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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中偶有谬误可能避免不了，但谬误连连就极不正常了，如不能及时进行处理就会误人子弟的。就其能存留下来而言，作者认为既有作者方面的，更有编校者的原因，如何面对它们就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一部书稿中的此种情况谈了作者的感受。
热词：书稿 编校 谬误
书稿中存有的谬误有些能够让人理解，比如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有些就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常识性的东西本不该错，可不但错的不贴边儿，写的还煞有介事。一部学者的书稿中就有这种情况，而且岂止有，还居然有五六处之多，着实令人称“奇”。我们不妨见识一番。
1.东汉末年，中经王郎称帝盘踞辽东，刘秀命朱俘为幽州牧……东汉王朝存在近200年，其間经历了12位皇帝。刘秀为开国皇帝，在100多年后还在下圣旨岂不是玩儿了一把时空穿越？不是光武帝死不肯放权，实在是作者搞错了，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
2.辽东地区是清王室的“龙兴之地”，而皇太极定都北京后之所以仍把沈阳“尊为盛京”，概因于此。清朝定都北京、完成统一大业时在位的皇帝是顺治，时间为1644年，而皇太极在此的前一年已经驾崩。因此皇太极不可能有“定都北京”之举，有也只能是遗愿。
5.1635年，皇太极定鼎中原后，正式将以女真人为主、兼收其他民族成员、又经长期融合后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定名为“满族”。看来作者是在替皇太极鸣不平，认准了是他定都北京从而定鼎中原的，没有他儿子什么事。即便这样，那句中的年份也不对呀！因为定都北京的时间在史学界是没有异议的，这是其一；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后，把女真族号改为的是“满洲”，并不是“满族”。只是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这是其二。两个知识点都非常关键，可错上加错，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有“术”，著书立说的态度是否科学、严谨。
4.辽河与鸭绿江则分别于旅顺口的老铁山脚下注入黄海。这其实是伪地理知识。辽河在辽西的盘锦流入渤海，而鸭绿江则在辽东的丹东入黄海。两条河流自始至终都从未“造访”过辽南的旅顺，因此都与“老铁山”根本不挨边儿，这是有据可查的。换句话说，“于旅顺口的老铁山脚下注入黄海”的就不是辽河、鸭绿江了，而是其他的什么河。
5.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一带发生了6.5级强烈地震。作者把当时的震级做了“打折”处理，因为官方的数据显示，当年发生在营口、海域一带的地震震级为7.3级。
看得出来，以上所列都是知识性错误。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之“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它们绝对属于“重错”，荒唐程度让人不禁要将其与“关公战秦琼”画等号，而这又不啻为一种绝妙的讽刺。如果说书稿中偶有谬误还情有可原，但在同一部书稿中竟然出现了这多的谬误就不可理喻了；如果说书稿是胡拼乱凑的功利之作也就罢了，但它却是出自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更让人难以置信了。这根本不像学者所为，倒更像西方愚人节里搞的恶作剧。在惊讶和不解之余，笔者生出了如下的感慨。
感慨一：大千世界，知识浩瀚，有所不知实属正常，这用来宽慰常人很合适，但用在作者和出版者身上恐怕就不能令人信服了。对于作者而言，首先，写书的一大目的是传授知识，而所传授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就如同厨师必须要把饭菜做熟一样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其次，写书者应该是其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再不济也是“从业者”，因此所写的内容应该是他能够驾驭得了的；再者，即便所述内容扩展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有所误传避免不了，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误传呀！不熟悉就应该慎重些，不能仅凭略知一二就下笔，更不应以不懂为懂，贻笑大方事小，再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作者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的伪知识存在于书稿当中而出版者发现不了的道理则不言而喻，无需多说。
感慨二：联想到以前看过的某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洪武帝驾崩，子朱允火文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荒谬的人物辈分之说，进一步感慨上述谬误出现的原因，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了“浮躁”一词。首先作者是有责任的，毕竟这些错误是在其笔下生成的，“很重要的是，文给出版商的书稿应该是第一流的，这样，他就不用花工夫加工了”。很显然，书稿内容没能保真，是因为作者没有很好地尽到书稿是“第一流的”责任。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责任只是一定的，因为把书稿文到出版社之后，质量责任自然也就转移了。事实证明，出版者“不用花工夫加工”肯定不行，必须“花工夫加工”。个别出版者的浮躁作风表现在对书稿只能说是“看”过了，较少斟酌，较少疑问，自然也就较少探究和查证，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把关了。更有甚者，用校对软件走一遍，查一些错字（词）就完事大吉。由此看来，诸如此类的谬误能够被遗留下来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实在应该被摒弃。
感慨三：后两条谬误涉及的是我们辽宁的常识，对本省的地理、对本省发生过的重大事情茫然不知，不说作者是辽宁的，单就出版的某个环节没能及时发现就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缺少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也就失去了以此就地取材的变不知为有知的一次学习“补课”的机会，实在可惜；养成对书稿内容有所“过电”、有所好奇、有所查证的习惯，也就多掌握了一种发现谬误的有效方法，这可说是我们由此得到的一个有益启示。
感慨四：编校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纠正书稿中的错谬，因而“纠错”绝对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纠错的前提必定是能辨错。辨错的基本原理是用正确的知识去比对，恰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有比较才能鉴别”，可很多时候别说纠人家的错，就是我们自己也处在被“纠”之列，这就决定了还有一种导致漏错的原因值得深思，即工作作风不浮躁，操作时也够认真，做到了“花工夫加工”，可依然不能有效地辨错。抛开其他因素不谈，还是我们掌握的相关知识不够，这就要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多多地掌握知识，积攒辨错的资本，套用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就是“多掌握知识才是硬道理！”
编校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查错、改错不应只满足于清除错字错词等，也应更多地关注其内容，真正为读者把好“知识入脑关”，更好地实现出版工作保真的功能，而这只有靠提升我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去实现了。
热词：书稿 编校 谬误
书稿中存有的谬误有些能够让人理解，比如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可有些就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常识性的东西本不该错，可不但错的不贴边儿，写的还煞有介事。一部学者的书稿中就有这种情况，而且岂止有，还居然有五六处之多，着实令人称“奇”。我们不妨见识一番。
1.东汉末年，中经王郎称帝盘踞辽东，刘秀命朱俘为幽州牧……东汉王朝存在近200年，其間经历了12位皇帝。刘秀为开国皇帝，在100多年后还在下圣旨岂不是玩儿了一把时空穿越？不是光武帝死不肯放权，实在是作者搞错了，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
2.辽东地区是清王室的“龙兴之地”，而皇太极定都北京后之所以仍把沈阳“尊为盛京”，概因于此。清朝定都北京、完成统一大业时在位的皇帝是顺治，时间为1644年，而皇太极在此的前一年已经驾崩。因此皇太极不可能有“定都北京”之举，有也只能是遗愿。
5.1635年，皇太极定鼎中原后，正式将以女真人为主、兼收其他民族成员、又经长期融合后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定名为“满族”。看来作者是在替皇太极鸣不平，认准了是他定都北京从而定鼎中原的，没有他儿子什么事。即便这样，那句中的年份也不对呀！因为定都北京的时间在史学界是没有异议的，这是其一；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后，把女真族号改为的是“满洲”，并不是“满族”。只是后来满洲人又融纳了蒙古、汉、朝鲜等民族，才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满族，这是其二。两个知识点都非常关键，可错上加错，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否有“术”，著书立说的态度是否科学、严谨。
4.辽河与鸭绿江则分别于旅顺口的老铁山脚下注入黄海。这其实是伪地理知识。辽河在辽西的盘锦流入渤海，而鸭绿江则在辽东的丹东入黄海。两条河流自始至终都从未“造访”过辽南的旅顺，因此都与“老铁山”根本不挨边儿，这是有据可查的。换句话说，“于旅顺口的老铁山脚下注入黄海”的就不是辽河、鸭绿江了，而是其他的什么河。
5.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一带发生了6.5级强烈地震。作者把当时的震级做了“打折”处理，因为官方的数据显示，当年发生在营口、海域一带的地震震级为7.3级。
看得出来，以上所列都是知识性错误。依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之“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它们绝对属于“重错”，荒唐程度让人不禁要将其与“关公战秦琼”画等号，而这又不啻为一种绝妙的讽刺。如果说书稿中偶有谬误还情有可原，但在同一部书稿中竟然出现了这多的谬误就不可理喻了；如果说书稿是胡拼乱凑的功利之作也就罢了，但它却是出自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更让人难以置信了。这根本不像学者所为，倒更像西方愚人节里搞的恶作剧。在惊讶和不解之余，笔者生出了如下的感慨。
感慨一：大千世界，知识浩瀚，有所不知实属正常，这用来宽慰常人很合适，但用在作者和出版者身上恐怕就不能令人信服了。对于作者而言，首先，写书的一大目的是传授知识，而所传授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就如同厨师必须要把饭菜做熟一样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其次，写书者应该是其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再不济也是“从业者”，因此所写的内容应该是他能够驾驭得了的；再者，即便所述内容扩展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有所误传避免不了，那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误传呀！不熟悉就应该慎重些，不能仅凭略知一二就下笔，更不应以不懂为懂，贻笑大方事小，再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作者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多的伪知识存在于书稿当中而出版者发现不了的道理则不言而喻，无需多说。
感慨二：联想到以前看过的某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洪武帝驾崩，子朱允火文即位，为惠帝。朱元璋的弟弟朱棣发动政变……”荒谬的人物辈分之说，进一步感慨上述谬误出现的原因，让笔者不由得想到了“浮躁”一词。首先作者是有责任的，毕竟这些错误是在其笔下生成的，“很重要的是，文给出版商的书稿应该是第一流的，这样，他就不用花工夫加工了”。很显然，书稿内容没能保真，是因为作者没有很好地尽到书稿是“第一流的”责任。可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责任只是一定的，因为把书稿文到出版社之后，质量责任自然也就转移了。事实证明，出版者“不用花工夫加工”肯定不行，必须“花工夫加工”。个别出版者的浮躁作风表现在对书稿只能说是“看”过了，较少斟酌，较少疑问，自然也就较少探究和查证，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把关了。更有甚者，用校对软件走一遍，查一些错字（词）就完事大吉。由此看来，诸如此类的谬误能够被遗留下来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实在应该被摒弃。
感慨三：后两条谬误涉及的是我们辽宁的常识，对本省的地理、对本省发生过的重大事情茫然不知，不说作者是辽宁的，单就出版的某个环节没能及时发现就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缺少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也就失去了以此就地取材的变不知为有知的一次学习“补课”的机会，实在可惜；养成对书稿内容有所“过电”、有所好奇、有所查证的习惯，也就多掌握了一种发现谬误的有效方法，这可说是我们由此得到的一个有益启示。
感慨四：编校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纠正书稿中的错谬，因而“纠错”绝对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纠错的前提必定是能辨错。辨错的基本原理是用正确的知识去比对，恰如毛泽东同志说过的“有比较才能鉴别”，可很多时候别说纠人家的错，就是我们自己也处在被“纠”之列，这就决定了还有一种导致漏错的原因值得深思，即工作作风不浮躁，操作时也够认真，做到了“花工夫加工”，可依然不能有效地辨错。抛开其他因素不谈，还是我们掌握的相关知识不够，这就要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多多地掌握知识，积攒辨错的资本，套用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就是“多掌握知识才是硬道理！”
编校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查错、改错不应只满足于清除错字错词等，也应更多地关注其内容，真正为读者把好“知识入脑关”，更好地实现出版工作保真的功能，而这只有靠提升我们自身的综合素质去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