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立场与工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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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芳是中国现当代最重要的表演艺术家,同时他又有诸多著述存世,有关他的研究,却与他的艺术成就和地位极不相称,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至今尚未有人把他留下的著述完整系统地编印出版。
  学术研究呼唤一部全新的《梅兰芳全集》
  对梅兰芳个人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第二个时期是世纪之交的2000年。
  在第一个时期,梅兰芳及其秘书许姬传开始有意识地编撰回忆录,系统总结梅兰芳的舞台生涯和艺术道路,以梅兰芳为主体的创作团队相继出版的文献有:《舞台生活四十年》(平明出版社1952第一集、1954年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一、二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61年一、二、三集),《东游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梅兰芳戏剧散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我的电影生活》(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年版);1962年为纪念梅兰芳逝世一周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编撰了《梅兰芳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本文集选辑了散见于报刊、专册的报告、论著、回忆、观感和一部分手稿,这些著作不仅体现了梅兰芳高尚的为人、精湛的演技,更展示了梅兰芳博大精深的剧学思想,是迄今为止最主要的梅兰芳研究成果。
  2000年12月,梅绍武等编著的《梅兰芳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成為世纪之交梅兰芳资料搜集、整理的新成果,本全集共八卷,工程浩大,不仅包含梅兰芳的著述、文稿,也涵盖了梅兰芳的演出剧目、曲谱、唱腔等各个方面,无疑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梅兰芳,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梅兰芳的研究。但如前所述,此全集还难以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梅兰芳全集》。因此,出版一部全新的《梅兰芳全集》,为梅兰芳研究乃至整个京剧艺术研究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以工匠精神指导学术研究和编辑活动
  2010年冬天,笔者时任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社长,正着手申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社长樊国宾博士提醒我:明年是梅兰芳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我们是否该做点文章?当时我第一个念头是编一部《梅兰芳全集》,因为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虽然也编过一部《梅兰芳全集》,但都是以往梅兰芳出版过的文献单行本和演出曲谱剧本的汇编,其信函、诗词、书画等都没有收入,而且就其演出剧本而言,多为“梅党”合作编写,很难说是梅先生个人之作。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河北教育版的《梅兰芳全集》都很难称得上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梅兰芳先生个人全集。
  要出版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梅兰芳全集》,仅凭出版社一方之力,七拼八凑,这不符合我们的初衷。于是,笔者联系了著名戏剧理论家、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谨教授。傅谨先生十几年来在京剧学的创建与研究、戏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中国戏剧史论等诸方面都卓有建树,以其学术声望和影响,理应能扛起此杆大旗,编纂出一部全新的《梅兰芳全集》。果然,傅谨先生爽快答应担任全集主编,开始对全集着手整理规划。
  2011年春,《梅兰芳全集》入选中国戏剧出版社“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但由于经费短缺,文献的搜集整理一直迟迟没有推进。同时,傅谨先生对全集的编纂思路也在逐步调整中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新编《梅兰芳全集》的编撰体例与规模,将明显不同于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梅兰芳文集》和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梅兰芳全集》。新全集内容主要收录梅兰芳的各类存世文献,梅派剧本、剧目、曲谱、唱腔将另行收录,择机重新整理出版。2014年3月,中国戏曲学院申报的“梅兰芳生前文献搜集、整理与《梅兰芳全集》编纂”正式入选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项目,并获资金扶持。期间北京出版社又加盟出版团队,队伍壮大,实力增强,项目终于可以启动了。
  很快,主编傅谨教授成立了以马健羚、李小红和赵建新为主的资料搜集团队,以李小红、赵建新为主的编辑校注团队,并邀请梅葆玖先生作此书的名誉主编。
  但是,当工作团队真正进入工作状态时,却发现这是一块硬骨头。虽然梅兰芳著述很多,但却存在诸如版本纷杂、文字差别不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仍然有大量的文章访谈、演讲发言、书信函电、诗词题字等散佚于旧时的报刊杂志(尤其是1949年之前),有的甚至从未发表示人,至今仍在很多图书馆、纪念馆或档案室的角落中蒙受灰尘。要想在这些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献中找出以梅兰芳署名的文字,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以傅谨先生为首的学术团队,不但坚守学术研究的立场,在文献辑佚的过程中爬梳整理,还原对比,做了大量科学研究的工作;而且,同时也要站在出版者的角度,秉持一种近乎严苛的工匠意识,在从事一项特殊的编辑活动,力图在梅兰芳和研究者们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这种工匠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字上——全、准、多。
  所谓“全”,是指在团队能力范围内,编者把所能找到的梅兰芳存世文献几乎搜罗殆尽。如第八卷中的梅兰芳书信函电部分,编者共搜集到梅兰芳的信函106件,内容驳杂,涉及演出、外交、医药、公安、税务等众多社会领域。这些信函来源复杂,有的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档案馆、梅兰芳纪念馆等馆藏机构,有的来自不同时期的报刊、图书等出版物,还有来自拍卖机构和私人收藏的。
  梅兰芳信函之“全”还表现在它收录了最新发现的历史文献。如梅兰芳在1935年12月17日发给苏联林德女士的信函,是厦门大学陈世雄教授在俄罗斯档案馆发现的。陈世雄教授在2015年第2期的《戏剧艺术》上发表了《梅兰芳1935年访苏档案考》一文,文中披露了此函件。此外,陈世雄教授还翻译提供了他在俄罗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故居博物馆发现的编号为8446的档案。此档案是1937年5月12日梅兰芳发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内容是向对方表达赠送《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的谢意。
  在编选全集的过程中,对文献的搜集工作一直贯穿始终,直至出版社正式出版前,编者又陆续发现了《迎接戏曲工作会议》《在上海各界名流欢迎访俄归来茶会上的演说》《拍了<生死恨)以后的感想》三篇文章,马上编入全集。可以说,编选《梅兰芳全集》真正做到了“求全责备”。梅兰芳作为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京剧演员,他肯定还有没被发现的资料存世,所以对编者而言,虽不敢说已穷尽了梅兰芳的所有文献,但就目前来讲,已经做到了最“全”。   所谓“准”,就是在对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做还原、对比和注释时,以尽量少加注为原则,一旦加注,就要确保准确无误。而對于原始文献中的错讹之处,则一律加以改正,同时加注说明。
  所谓“多”,即数据源多。为寻找文献,编者阅读了几乎所有有关梅兰芳的研究论文和论著,足迹遍及美国、日本及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查阅过的图书馆、档案馆和纪念馆20余家,翻阅过的报刊横跨40余年达50多种,查询过的数据库有《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翰堂近代报刊全文数据库》等十余种。此外,编者还经常关注上海朵云轩、北华夏收藏网、孔夫子网等收藏旧书网站,以便能发现梅兰芳散佚民间的诗词或信函。
  《梅兰芳全集》前三卷收录的是1919年3月至1961年8月梅兰芳去世之前署名发表的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单篇文章253篇,其中也包括部分梅兰芳逝世后发表的遗稿。
  第四卷到第六卷,是最能代表梅兰芳艺术思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但与此前版本不同的是,我们对几个不同版本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进行了对比校释,从而有了版本学的意义和价值。
  第七卷为《东游记》和《我的电影生活》。除此之外,这一卷还收录了梅兰芳生前未完成的《梅兰芳游俄记》,另外还附录了梅兰芳秘书李斐叔所记《梅兰芳游美日记》的原始稿和整理稿。至此,梅兰芳访演外国的所有文字数据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八卷收录了梅兰芳的诗词、对联、题词和书信、函电等。最后,我们在王长发、刘华先生编撰的《梅兰芳年谱》基础上,压缩编写了一份简单的梅兰芳年谱,作为附录,仅供参考。
  全集的精装本还增加了两卷光盘,囊括了梅先生1936年之前灌制的全部唱片,12张CD共169面粗纹唱片,包括42个剧目,记录了梅先生继承、加工的传统戏和创作新排的个人本戏之精彩片断,是梅先生艺术鼎盛时期演剧活动的缩影。
  《梅兰芳全集》的出版是梅兰芳研究乃至整个戏曲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其史料价值将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日益凸显。对梅兰芳存世文献的完整编纂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是文献资料、编者、读者和社会文化诸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合力的结果。通过对这部全新的《梅兰芳全集》的编选,编者希望透露出梅兰芳所处时代戏曲文化语境的诸多信息,从而清晰地展示梅兰芳不仅作为一个京剧艺术家,亦作为一个时代文化代表的丰富而立体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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