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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边的阿彻》读后
我的侄子是家里的小霸王。因为胖且小，餐桌上的肉每每归他独侵不算，长他三岁，瘦且戴着眼镜的小哥哥还必须包下二人交战的全部“错儿”。家里护着他的人太多，在我的女儿的参与下，两个上了学的大孩子想出了整他的招数：他们潜入幼儿园，在他的窗下，一会儿摇摇树叶，一会儿探探头。被拘在椅子上的小胖子心痒难熬，竟不顾阿姨一面孔的凛然正气，不但不停地向外张望，甚至忍不住跑到窗边，结果被狠几顿——对此，他既不能跺着脚大哭，也不敢以躺在地上不起来相要挟——然而这遭到暗算的小霸王仍不能忘情于那个窗口，虽然明知有陷井，而且不过是见过一千遍的树叶和哥哥姐姐。
窗口，有那么大的魅力么？
无独有偶。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窗边的阿彻》开宗明义写出：“教室的窗子是阿彻的乐园！”八十年代的中国男孩与三十年代的日本女孩，竟那样相通？
我的不大敢读当今少儿书籍，恰如我不忍看各类负有接待外宾与首长任务的小朋友的表演一样。我痛心地感到，尽管他们极“上镜头”地甜笑着，“稚态可掬”地把抹得红红的、又系了大蝴蝶结的头歪向左边、又歪向右边，但已经不是孩子。成人们过早地用自己的审美意识替换了他们纯朴的天性，而这天性，本可以反过来温暖多少已经冷漠与僵死了的成人的心啊！
然而我放不下《阿彻》。光是封面和插图就让我惊喜得叫了起来——小乖丑！我立刻在书的正面、背面找插图者的名字，真为我们有了这样格调的画家高兴。后来译者陈喜儒告诉我，这原来出自当代著名大手笔岩奇千寻夫人。从作者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五十年前，就在政客与军阀们折腾着那场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前夕，有一小批人，在一个与东条英机的官邸比，简直如一粒灰尘般微不足道的角落，从事着人类最崇高的工作。在书的结尾，他们的心血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然而，就在战犯们被远东军事法庭处死三十多年后，这摧残不了的精神，在现代意识已遍布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日本，赢得了破纪录的五百万读者。结论只能是，智睿与仁爱不会被强暴、愚昧所蔽，无论军刀、炸弹，还是喋喋不休的鼓噪，都毁不掉深植于善良的人们心中对真诚与纯朴的挚爱。小小的，什么都不是，却又无所不在的阿彻的顽强的生命力，简直象对政治家的嘲弄。
阿彻刚生下来的时候，恐怕和所有的孩子没什么不同。待到这本书开始，六岁的小姑娘已经有那么一点为世俗所不容的劲头了。她太有主意、胆子太大，而且那么不谙事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显然，这既不象个女孩子，也不配做好学生。但妈妈不这样看，阿彻心上的大朋友，巴学园的校长小林先生也不这样看。他们以自己的爱心、见识与终生的努力，象一抹葱郁的林带，抵住社会酷砺的风沙，保护了孩子——明天社会的主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阿彻真诚。她实心实意地爱学校、爱校长，爱残疾孩子、爱受欺负的朝鲜人，还爱她的小狗洛基。这是一种天然的、纯朴的爱，没有利害权衡，也不仰承权威的鼻息，只听凭她自己那颗小小的心，对善与恶、美与丑做出的判断。
阿彻敢做敢为。课上得枯燥了，她自做主张到窗口去招呼化装广告队；钱包掉进粪坑，她课也不上，自己拿大勺子把秽物都舀出来找；假期里，她一个人把一个比她重一倍的生了病的小友拖到树上观景；她随时随地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连第一次由妈妈送到巴学园，也要亲自对校长说：“请您帮个忙，我要到这里来上学。”阿彻事事都做得对么？显然并不。但妈妈和校长从不粗暴地指指点点，更不必说斥责。他们懂得，也许你“纠正”了孩子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无形中受挫的，却是他们果敢的性格、蓬勃的事业心，以至对一个人说来最宝贵的自信、主见和创造力，这有多么可悲！
阿彻爱帮助人，富于同情心。在她的周围，没有猜忌、没有斗心思，巴学园努力成就的，是亲切的互谅与互助。成年人之于孩子、大孩子之于小孩子、天资高的孩子之于病弱孩子，当然是强者了。羞怯与自卑，或因无力反抗而造成的心理上的阴郁猥琐，是要靠仁爱，靠细腻的体察与亲切的鼓励来消除的。如果放任强的一方轻蔑与凌虐的快意，任弱幼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心理就会成为奴性的根源，使一个民族的素质下降。这很使我回想起电视台主持的一次智力比赛：一个女孩子答错一题，丢了分。看得出来，她十分内疚，急于将功补过。于是，对接下去的问题，她三番两次抢先揿铃，结果在数万双眼睛的逼视下，一错再错。我真想走上前，轻轻摸摸这小姑娘的头，夸她是个爱集体的、勇敢的孩子，让她静一静，或许喝一小杯水？但我只不过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我们那位主持节目的大朋友，却那样不耐烦、那样冷漠地喝斥她……我不忍再看下去，当然，对这小姑娘说来，也许这只是她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或不公正待遇中的一桩，她将会面临什么，谁都难以预料。但积累起来会怎么样呢？别的目睹这一切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不过，也许除了如我这种自寻烦恼的人，根本没有谁会注意这类事，因为人们对压服用强者的标准来衡量“错了”的孩子，早已习以为常。
阿彻是一个活活泼泼、洒洒脱脱的女孩。她没有“樱桃般红润的小嘴”，没有“明亮的大眼睛”，也没有“卷曲的长睫毛”；她爬树、摔跤、听相声、跳泥浆池，她“勾破的衣服堆在背后象个鸡毛掸子”、“小手又黑又脏”、“头发、脖子、耳朵里都是土”……但这女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与家庭，成了上百万观众衷心喜爱的电视播音员。黑柳彻子已经五十多岁，显然，她不是以年轻貌美，而是用聪慧、爽朗、善良，用纯正的趣味和真诚相与来赢得人们的心的。在这里，似乎可以反过来品味一下我们常接触的某些作品，在对女孩子的塑造上，总有那么点造作，那么点腻腻的，那么点旧意识残留。很多已经成了“家”的文艺工作者似乎还不大懂，上品其实要拙，而不是甜。当然，作者也没打算塞给读者一个变了态的、横眉竖目的小女豪主。正相反，她通过巴学园校长小林先生之口，告诉社会：“对女孩子要亲切、要爱护她们”。和打老婆的英雄比，显然这才是男子汉的风格。
《窗边的阿彻》是一本写孩子的书，地地道道的孩子，不是小政委也不是小妇女主任。我们其实大可不必给儿童文学加上那么沉的“教导”重任，就连毛主席在四川视察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家伙，问他的也并不是“学雷锋做好事没有”，而是，“小鬼，你一天打几架？”但它又绝不仅是一本儿童读物。当我们每个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而渐渐担负起种种生计与道义的责任，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还能象孩子那样真挚、坦率地观察并且对待一切么？我不敢为将来的大同世界下断语，但在昨天与今天，在每个人身上都曾或短暂、或长久地存在过的，如小阿彻一样的美好纯洁的素质，会或多或少地随着岁月而流逝。但人毕竟有理想与追求，于是只盼这种流逝来得缓一点、少一点，而童年一切美丽的东西，存留得多一点、久一点。
一九八三、十二
(《窗边的阿彻》〔日〕黑柳彻子著，陈喜儒、徐前译，上海少儿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0.49元)
我的侄子是家里的小霸王。因为胖且小，餐桌上的肉每每归他独侵不算，长他三岁，瘦且戴着眼镜的小哥哥还必须包下二人交战的全部“错儿”。家里护着他的人太多，在我的女儿的参与下，两个上了学的大孩子想出了整他的招数：他们潜入幼儿园，在他的窗下，一会儿摇摇树叶，一会儿探探头。被拘在椅子上的小胖子心痒难熬，竟不顾阿姨一面孔的凛然正气，不但不停地向外张望，甚至忍不住跑到窗边，结果被狠
窗口，有那么大的魅力么？
无独有偶。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窗边的阿彻》开宗明义写出：“教室的窗子是阿彻的乐园！”八十年代的中国男孩与三十年代的日本女孩，竟那样相通？
我的不大敢读当今少儿书籍，恰如我不忍看各类负有接待外宾与首长任务的小朋友的表演一样。我痛心地感到，尽管他们极“上镜头”地甜笑着，“稚态可掬”地把抹得红红的、又系了大蝴蝶结的头歪向左边、又歪向右边，但已经不是孩子。成人们过早地用自己的审美意识替换了他们纯朴的天性，而这天性，本可以反过来温暖多少已经冷漠与僵死了的成人的心啊！
然而我放不下《阿彻》。光是封面和插图就让我惊喜得叫了起来——小乖丑！我立刻在书的正面、背面找插图者的名字，真为我们有了这样格调的画家高兴。后来译者陈喜儒告诉我，这原来出自当代著名大手笔岩奇千寻夫人。从作者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叙述里，我们看到，五十年前，就在政客与军阀们折腾着那场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前夕，有一小批人，在一个与东条英机的官邸比，简直如一粒灰尘般微不足道的角落，从事着人类最崇高的工作。在书的结尾，他们的心血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然而，就在战犯们被远东军事法庭处死三十多年后，这摧残不了的精神，在现代意识已遍布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日本，赢得了破纪录的五百万读者。结论只能是，智睿与仁爱不会被强暴、愚昧所蔽，无论军刀、炸弹，还是喋喋不休的鼓噪，都毁不掉深植于善良的人们心中对真诚与纯朴的挚爱。小小的，什么都不是，却又无所不在的阿彻的顽强的生命力，简直象对政治家的嘲弄。
阿彻刚生下来的时候，恐怕和所有的孩子没什么不同。待到这本书开始，六岁的小姑娘已经有那么一点为世俗所不容的劲头了。她太有主意、胆子太大，而且那么不谙事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显然，这既不象个女孩子，也不配做好学生。但妈妈不这样看，阿彻心上的大朋友，巴学园的校长小林先生也不这样看。他们以自己的爱心、见识与终生的努力，象一抹葱郁的林带，抵住社会酷砺的风沙，保护了孩子——明天社会的主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阿彻真诚。她实心实意地爱学校、爱校长，爱残疾孩子、爱受欺负的朝鲜人，还爱她的小狗洛基。这是一种天然的、纯朴的爱，没有利害权衡，也不仰承权威的鼻息，只听凭她自己那颗小小的心，对善与恶、美与丑做出的判断。
阿彻敢做敢为。课上得枯燥了，她自做主张到窗口去招呼化装广告队；钱包掉进粪坑，她课也不上，自己拿大勺子把秽物都舀出来找；假期里，她一个人把一个比她重一倍的生了病的小友拖到树上观景；她随时随地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连第一次由妈妈送到巴学园，也要亲自对校长说：“请您帮个忙，我要到这里来上学。”阿彻事事都做得对么？显然并不。但妈妈和校长从不粗暴地指指点点，更不必说斥责。他们懂得，也许你“纠正”了孩子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无形中受挫的，却是他们果敢的性格、蓬勃的事业心，以至对一个人说来最宝贵的自信、主见和创造力，这有多么可悲！
阿彻爱帮助人，富于同情心。在她的周围，没有猜忌、没有斗心思，巴学园努力成就的，是亲切的互谅与互助。成年人之于孩子、大孩子之于小孩子、天资高的孩子之于病弱孩子，当然是强者了。羞怯与自卑，或因无力反抗而造成的心理上的阴郁猥琐，是要靠仁爱，靠细腻的体察与亲切的鼓励来消除的。如果放任强的一方轻蔑与凌虐的快意，任弱幼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心理就会成为奴性的根源，使一个民族的素质下降。这很使我回想起电视台主持的一次智力比赛：一个女孩子答错一题，丢了分。看得出来，她十分内疚，急于将功补过。于是，对接下去的问题，她三番两次抢先揿铃，结果在数万双眼睛的逼视下，一错再错。我真想走上前，轻轻摸摸这小姑娘的头，夸她是个爱集体的、勇敢的孩子，让她静一静，或许喝一小杯水？但我只不过是一个电视观众，而我们那位主持节目的大朋友，却那样不耐烦、那样冷漠地喝斥她……我不忍再看下去，当然，对这小姑娘说来，也许这只是她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挫折或不公正待遇中的一桩，她将会面临什么，谁都难以预料。但积累起来会怎么样呢？别的目睹这一切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不过，也许除了如我这种自寻烦恼的人，根本没有谁会注意这类事，因为人们对压服用强者的标准来衡量“错了”的孩子，早已习以为常。
阿彻是一个活活泼泼、洒洒脱脱的女孩。她没有“樱桃般红润的小嘴”，没有“明亮的大眼睛”，也没有“卷曲的长睫毛”；她爬树、摔跤、听相声、跳泥浆池，她“勾破的衣服堆在背后象个鸡毛掸子”、“小手又黑又脏”、“头发、脖子、耳朵里都是土”……但这女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与家庭，成了上百万观众衷心喜爱的电视播音员。黑柳彻子已经五十多岁，显然，她不是以年轻貌美，而是用聪慧、爽朗、善良，用纯正的趣味和真诚相与来赢得人们的心的。在这里，似乎可以反过来品味一下我们常接触的某些作品，在对女孩子的塑造上，总有那么点造作，那么点腻腻的，那么点旧意识残留。很多已经成了“家”的文艺工作者似乎还不大懂，上品其实要拙，而不是甜。当然，作者也没打算塞给读者一个变了态的、横眉竖目的小女豪主。正相反，她通过巴学园校长小林先生之口，告诉社会：“对女孩子要亲切、要爱护她们”。和打老婆的英雄比，显然这才是男子汉的风格。
《窗边的阿彻》是一本写孩子的书，地地道道的孩子，不是小政委也不是小妇女主任。我们其实大可不必给儿童文学加上那么沉的“教导”重任，就连毛主席在四川视察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家伙，问他的也并不是“学雷锋做好事没有”，而是，“小鬼，你一天打几架？”但它又绝不仅是一本儿童读物。当我们每个人由童年、少年、青年而渐渐担负起种种生计与道义的责任，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还能象孩子那样真挚、坦率地观察并且对待一切么？我不敢为将来的大同世界下断语，但在昨天与今天，在每个人身上都曾或短暂、或长久地存在过的，如小阿彻一样的美好纯洁的素质，会或多或少地随着岁月而流逝。但人毕竟有理想与追求，于是只盼这种流逝来得缓一点、少一点，而童年一切美丽的东西，存留得多一点、久一点。
一九八三、十二
(《窗边的阿彻》〔日〕黑柳彻子著，陈喜儒、徐前译，上海少儿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一版，0.4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