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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十多年完成从小镇警察到作家的转变，大病期间写就长篇，决定换个活法
阿乙
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等。近日，其首部小说精选集《五百万汉字》出版。
作家阿乙刚刚结束了一次南京行。每去一个地方，他都留影，发在朋友圈里。先锋书店、南京古城墙、译林出版社……都留有他的足迹。周云蓬在先锋书店的台上唱《不能说话的爱情》和《瓦尔登湖》的那个晚上，他和一位朋友坐在台下的人群中，静静地听。
“最近见到我的人，都惊呼我的气色太好了。可就在不久前，我还在呼吸衰竭的临界点。”阿乙说。自2013年春天开始，他的身上多了一个标签：重症病人。经历了住院、吃药、打针、手术，虽有所好转，但病痛依然困扰着他。每日吃药，每周定期打一次针，不能长时间说话。
一场大病，改变了阿乙的容貌、生活方式、性情，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字和写作的热情。生病期间，他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一部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几乎耗尽半条命”完成了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近日，他的首部精选集《五百万汉字》出版——这是他去年为自己的40岁生日准备的礼物，从已发表的60篇短篇小说中精选出12篇，既为回忆也是总结。
“我想我死的时候，我的桌子上摆满我的作品，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阿乙说。
因为写作而处于“恐惧”和“不安”中
采访约在阿乙家附近的咖啡馆。那天，他夹着一本《读书》推门而入，看起来要比照片上瘦。因为生病需要服用激素，他一度胖了30斤，后来医生说吃多了会骨坏死，这才停用。有时对着镜子中的那张脸，他会恍惚，“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
关于那场大病，阿乙将之归因于写作对身体的摧毁。“将近10年时间，我不停地受拖延症的折磨，为写作而焦虑。整个人烧得太快了。”阿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因为写作，他长期处于“恐惧”和“不安”中，终于身体不堪重负。
2013年春，他开始眩晕、 呕吐直至咳血，不得不住院治疗。他的病症很奇怪，是肺部疾病，被协和医院医生诊断为“IgG4相关性疾病”——这个病最近几年才被命名，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至今还没有根治方案。到了去年，肺病还没好，又查出右肾有占位性病变。医生用金属手术刀伸进肾部，切走了圆形的一小块儿。
就是这次手术，让阿乙直面了死亡。他躺在手术台上，有一瞬间在想要不要留一份遗嘱，后来作罢。闭上眼睛前一秒，想到自己可能从此永远醒不过来或者消失，他微笑着与世界作别。后来，他从手术台上醒来，又收拾好心情重新生活。现在病情还算乐观，只需每3个月去复查一次。
经历病痛，直面死亡，阿乙的性情变得豁达起来。在病房里，病友们都喜欢围在他的床边玩儿，因为他整天都在笑——尽管他的病情是最糟糕的。 “我是真的笑，我给他们灌输一个道理：你每天和病魔斗争，不如像我这样享受生活，点外卖，甚至点咖啡、点啤酒，不要总吃那些丑丑的饭。”
出院后，他过上了闲散的日子，每天练字、读书、看电影。因为肺病，他搬一摞书就喘气，走路一快也喘气，后来发现可以骑自行车。这成了他唯一的运动，每天从家出发，骑到附近的邮局，寄一两张明信片，再回家，一圈下来正好5公里。
前两天，阿乙给作家梁鸿寄了一张明信片。两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都是从小镇出走、扎根大城市书写故乡的人。他在卡片上写道：“我想正是出身微细并对那些不曾受到充足教育的乡党充满怜悯，才使得先生具备如今巨大的力量。”
文学青年的蜕变
新书《五百万汉字》中，收入了阿乙的一篇小说《作家的敌人》。他写自己身处的文学圈，关于一场文学青年与文学老年间的相互审判与折磨。
其中有一幕是在一家餐馆的包间，年轻的写作者從帆布包内取出一沓打印稿，交给席间的作家。“有些人在席间就翻起来，每当此时，年轻人就紧张地望过去，有时眼皮是抬起的，有时则低垂着，陷入失落的情绪中。”饭局结束，作家前辈起身走开，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
这源自阿乙的亲身经历，当时他还未成名，刚刚完成从小镇警察到城市文学青年的转变。那一时期，他在饭局上话不多，喜欢捧着本书看。不善喝酒，喝醉之后便往桌上一趴，浅浅睡去。
阿乙与罗永浩也是在饭局上相遇，那是2008年。当时，他来北京4年，断断续续写了上百个故事，寄出去后颗粒无收。一次饭局，阿乙与罗永浩都晚到，两个彼此陌生的人挨着坐，相互寒暄。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罗永浩就把阿乙的博客要了去。
几天后，阿乙接到了罗永浩的电话，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你是一个小说家”，“当时写小说很受挫折，听到老罗打来电话时，那种被许可、承认的感觉很难忘记，一直激励着我。”阿乙说。后来他在牛博网写博客，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他，并在最显眼处推出他的作品。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阿乙，他离文学圈近了一步。也是在那一年，在老罗的帮助下，阿乙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阿乙把这一年称为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
文学青年阿乙换了身份，成为作家。自2010年起，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且不断获奖，也得到了前辈作家的认可。作家格非说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诗人北岛则认为，“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点而言，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带着光环的奖项和圈内人的评价，一步步把阿乙推到了文学圈的中心。如今在活动现场，他总能被读者认出，要求拍照合影；新书发布会后，等待签名的队伍总是很长。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从书包里掏出一沓A4纸，毕恭毕敬递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一篇自己写的长篇小说，请您指点。那一瞬间，阿乙仿佛看到多年前的自己。 因为更接近西方小说的叙事风格，他的作品在国外也很受欢迎，已有15部作品被翻译成7种语言出版，最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中文版还未面世，意大利版已出。
一路从乡镇、县城、省会到首都北京，再到国外，这是小镇青年阿乙未曾预料到的。
告别乡村，向外远征
阿乙曾经在这个社会真正的角落待过。那是他从警校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地方——江西瑞昌洪一乡，“没有一点柏油路，给人感觉是荒凉和绝望”。这些年，他一直在逃离乡村和小镇，但每次写作又会回到那里，“因为那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依然与乡村有关。2012年，作家朋友方慧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安徽的某个乡村，一名男子因饮酒过度，死于睡梦之中。因为国家政策不允许土葬，他已经入土的棺材又被掘开，人们惊愕地看见，他曾经在黑暗的棺木之中活过来一段时间。
听完后，阿乙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最终决定把它变成小说。他一开始准备写短篇，写着写着自己就推翻了，“不能写成《故事会》那样的故事”。于是立志写成长篇，越写越焦虑。后来身体被拖垮，因为住院不得不停笔。等到身体好转，又把搁置的小说重新拾起，至2014年11月完稿。
故事的主角是小镇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宏阳，一次醉酒后向自己的情人叮嘱，让她早上叫醒他。次日晨，情人叫他时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然后那些曾经对他前呼后拥的人个个变了脸，他的葬礼早已没了过去的风光。
“这是我最后一次疯狂地把过去的经验全都征用了，想把有关乡村的东西写尽。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者，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阿乙解释说，如今的乡村快要成为一个个墓场了，“外面的人回到家乡的姿态，一个是祭祖，一个是作为死者回去。”
“乡村写尽之后呢？”记者问。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未来写作的落脚点会是哪里，只能说往外远征。”阿乙说。
大病之后，阿乙的写作进入到一種全新的状态。“过去的野心已全部消失，那种向山顶冲锋的状态也结束了，现在是一种消遣性的写作。”他写读书笔记，写自己对周围的感触，记录在医院听来的故事，全是些没有规章的文字，有长有短，有时甚至是几句话的小诗。
阿乙说，他以前总觉得自己写的不太够，一直为写作而焦虑。现在不同了，死里逃生，“以后多写一篇都是挣的，就像上战场杀敌一样。”
阿乙
江西瑞昌人，生于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中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等。近日，其首部小说精选集《五百万汉字》出版。
作家阿乙刚刚结束了一次南京行。每去一个地方，他都留影，发在朋友圈里。先锋书店、南京古城墙、译林出版社……都留有他的足迹。周云蓬在先锋书店的台上唱《不能说话的爱情》和《瓦尔登湖》的那个晚上，他和一位朋友坐在台下的人群中，静静地听。
“最近见到我的人，都惊呼我的气色太好了。可就在不久前，我还在呼吸衰竭的临界点。”阿乙说。自2013年春天开始，他的身上多了一个标签：重症病人。经历了住院、吃药、打针、手术，虽有所好转，但病痛依然困扰着他。每日吃药，每周定期打一次针，不能长时间说话。
一场大病，改变了阿乙的容貌、生活方式、性情，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字和写作的热情。生病期间，他出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一部随笔集《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几乎耗尽半条命”完成了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近日，他的首部精选集《五百万汉字》出版——这是他去年为自己的40岁生日准备的礼物，从已发表的60篇短篇小说中精选出12篇，既为回忆也是总结。
“我想我死的时候，我的桌子上摆满我的作品，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阿乙说。
因为写作而处于“恐惧”和“不安”中
采访约在阿乙家附近的咖啡馆。那天，他夹着一本《读书》推门而入，看起来要比照片上瘦。因为生病需要服用激素，他一度胖了30斤，后来医生说吃多了会骨坏死，这才停用。有时对着镜子中的那张脸，他会恍惚，“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
关于那场大病，阿乙将之归因于写作对身体的摧毁。“将近10年时间，我不停地受拖延症的折磨，为写作而焦虑。整个人烧得太快了。”阿乙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因为写作，他长期处于“恐惧”和“不安”中，终于身体不堪重负。
2013年春，他开始眩晕、 呕吐直至咳血，不得不住院治疗。他的病症很奇怪，是肺部疾病，被协和医院医生诊断为“IgG4相关性疾病”——这个病最近几年才被命名，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至今还没有根治方案。到了去年，肺病还没好，又查出右肾有占位性病变。医生用金属手术刀伸进肾部，切走了圆形的一小块儿。
就是这次手术，让阿乙直面了死亡。他躺在手术台上，有一瞬间在想要不要留一份遗嘱，后来作罢。闭上眼睛前一秒，想到自己可能从此永远醒不过来或者消失，他微笑着与世界作别。后来，他从手术台上醒来，又收拾好心情重新生活。现在病情还算乐观，只需每3个月去复查一次。
经历病痛，直面死亡，阿乙的性情变得豁达起来。在病房里，病友们都喜欢围在他的床边玩儿，因为他整天都在笑——尽管他的病情是最糟糕的。 “我是真的笑，我给他们灌输一个道理：你每天和病魔斗争，不如像我这样享受生活，点外卖，甚至点咖啡、点啤酒，不要总吃那些丑丑的饭。”
出院后，他过上了闲散的日子，每天练字、读书、看电影。因为肺病，他搬一摞书就喘气，走路一快也喘气，后来发现可以骑自行车。这成了他唯一的运动，每天从家出发，骑到附近的邮局，寄一两张明信片，再回家，一圈下来正好5公里。
前两天，阿乙给作家梁鸿寄了一张明信片。两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都是从小镇出走、扎根大城市书写故乡的人。他在卡片上写道：“我想正是出身微细并对那些不曾受到充足教育的乡党充满怜悯，才使得先生具备如今巨大的力量。”
文学青年的蜕变
新书《五百万汉字》中，收入了阿乙的一篇小说《作家的敌人》。他写自己身处的文学圈，关于一场文学青年与文学老年间的相互审判与折磨。
其中有一幕是在一家餐馆的包间，年轻的写作者從帆布包内取出一沓打印稿，交给席间的作家。“有些人在席间就翻起来，每当此时，年轻人就紧张地望过去，有时眼皮是抬起的，有时则低垂着，陷入失落的情绪中。”饭局结束，作家前辈起身走开，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
这源自阿乙的亲身经历，当时他还未成名，刚刚完成从小镇警察到城市文学青年的转变。那一时期，他在饭局上话不多，喜欢捧着本书看。不善喝酒，喝醉之后便往桌上一趴，浅浅睡去。
阿乙与罗永浩也是在饭局上相遇，那是2008年。当时，他来北京4年，断断续续写了上百个故事，寄出去后颗粒无收。一次饭局，阿乙与罗永浩都晚到，两个彼此陌生的人挨着坐，相互寒暄。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罗永浩就把阿乙的博客要了去。
几天后，阿乙接到了罗永浩的电话，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你是一个小说家”，“当时写小说很受挫折，听到老罗打来电话时，那种被许可、承认的感觉很难忘记，一直激励着我。”阿乙说。后来他在牛博网写博客，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他，并在最显眼处推出他的作品。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阿乙，他离文学圈近了一步。也是在那一年，在老罗的帮助下，阿乙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阿乙把这一年称为自己“写作生涯的开端”。
文学青年阿乙换了身份，成为作家。自2010年起，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版，且不断获奖，也得到了前辈作家的认可。作家格非说他“在叙事上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诸多尝试令人惊叹。”诗人北岛则认为，“他对写作有着对生命同样的忠诚和热情，就这点而言，多数成名作家应该感到脸红。”
带着光环的奖项和圈内人的评价，一步步把阿乙推到了文学圈的中心。如今在活动现场，他总能被读者认出，要求拍照合影；新书发布会后，等待签名的队伍总是很长。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从书包里掏出一沓A4纸，毕恭毕敬递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一篇自己写的长篇小说，请您指点。那一瞬间，阿乙仿佛看到多年前的自己。 因为更接近西方小说的叙事风格，他的作品在国外也很受欢迎，已有15部作品被翻译成7种语言出版，最新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中文版还未面世，意大利版已出。
一路从乡镇、县城、省会到首都北京，再到国外，这是小镇青年阿乙未曾预料到的。
告别乡村，向外远征
阿乙曾经在这个社会真正的角落待过。那是他从警校毕业后工作的第一个地方——江西瑞昌洪一乡，“没有一点柏油路，给人感觉是荒凉和绝望”。这些年，他一直在逃离乡村和小镇，但每次写作又会回到那里，“因为那是你最熟悉的地方。”
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依然与乡村有关。2012年，作家朋友方慧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安徽的某个乡村，一名男子因饮酒过度，死于睡梦之中。因为国家政策不允许土葬，他已经入土的棺材又被掘开，人们惊愕地看见，他曾经在黑暗的棺木之中活过来一段时间。
听完后，阿乙一直放不下这个故事，最终决定把它变成小说。他一开始准备写短篇，写着写着自己就推翻了，“不能写成《故事会》那样的故事”。于是立志写成长篇，越写越焦虑。后来身体被拖垮，因为住院不得不停笔。等到身体好转，又把搁置的小说重新拾起，至2014年11月完稿。
故事的主角是小镇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宏阳，一次醉酒后向自己的情人叮嘱，让她早上叫醒他。次日晨，情人叫他时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然后那些曾经对他前呼后拥的人个个变了脸，他的葬礼早已没了过去的风光。
“这是我最后一次疯狂地把过去的经验全都征用了，想把有关乡村的东西写尽。我想写两个主题：一是我印象中的乡村没了；再者，乡村里有性格的人没了。”阿乙解释说，如今的乡村快要成为一个个墓场了，“外面的人回到家乡的姿态，一个是祭祖，一个是作为死者回去。”
“乡村写尽之后呢？”记者问。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未来写作的落脚点会是哪里，只能说往外远征。”阿乙说。
大病之后，阿乙的写作进入到一種全新的状态。“过去的野心已全部消失，那种向山顶冲锋的状态也结束了，现在是一种消遣性的写作。”他写读书笔记，写自己对周围的感触，记录在医院听来的故事，全是些没有规章的文字，有长有短，有时甚至是几句话的小诗。
阿乙说，他以前总觉得自己写的不太够，一直为写作而焦虑。现在不同了，死里逃生，“以后多写一篇都是挣的，就像上战场杀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