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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编辑，既是价值的发现者和提供者，更是书这种物质产品生产环节中的一环。大多数时候，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具体的书，具体的作者，具體的生产流程和具体的市场压力。如何将抽象的价值呈现为一本本好书，如何将个人从业中的能力和感悟一点点落实到书的具体制作流程和宣传定位中，是编辑每天都要思考的内容，也是编辑工匠精神的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个角度说，提倡编辑的工匠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专业能力是编辑工匠精神的核心
首先，我想谈谈我感受到的编辑这个行当的文人传统。因为继承文人传统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出发点。我所在的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传统一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传承。这种传统在秉持规章制度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尊重编辑的个性；在用经济效益衡量编辑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关注编辑所创造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效益。总之，在这种传统之下，编辑感受不到压制性的“必须”如何如何，更多的是自觉自律。它的包容、体恤、淡定、韧性、合作精神甚至妥协精神，都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
当然，这种人文传统的形成是和我们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的。跟人文传统比起来，文人传统显然更个体一些，它往往跟理想、才华、学识、性情、操守、底线，甚至不妥协有关。用今天的理念衡量，这种传统就是鼓励编辑做自己专业的专家、学者，我个人将其概括为“有高度、有态度、有风度”。
我们社曾经出版过一本《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作者就是我社退休的老编辑。这是一本朝内166号文人传统的系统梳理。它以人物列传的方式，写到了我社16位领导和前辈。我体会，它的每一篇都在写，作为一个编辑和一个出版人，首先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人，是视野开阔又务实有为的文人，文化责任感和文化良知在他们的血液里。同时，他们胸怀诗书、不拘小节——“胸怀诗书”，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专业判断力和行业影响力不容小觑；同时，作为专家，他们和作者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能够发出有依据、有质地的商榷的声音；“不拘小节”则让他们在合作做事情的时候，更务实，好沟通，易协调，能够成事儿。
联系个人十一年的从业历程，深感一个编辑，由揣摩人文传统到继承和发扬文人传统之重要，深感成为自己专业的专家、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坚持自己的个性特色之重要——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做书做到最后，就是编辑的个人学养和综合能力的展现——能够把握什么样的选题，擅长把握什么样的选题，能够把一个具有生长潜力的选题实现到什么程度，最后往往跟个人的专业能力有关，跟理想、才华、个性、性情、风骨、操守和底线有关。而这些，往往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淹没的。我体会，专业能力是编辑工匠精神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坚守价值品质、培养耐挫力是编辑工匠精神的重点
当然，文人传统所说的个人判断力与选择力，工匠精神所说的专业能力，和率性而为、不讲章法不是一个概念。参考那些有关出版人、出版行业的书，比如反应美国出版状况的《我与兰登书屋》，比如反应日本出版历史的《出版大崩溃》等等，我们发现，出版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单位都不是毫无限制的，都不是纯个性化的，都要将个人能力和制度规约结合起来做事。这种规约包括出版政策的规约，市场规律的规约，甚至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仪章法的规约等等。而每一个国家的阅读环境，或者说，每一代编辑曾经面对的阅读环境，都从没有被称赞过最理想的，都或多或少地有问题，有瑕疵，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每一代编辑的市场困惑和价值困惑也几乎都是相通的。
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相对而言，这个专业最活跃，同时竞争也最激烈。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以后，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那是出版的黄金时代，一本书，一个杂志上的一部作品，动辄就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而一个作家一夜之间天下皆知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想想现在，让一个写纯文学的无名作者靠一部作品天下皆知，有多难！一本书变成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又需要多少天时地利人和。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往往是出现在事后的总结里，很少有出版人能够在前瞻性的预案中预见到一本书全部的机缘和机会。
放眼看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那个时候登上文坛成为新生力量大多靠的都是一个两个反响热烈的中篇小说，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刘恒、王安忆……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但即使如此，那个时代的编辑也认为，与“文革”期间浩然和克非的图书相比，这个时候的图书发行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同时，只需要看一看相关编辑回忆当年出版这些著名作品时候的战战兢兢，比如《沉重的翅膀》《古船》，包括后来的《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丰乳肥臀》等等，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出版面对的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有多少……而且，那会儿的出版，无论你做了多少码洋，卖了多少书，都没有效益奖励。
这样说，不是纯粹的阿Q精神，也不是为出版市场化转型的过渡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开脱，更不单纯是为了舒缓激烈的市场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而是说，一个个体，一个以人文理想和文人传统为职业内涵追求的编辑，在或许有利或许困难的环境下做事情，该采取什么样的职业态度。
我体会，比我老的编辑身上那种不沮丧、不抱怨、不迷茫、不困惑，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没有这些情绪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功成名就了，而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出版的各个阶段，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出版情形，是阅历给了他们淡定，是文人传统给了他们认定价值、坚守价值的底气和耐心——做出版是需要价值耐心和价值耐力的。这种耐心和耐力，既包括包容和团结各种个性的作者，以开放性的心态判断和把握各类稿件，更包括对自己的耐心和耐力，那就是在坚守好书的品质，优质出版物的价值的前提下，宽容自己的失败，容忍自己的知识盲点，培养自己的耐挫力。
个人体会，做编辑，要避免最容易出现的困惑和沮丧，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就是更深广地了解历史和现实以资参照，不断夯实自己的价值支撑根基，强化专业能力，坚持练内功。什么是内功？我觉得坚守价值和品质，并为了这种坚守而培养耐挫力是值得毕生修炼的内功。 书比天大，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内在价值支撑
2015年，中国翻译出版了美国出版史上的传奇人物麦克斯威尔·柏金斯的传记，叫《天才的编辑》。柏金斯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和写《时间与河流》的伍尔夫的发现者。这本书用将近六百页的篇幅写了柏金斯辉煌的、里程碑式的编辑生涯。书中写了他发现这些作者的点点滴滴，写了他用什么样的专业能力、耐心和容忍一步步将这些作者推向最辉煌的顶点，读来让人受益匪浅。
做编辑的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出版一个作家的成名作，比出版他成名之后的作品，带给编辑的价值感更强，当然也更能衡量一个编辑的含金量。柏金斯就是这样的编辑，而且他不是发现了一个作家，而是发现了一批。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发现了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的大半个文坛，而且，这些作家都不是文学史的过眼云烟，而是禁得住时间和空间考验的、永恒的经典。这么著名的一个编辑，他的名言却是：“编辑最核心的职业内涵是倾听”；“编辑不能为一本书添加任何东西，他最多只能扮演一个受制于作者的好仆人”。
为了做好这个仆人，柏金斯几乎把毕生的耐心和谦卑都给了作者，他毫不张扬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天才的文学感悟力，而是春风化雨般地运用这些，引导作者尽展所长；他坚持“作者的事无小事”的服务意识，揣摩作者的心思。书中写，他容忍菲茨杰拉德的拖期交稿、不断透支稿费；容忍海明威的暴躁和口无遮拦，容忍伍尔夫泥沙俱下的超长篇写作习惯。当然，他也容忍这些作家生活中的很多怪癖和问题，对有才华的作家他近乎娇宠和纵容。当然，他所有的容忍，都是为了在文学上帮助他们、成就他们。惟其如此，菲茨杰拉德才奉他为终生的挚友、其作品的“永远的出版人”；海明威在他去世之后，将《老人与海》题赠给他。
但是，因为自己编辑的身份，我体会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任何传奇背后的真相其实都是人的生活，都是人与人的交往。编辑的传奇更是，柏金斯的耐心和耐力不是神一样的存在，他面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总是露出上帝般的笑容。他也是人，也需要自己的情绪出口；他也是文人，也有自己的个性和趣味。特别有意思的是，柏金斯释放自己的方式，是给一个红颜知己写信。他们纯洁的友谊保持了一生。他几乎只在她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和不耐烦，体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可爱的一面。
在信中，他不止一次写到编辑职业带给他的困惑和沮丧，也不止一次写到这些作者的个性之不可容忍。他说，几乎每一次，这些作者，或者他的上司和同事考验他的耐心的时候，还有选题的论证过程不顺利、书的销量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都想逃离，远远地离开这个行业。但事实上，他坚持了36年，从未做过其他职业。可以说，他的编辑传奇就是由耐心和耐力成就的，他的专业的眼光、天赋的判断力也都是在耐力打磨下越来越发出光彩的，甚至，他的编辑耐力本身都是靠耐挫力获得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只有一点支撑他，那就是：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以至于有出版界的人士这么评价他：“他对待一本书就像对待生死”。书比天大，爱书爱到骨子里，或许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内在支点，也是区分编辑和好编辑的最终分界线。
自我鼓励、善于实践是编辑工匠精神的落脚点
2013年我参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编辑部主任培训班，听过《故事会》的老主编何承伟的一节课，叫《全媒体时代传统出版的转型思考》。他介绍，他每年要花一个很高的价格向国外一个监控公司买一组数据分析，而2012年他买到的数据让人非常吃惊：美国全国阅读调查显示，30%的高中生没有读过课本以外的书；70%的美国成年人最近五年没有进过书店；很多人自己买的书读不过18页……我当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数据，非常吃惊，因为我们的媒体不断宣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读书量少得惊人，我没有想到专业人士调查到的美国是这样的情形。
但更让我吃惊的，其实是何承伟的结论，他说：对美国出版来说，转型问题也迫在眉睫，而且，这个转型与我们相同，都是传统出版向全媒体时代出版的转型，因此，我们站在了和他们同样的起跑线上。然后他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要加紧转型的步伐。因为有了数据的支持，因为有了一代成功的老出版人的分析，我信服这种数据所反映的行业情况的说服力，也愿意为此放弃时不时会出来干扰自己情绪的那种行业转型期的无力感！
当然，我还有一个更为个人化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出版人，面对这份职业还秉持着开放的视野、充满着创造的激情和竞争的勇气：他是不是也可以抱怨几句市场转型中的急功近利、乱象丛生让我们丢了文化人的矜持呢？他是不是也可以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指点江山，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呢？这种“不吃老本儿立新功”的正能量当时真是让我感触颇深，也着实给我励了一次印象深刻的志。我感觉，做编辑，很多时候内心的感受都难以名状，对价值的认定也不是都可以交流，这时候自我鼓励就变得特别重要。而这种自我鼓励，更多的时候是要体现在实践中。
毕竟，编辑这个职业，除了是精神的追求者，也是物质和事务的实现者；在内功修炼的背后，也一定要有外功的辅助；在专业能力之外，还有版税、人脉和营销定位等等各种角逐和竞争。成功的编辑，往往是将商业理性和价值理性分得特别清楚，或者换句话说，是以文化的精神践行市场的规则，以文人的态度做商业的事情。我想，做一个会算账的文化人，做一个会跟人打交道的读书人，或许才是编辑这个行当在如今最恰当的内涵，也是它最大的魅力。
具体到我策划编辑的，获得2015中国好书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我们就在出版的各个环节践行了编辑工匠精神的方方面面：在联系作者方面，我们一直保持着和茅盾文学奖作家周大新的联系，对他的创作动态密切关注；在版权谈判方面，我们综合作者的新作和旧作，对新书版权和海外版权、电子版权进行综合考量；在稿子审定方面，我们紧紧把握反腐题材的分寸，借势于当前的大环境，以弘扬正能量为基本基点，把书名由《曲终人散》改成了《曲终人在》；在宣传定位方面，牢牢抓住纯文学写反腐和官场小说的区别，同时用“如果有一天，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你会是一个好官吗？”这样的主题召开新书发布会，让读者进行换位思考，增加反腐图书的思想含量；最后，在书评推广环节，我们始终把握“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原则，既不让文学作品成为为社会找病灶、开药方的幼稚果实，又避免文学堕入现实的刻板图解和空洞说教。事实证明，每一个环节的细致把控，都让这本书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最终，这本书不仅获得了2015中国好书等荣誉，销量也达到了十万册，同时，周大新的其他作品《安魂》《向上的台阶》等的销售也被带动了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唯有不斷地实践，才能为编辑的工匠精神不断地增添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编辑，我们只是庞大而繁琐的出版系统中的一环，而且，每一个环节之间的临界点其实没有那么清晰，配合也不可能严丝合缝，这个时候，总是需要我们鼓励自己更专业一些、更勤奋一些、更理性一些、更不抱怨不退缩一些，通过沟通和协调去把缝隙结合好。同时，每一本具体的书，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同，从每一本书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也不同。或许，唯有耐心坚持，不断总结，始终面向“下一本”，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更大的价值感，也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完整而无悔的职业生涯。
用40年奋斗为兰登书屋打下基业的出版人贝内特·瑟夫，在他著名的作品《我与兰登书屋》里说：总是有人问我，我希望我的墓志铭写什么，我说，我希望是：“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为快乐而坚持，或者说，千方百计地在坚持中寻找快乐，克服困惑，或许是以编辑为志业的我们，最值得细细体会的一句话，因为，这几乎就和我们的整个人生有关了。
专业能力是编辑工匠精神的核心
首先，我想谈谈我感受到的编辑这个行当的文人传统。因为继承文人传统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出发点。我所在的单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传统一直是我们宝贵的精神传承。这种传统在秉持规章制度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尊重编辑的个性；在用经济效益衡量编辑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关注编辑所创造的点点滴滴的社会效益。总之，在这种传统之下，编辑感受不到压制性的“必须”如何如何，更多的是自觉自律。它的包容、体恤、淡定、韧性、合作精神甚至妥协精神，都让我们每一个人受益。
当然，这种人文传统的形成是和我们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的。跟人文传统比起来，文人传统显然更个体一些，它往往跟理想、才华、学识、性情、操守、底线，甚至不妥协有关。用今天的理念衡量，这种传统就是鼓励编辑做自己专业的专家、学者，我个人将其概括为“有高度、有态度、有风度”。
我们社曾经出版过一本《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作者就是我社退休的老编辑。这是一本朝内166号文人传统的系统梳理。它以人物列传的方式，写到了我社16位领导和前辈。我体会，它的每一篇都在写，作为一个编辑和一个出版人，首先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人，是视野开阔又务实有为的文人，文化责任感和文化良知在他们的血液里。同时，他们胸怀诗书、不拘小节——“胸怀诗书”，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他们的专业判断力和行业影响力不容小觑；同时，作为专家，他们和作者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能够发出有依据、有质地的商榷的声音；“不拘小节”则让他们在合作做事情的时候，更务实，好沟通，易协调，能够成事儿。
联系个人十一年的从业历程，深感一个编辑，由揣摩人文传统到继承和发扬文人传统之重要，深感成为自己专业的专家、迅速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坚持自己的个性特色之重要——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短板，做书做到最后，就是编辑的个人学养和综合能力的展现——能够把握什么样的选题，擅长把握什么样的选题，能够把一个具有生长潜力的选题实现到什么程度，最后往往跟个人的专业能力有关，跟理想、才华、个性、性情、风骨、操守和底线有关。而这些，往往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淹没的。我体会，专业能力是编辑工匠精神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坚守价值品质、培养耐挫力是编辑工匠精神的重点
当然，文人传统所说的个人判断力与选择力，工匠精神所说的专业能力，和率性而为、不讲章法不是一个概念。参考那些有关出版人、出版行业的书，比如反应美国出版状况的《我与兰登书屋》，比如反应日本出版历史的《出版大崩溃》等等，我们发现，出版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单位都不是毫无限制的，都不是纯个性化的，都要将个人能力和制度规约结合起来做事。这种规约包括出版政策的规约，市场规律的规约，甚至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仪章法的规约等等。而每一个国家的阅读环境，或者说，每一代编辑曾经面对的阅读环境，都从没有被称赞过最理想的，都或多或少地有问题，有瑕疵，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每一代编辑的市场困惑和价值困惑也几乎都是相通的。
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相对而言，这个专业最活跃，同时竞争也最激烈。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以后，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现在的我们看来，那是出版的黄金时代，一本书，一个杂志上的一部作品，动辄就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而一个作家一夜之间天下皆知也绝不是空穴来风。想想现在，让一个写纯文学的无名作者靠一部作品天下皆知，有多难！一本书变成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又需要多少天时地利人和。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往往是出现在事后的总结里，很少有出版人能够在前瞻性的预案中预见到一本书全部的机缘和机会。
放眼看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那个时候登上文坛成为新生力量大多靠的都是一个两个反响热烈的中篇小说，莫言、贾平凹、余华、苏童、刘恒、王安忆……名单可以列得很长。但即使如此，那个时代的编辑也认为，与“文革”期间浩然和克非的图书相比，这个时候的图书发行量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同时，只需要看一看相关编辑回忆当年出版这些著名作品时候的战战兢兢，比如《沉重的翅膀》《古船》，包括后来的《活动变人形》《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丰乳肥臀》等等，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出版面对的有形无形的各种压力有多少……而且，那会儿的出版，无论你做了多少码洋，卖了多少书，都没有效益奖励。
这样说，不是纯粹的阿Q精神，也不是为出版市场化转型的过渡阶段出现的各种问题开脱，更不单纯是为了舒缓激烈的市场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而是说，一个个体，一个以人文理想和文人传统为职业内涵追求的编辑，在或许有利或许困难的环境下做事情，该采取什么样的职业态度。
我体会，比我老的编辑身上那种不沮丧、不抱怨、不迷茫、不困惑，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没有这些情绪了，也不是因为他们功成名就了，而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出版的各个阶段，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出版情形，是阅历给了他们淡定，是文人传统给了他们认定价值、坚守价值的底气和耐心——做出版是需要价值耐心和价值耐力的。这种耐心和耐力，既包括包容和团结各种个性的作者，以开放性的心态判断和把握各类稿件，更包括对自己的耐心和耐力，那就是在坚守好书的品质，优质出版物的价值的前提下，宽容自己的失败，容忍自己的知识盲点，培养自己的耐挫力。
个人体会，做编辑，要避免最容易出现的困惑和沮丧，最方便有效的办法就是更深广地了解历史和现实以资参照，不断夯实自己的价值支撑根基，强化专业能力，坚持练内功。什么是内功？我觉得坚守价值和品质，并为了这种坚守而培养耐挫力是值得毕生修炼的内功。 书比天大，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内在价值支撑
2015年，中国翻译出版了美国出版史上的传奇人物麦克斯威尔·柏金斯的传记，叫《天才的编辑》。柏金斯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和写《时间与河流》的伍尔夫的发现者。这本书用将近六百页的篇幅写了柏金斯辉煌的、里程碑式的编辑生涯。书中写了他发现这些作者的点点滴滴，写了他用什么样的专业能力、耐心和容忍一步步将这些作者推向最辉煌的顶点，读来让人受益匪浅。
做编辑的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出版一个作家的成名作，比出版他成名之后的作品，带给编辑的价值感更强，当然也更能衡量一个编辑的含金量。柏金斯就是这样的编辑，而且他不是发现了一个作家，而是发现了一批。时过境迁之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发现了一战到二战期间美国的大半个文坛，而且，这些作家都不是文学史的过眼云烟，而是禁得住时间和空间考验的、永恒的经典。这么著名的一个编辑，他的名言却是：“编辑最核心的职业内涵是倾听”；“编辑不能为一本书添加任何东西，他最多只能扮演一个受制于作者的好仆人”。
为了做好这个仆人，柏金斯几乎把毕生的耐心和谦卑都给了作者，他毫不张扬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天才的文学感悟力，而是春风化雨般地运用这些，引导作者尽展所长；他坚持“作者的事无小事”的服务意识，揣摩作者的心思。书中写，他容忍菲茨杰拉德的拖期交稿、不断透支稿费；容忍海明威的暴躁和口无遮拦，容忍伍尔夫泥沙俱下的超长篇写作习惯。当然，他也容忍这些作家生活中的很多怪癖和问题，对有才华的作家他近乎娇宠和纵容。当然，他所有的容忍，都是为了在文学上帮助他们、成就他们。惟其如此，菲茨杰拉德才奉他为终生的挚友、其作品的“永远的出版人”；海明威在他去世之后，将《老人与海》题赠给他。
但是，因为自己编辑的身份，我体会了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任何传奇背后的真相其实都是人的生活，都是人与人的交往。编辑的传奇更是，柏金斯的耐心和耐力不是神一样的存在，他面对自己的工作，也不总是露出上帝般的笑容。他也是人，也需要自己的情绪出口；他也是文人，也有自己的个性和趣味。特别有意思的是，柏金斯释放自己的方式，是给一个红颜知己写信。他们纯洁的友谊保持了一生。他几乎只在她面前，暴露自己的弱点和不耐烦，体现自己作为一个文人可爱的一面。
在信中，他不止一次写到编辑职业带给他的困惑和沮丧，也不止一次写到这些作者的个性之不可容忍。他说，几乎每一次，这些作者，或者他的上司和同事考验他的耐心的时候，还有选题的论证过程不顺利、书的销量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都想逃离，远远地离开这个行业。但事实上，他坚持了36年，从未做过其他职业。可以说，他的编辑传奇就是由耐心和耐力成就的，他的专业的眼光、天赋的判断力也都是在耐力打磨下越来越发出光彩的，甚至，他的编辑耐力本身都是靠耐挫力获得的。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只有一点支撑他，那就是：没有什么比一本书更重要，以至于有出版界的人士这么评价他：“他对待一本书就像对待生死”。书比天大，爱书爱到骨子里，或许是编辑工匠精神的内在支点，也是区分编辑和好编辑的最终分界线。
自我鼓励、善于实践是编辑工匠精神的落脚点
2013年我参加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办的编辑部主任培训班，听过《故事会》的老主编何承伟的一节课，叫《全媒体时代传统出版的转型思考》。他介绍，他每年要花一个很高的价格向国外一个监控公司买一组数据分析，而2012年他买到的数据让人非常吃惊：美国全国阅读调查显示，30%的高中生没有读过课本以外的书；70%的美国成年人最近五年没有进过书店；很多人自己买的书读不过18页……我当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数据，非常吃惊，因为我们的媒体不断宣传，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读书量少得惊人，我没有想到专业人士调查到的美国是这样的情形。
但更让我吃惊的，其实是何承伟的结论，他说：对美国出版来说，转型问题也迫在眉睫，而且，这个转型与我们相同，都是传统出版向全媒体时代出版的转型，因此，我们站在了和他们同样的起跑线上。然后他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要加紧转型的步伐。因为有了数据的支持，因为有了一代成功的老出版人的分析，我信服这种数据所反映的行业情况的说服力，也愿意为此放弃时不时会出来干扰自己情绪的那种行业转型期的无力感！
当然，我还有一个更为个人化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六十几岁的出版人，面对这份职业还秉持着开放的视野、充满着创造的激情和竞争的勇气：他是不是也可以抱怨几句市场转型中的急功近利、乱象丛生让我们丢了文化人的矜持呢？他是不是也可以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指点江山，说你们年轻人应该如何如何呢？这种“不吃老本儿立新功”的正能量当时真是让我感触颇深，也着实给我励了一次印象深刻的志。我感觉，做编辑，很多时候内心的感受都难以名状，对价值的认定也不是都可以交流，这时候自我鼓励就变得特别重要。而这种自我鼓励，更多的时候是要体现在实践中。
毕竟，编辑这个职业，除了是精神的追求者，也是物质和事务的实现者；在内功修炼的背后，也一定要有外功的辅助；在专业能力之外，还有版税、人脉和营销定位等等各种角逐和竞争。成功的编辑，往往是将商业理性和价值理性分得特别清楚，或者换句话说，是以文化的精神践行市场的规则，以文人的态度做商业的事情。我想，做一个会算账的文化人，做一个会跟人打交道的读书人，或许才是编辑这个行当在如今最恰当的内涵，也是它最大的魅力。
具体到我策划编辑的，获得2015中国好书的长篇小说《曲终人在》，我们就在出版的各个环节践行了编辑工匠精神的方方面面：在联系作者方面，我们一直保持着和茅盾文学奖作家周大新的联系，对他的创作动态密切关注；在版权谈判方面，我们综合作者的新作和旧作，对新书版权和海外版权、电子版权进行综合考量；在稿子审定方面，我们紧紧把握反腐题材的分寸，借势于当前的大环境，以弘扬正能量为基本基点，把书名由《曲终人散》改成了《曲终人在》；在宣传定位方面，牢牢抓住纯文学写反腐和官场小说的区别，同时用“如果有一天，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你会是一个好官吗？”这样的主题召开新书发布会，让读者进行换位思考，增加反腐图书的思想含量；最后，在书评推广环节，我们始终把握“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原则，既不让文学作品成为为社会找病灶、开药方的幼稚果实，又避免文学堕入现实的刻板图解和空洞说教。事实证明，每一个环节的细致把控，都让这本书朝着我们既定的目标更近了一步。最终，这本书不仅获得了2015中国好书等荣誉，销量也达到了十万册，同时，周大新的其他作品《安魂》《向上的台阶》等的销售也被带动了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唯有不斷地实践，才能为编辑的工匠精神不断地增添新的内涵。
总之，作为编辑，我们只是庞大而繁琐的出版系统中的一环，而且，每一个环节之间的临界点其实没有那么清晰，配合也不可能严丝合缝，这个时候，总是需要我们鼓励自己更专业一些、更勤奋一些、更理性一些、更不抱怨不退缩一些，通过沟通和协调去把缝隙结合好。同时，每一本具体的书，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问题都不同，从每一本书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也不同。或许，唯有耐心坚持，不断总结，始终面向“下一本”，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更大的价值感，也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完整而无悔的职业生涯。
用40年奋斗为兰登书屋打下基业的出版人贝内特·瑟夫，在他著名的作品《我与兰登书屋》里说：总是有人问我，我希望我的墓志铭写什么，我说，我希望是：“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为快乐而坚持，或者说，千方百计地在坚持中寻找快乐，克服困惑，或许是以编辑为志业的我们，最值得细细体会的一句话，因为，这几乎就和我们的整个人生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