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北京的天气有些阴沉，人们在悲痛中送别了鲁平。6天前，这位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为香港回归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人，因病离开了人世。
　　鲁平去世的消息传来后，许多人都表示了深切悼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感慨道：“鲁平主任为了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夙夜匪懈，鞠躬尽瘁，赢得香港市民的敬重……鲁平退休后一直关心香港，始终深爱香港。”
　　“像在做地下工作”
　　梁振英的一句“深爱香港”，道出了鲁平对香港的深厚感情。
　　1997年7月1日零时，当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伴随着国歌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时，坐在主席台上的鲁平难掩激动的心情，流下了眼泪。在迎接香港回家的路上，他已经走了近20年。
　　1978年，“文革”结束后，港澳事务受极左思潮影响，十分混乱。中央急需一个专职部门来负责相关工作，就派当时的国务院侨务办主任廖承志牵头建立。鲁平的老同事沈海平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廖承志是鲁平的老领导，对他的工作能力很清楚。“文革”中鲁平遭到迫害，就离开了原来工作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廖承志说正好我们在筹建港澳办，你加入吧。”
　　鲁平曾向媒体讲述港澳办的创办过程，感慨相当不易。当时，港澳办只有6个人，51岁的鲁平还是当中最年轻的。办公条件也很有限，就是在北京华侨大厦租了两个房间。港澳办起初的工作，主要是对“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后来，时任港督麦理浩在一次宴会中提出《新界租约》即将在1997年到期，收回香港的问题才正式放到案头。
　　在《鲁平口述香港回归》（以下简称《口述》）一书，他曾详细讲述这段历史。1981年12月，邓小平确定“要如期收回”香港的大方向，但具体如何操作并不明确。1982年，由鲁平担任组长的5人调研小组成立，并赴香港展开调研。当时，鲁平是以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身份前往的，真实身份是保密的。其他4人都在香港或澳门出生，在港澳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
　　其后的一年里，5人小组对香港的政治体制、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地调研。1983年3月，港澳办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就是后来被称为解决香港问题基本方针的“十二条”。这份报告为“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而在“文革”阴影还未完全从人们心头褪去的年代，交出这样的报告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什么苦都吃过，再来一次，我也不怕。”鲁平后来曾这样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1983年7月，中英两国正式开始谈判，并于第二年9月就驻军、选举、协议文本草案等问题达成协议。此时，鲁平也在谈判团之列，不过他依旧顶着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名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鲁平笑称“像在做地下工作一样”。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进入过渡期。鲁平也从幕后走向前台，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
　　过渡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制定香港《基本法》，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制度化。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广泛征询意见后，形成《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然后再拿到香港征求意见、修改，形成《基本法》草案。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再拿到全国和香港征求意见。这期间，《基本法》还遭到英国方面的百般阻挠。
　　鲁平在《口述》中回忆说，“我们只能一个个来做工作，来说服，解释政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循序渐进。”“基本法160条，是一条一条表决的，很艰巨的一个工程，整整花了4年8个月，修改了一百多条。”1990年4月4日，《基本法》在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同年，鲁平出任港澳办主任。
　　在朋友和同事眼中，鲁平很随和，没有架子。但他也有强硬的一面，尤其在关乎国家利益时，毫不妥协。1990年，港英政府抛出所谓“玫瑰园计划”，决定斥资1270亿港元建新机场。如果计划落实，1997年回归时，香港政府只剩下50亿港元，直接影响稳定。在面对香港媒体时，鲁平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就个零头，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也因此得到了个“鲁怎么办”的外号。当时香港民众认为，既然有钱建，中国政府就不该干预。但是鲁平甘愿被误会，“的确跟我没关系，可我一定要给香港人争，我有这个责任。”
　　1991年5月27日，鲁平与英方代表柯利达在北京进行了密谈。双方在财政储备上讨价还价，“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场上买菜一样，一点点挤牙膏”。最终英方让步将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港元，加上另外的土地基金，给新建立的特区政府留下差不多1000亿港元。最后，鲁平摆出不惜谈判破裂的姿态，迫使英方答应让首相梅杰亲自来中国签订协议。谈判结束后，柯利达对鲁平说：“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捍卫者。”当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到北京签署了《香港新机场谅解备忘录》，新机场顺利开建。
　　1992年4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他作风强硬，曾是英国保守党主席，可以绕过外交部直通首相。因此，在行事上，常常无所顾忌。上任没多久，彭定康就提出了一套足以引发震荡的政改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外一套设计。表面上这个方案说要维持行政主导，实际上却要急剧改变政制，迅速提高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为完成平稳过渡达成的“直通车方案”：1990年，中英两国外长陆续交换了7封外交信件，达成共识，只要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和成员都符合《基本法》规定，就可以直接成为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之后，鲁平和彭定康在北京进行了会面。当时，彭定康并不清楚“直通车方案”是通过外交途径磋商达成的协议。当鲁平拿出了7封外交信件时，彭定康非常惊讶，立刻扭头问旁边的人，有吗？旁边的人说，有。但即使这样也没改变他的想法，最终不欢而散。彭定康还没上飞机，鲁平就召开了记者发布会，气愤地说：“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蓄意在破坏这个谈判，是对香港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本不考虑香港的利益……彭定康先生将来在历史上，要成为香港的千古罪人。”
　　见英方蓄意破坏，中方当即决定放弃“直通车方案”，在短时间内“另起炉灶”，选出特区临时立法会作为香港回归后的过渡机构。压力又落在鲁平的肩上。而在此时，鲁平被查出了胃癌，必须立即手术。“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就把昨天晚上的剩菜放在饭盒里热一热，在办公室里吃……我一边看香港报纸，一边吃饭。越看越生气，都是骂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胃就不好了。”鲁平后来回忆说。因为怕影响回归进程，鲁平随后在北京秘密进行了手术。术后，他还没来得及接受第二次化疗，就投入到“另起炉灶”的工作中。香港回归多年后，这件事才被披露出来。
　　投身公益
　　在香港回归后的第六天——1997年7月6日，鲁平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港澳办。这时他70岁了，“已经超龄服役”。离开工作岗位后，鲁平并未减少对香港的关注。他每天还会看香港报纸，对一些问题发表看法。去年“占中”事件发生后，他就劝告港人：“香港是国际经贸中心、航运中心，要接受多方面资金，才能发展起来;你弄得大家都怕了，香港今天游行，明天游行，今天占领中环，明天再来个什么，弄得投资者都失去信心”。
　　鲁平退休后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公益事业。1999年，他担任了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主席。之所以晚年选择定居上海，并投身公益，还要从他和宋庆龄的交往说起。沈海平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鲁平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为掩护身份，他进入了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后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都离开了，但鲁平留了下来。
　　鲁平出生和成长都在上海。他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英语教师。受父母的影响，他的英语也很好。在基金会，鲁平起初做的是翻译工作。后来，被调到基金会人事处工作，担任团委总支的书记，之后又做了基金会的工会主席。
　　在那段日子里，鲁平曾在宋庆龄的指导下工作，深受其影响。鲁平曾评价说，宋庆龄是他见到的最伟大的女性。而宋庆龄也很欣赏这个踏实能干的年轻人。
　　解放初期，为了突破西方封锁，中央请宋庆龄办一本对外宣传的杂志《中国建设》。宋庆龄就将此事交给鲁平负责。“当时很艰难，办公地点没着落，工作人员也没处要，就连他的党组织关系也放在口袋里，找不到组织接纳。但是他非常能干，找房子，要来一些家庭成分有问题但业务很好的人才。最后杂志总算办起来了，还办得很好。”沈海平感慨地说。
　　在人生最后的阶段，鲁平全身心地投入到公益事业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管建华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鲁平很注重基金会工作的透明、高效和专业。鲁平经常问“你们向捐赠者反馈没有”，要求每笔捐款的去向都清晰明确。现在，宋庆龄基金会已经形成制度，会在使用募款前向捐赠者征求捐款意向，并定期反馈捐款的去向。此外，他还积极推动在菲律宾、南非成立宋庆龄基金会。
　　鲁平曾说：“一个人的一生，只要能做一件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不管大小，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既然你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了，我就不得不完成这个任务。拼着老命也得干，也要完成这个任务。”这话听着很难，但他用一生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