大“围绕中心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优良传统，北师大党建工作一直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多次成为党建体制机制探索、思政工作改革的全国试点单位，并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北京师范大学要做“巡视整改的标杆”，这其中包括对北师大党建工作的肯定和期望。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将“坚持党的领导，扎根中国大地办社会主义大学” 作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世界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政治保证，“继承北京师范大学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作为政治保证的首要措施，在全校范围内得到安排和部署。
二是弘扬红色文化，砥砺初心使命。红色基因不能自动遗传，需要通过涵濡和培育进行传承，需要借助文化的感染力。学校着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6]。北师大师生珍视自己的“红字”招牌，自觉将红色资源凝练为文化标识，融汇进学校的校园文化景观建设。“五四运动”纪念碑、“一二·九”纪念碑、“三·一八”殉难烈士纪念碑、刘和珍浮雕像、鲁迅雕塑等布设于学校的主要场所，在北师大西城校园和北师大附属中学，也矗立有“一二·九”运动纪念碑、二烈士纪念碑和赵世炎烈士塑像等红色地标。这些地标已成为广大师生感悟初心使命、社会公众体验北师大红色文化的生动课堂和培训基地。
三是讲好红色故事，服务立德树人。在中共师大组织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师大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一大批执着奉献的先进模范。“火烧赵家楼”“纪念刘和珍君”“女师大风潮”等广为流传，李大钊就义、“英雄夫妻”缪伯英与何孟雄的传奇、“姐弟党员”赵世兰与赵世炎以及“红专老人”陈垣的入党故事等，这些都是党史教育的鲜活案例，是对红色基因的形象阐释。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学校通过组织编写《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发展百年图志》、举办专题展览，通过媒体传播、校史平台以及课堂讲授，使之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思政工作的生动素材，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载体。
参考文献：
[1]楚图南.楚图南集：第2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596.
[2]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8.
[3]黎锦熙.黎锦熙纪事诗存[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76-78.
[4]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2.
[5]范源廉.范源廉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244.
[6]教育兴邦 师范报国—北京师范大学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N].光明日报，2021-05-04（5）.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