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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一直以来都成为史学界的焦点，在对于此次访华事件中所出现的诸多外交摩擦的评价上争议颇多。本文试图通过史学界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三种评判视角初探其中的外交问题，并得出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马戛尔尼；外交；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7-0048-01
一、事件背景。
1557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居住。其后，陆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同时也在欧洲人眼中勾勒了一个文明而先进的、儒教的开明君主国，加之13世纪《马可波罗行记》激发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英国积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乾隆时期实行广州单口通商制度。早期中西间的商业贸易主要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控制的，后来由于英美商人和政府的不断拓展，英、美势力渐渐占据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地位。
1787年，英政府派遣凯斯卡特使团访华，但此次出访由于凯斯卡特途中不幸病逝而夭折。英国政府受到国内棉产品过剩的压力急于尽快打开中国市场，最终选中了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是：
1. 向皇帝寻求对英国利益的保护，在北京常驻外交大臣；划定供英国商人、国民居住的区域，以存留货物，并由英方行使刑事裁判权；
2. 通过向皇帝及中国人展示英国的科技产品、枪支火炮战舰，改变他们对英国人的印象，提高英国地位；
3. 取得相对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贸易特权；
4. 改革公行制度，消除广州贸易弊端；扩大通商口岸，如宁波、舟山、天津等地；
从中不难发现，在英政府眼中，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十分落后愚昧的，需要英方的促力加以“改善”，而更深一层的，英国已把中国划在自己殖民势力扩张的范畴之内，使团任务中透露出的殖民性、扩张性不言而喻。
之后发生的即是众人所熟知的桥段：英使团一路受到清政府的热情礼遇，但在两国的文化差异问题上发生了如拒行“三跪九叩”礼等冲突；英使团带去的先进武器及机械被看成“奇物”而未受到重视；英使团提出的诸多建交条件均被乾隆拒绝，此次出访以失败告终。[1]
二、三种评判视角。
第一种评判是站在当时、当事的立场评判史实，褒贬不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交流失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引起轩然大波，英国舆论强烈谴责中国的“愚蠢”行为，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拿破仑则认为英使拒从中式礼仪的行为是十分荒谬的，他们理应入乡随俗，而固执坚持本国礼俗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另外，使节无法代表英国国王，乾隆拒绝其要求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一些在华传教士记述，英国使团的准备很不充分，文书表达不准确，语气不和，不尊重中方礼仪。
第二种评判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建立在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上的现代主义框架，认为此次访问是中英两种不同文明的冲撞，乾隆代表着腐朽、落后、封闭的农业文明，马戛尔尼代表民主、进步、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英使出访的失败未尝不是中国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机会，只知“贡使”，不知“公使”，不具备国际法观念[2]。另外，现代主义框架还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使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伟大文明——中国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其他文明应当认可和服从中华文明，维系这种状态的方式就是朝贡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外维系中国的中心地位，还在于增强国内统治的正当性。
第三种则是来自于何伟亚《怀柔远人》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此次中英冲突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主权国家的冲突，乾隆的行为是在维护国家主权，进行主权范围之内的交易。而英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戛尔尼代表着刚崛起的海上帝国霸权，是在用一个帝国的霸权意识向另一个帝国寻求平等，企图把自己的帝国权威施加于另一帝国之上。帝国之间构建帝国秩序的冲突通过礼仪之争表现出来。在通过宾礼建立起社会政治及道德秩序的大清，乾隆所做的就是按“礼”的原则把马戛尔尼一行纳入本国体系之中，使使节既有所接近，帝国又不失其权威。[3]
三、后现代主义视角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启示。
何伟亚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其后现代主义视角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解读无疑是相当可贵的。[4]虽然马戛尔尼对于“磕头问题”的回应方式的对错并不是“入乡随俗”四个字就可以简单概括的。但其体现出与后现代主义架构的一点相似之处，即不以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为价值评判的唯一参考标准，敢于跳出本土文化的优越感站在当事、当时，相对客观地给予评价。正如罗素所言：“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5]。这在当今国际关系的解读中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视角不难看出，“东方主义”成为了毋庸置疑的话语规则：西方世界启蒙运动指导下的“人性”“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导向是先进的、最优秀的，甚至具有全球普适性；而中国统治阶级的“华夏中心主义”则是死板而腐朽的，理应被教化、拯救和驱除。[6]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似乎有着不少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缩影——1991年8月，布什在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的题为《世界新秩序》的序言中说，世界所展示的机遇使美国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7]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要得到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积极而谨慎地谋求世界霸权的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而完整的世界”与马戛尔尼出访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所推崇的“平等”与“开放”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时隔两百年，资本主义世界对异己的价值灌输从未停止，并且他们所主导的观念的确在第三世界开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架构正是如今相当盛行的历史解读方式，或者说，在相当部分国人眼中，当今国际舞台上中美的对碰所展现出的仍是“帝国主义”的“先进”与“霸道”和“儒家文化”的“愚蠢”和“封闭”。如同教科书中尽其能事的对乾隆愚昧无知的描写与中国就此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的扼腕叹息一样，中国人在评判中西国际关系的文化冲突时偏向于将自己放在卑微无知的位置，对外交上的既成事实总不乏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我们默认强权的合理性，甚至对其文化的“先进性”充满渴望，对自身文化则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摒弃取向。
相比于乾隆的强硬回应方式，邓小平对于美国新世界秩序的构想的回应显得防御而谨慎——一种“不同于美国新世界秩序的”、“各国地位平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目标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8]——如果说中英礼仪上争执则更多表现的是两种不同帝国构建之间彼此同化的努力，那么中美“新世界格局”之辩则表现出一种保守而坚定的融合但不服从。这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全球化不可阻挡的现今，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于外来事物如何做出相适应的回应，拷问中国的更是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对于一种异于西制的非理性主义构造的东方思维的重新认知。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姿态中，“大同”与“天下”是一直存在的，“沿中线而行”的原则也并未消失。我们不会扩张性地要求将他国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但当新的“文化殖民”到来时，笔者更期待人们以后现代主义客观而平等的眼光审视新时代的外交问题，以同样自信从容的态度看待这个千年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往来今夕。
注释：
[1]斯当东G， Staunton G， 叶笃义.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商务印书馆， 1963.
[2]何平.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J]. 史学月刊， 2002， 9： 001.
[3]何伟亚.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J]. 2002.
[4]艾尔曼， 胡志德. 马嘎尔尼使团， 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 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J]. 二十一世纪 （香港）， 1997 （12）： 118-130.
[5]中国问题[M]. 学林出版社， 1997.
[6]何平.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J]. 史学月刊， 2002， 9： 001.
[7]谢益显. 当代中国外交史 （1949～ 2009）[J]. 2009.
[8]谢益显. 当代中国外交史 （1949～ 2009）[J]. 2009.
关键词：马戛尔尼；外交；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4）-07-0048-01
一、事件背景。
1557年，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居住。其后，陆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同时也在欧洲人眼中勾勒了一个文明而先进的、儒教的开明君主国，加之13世纪《马可波罗行记》激发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向往，英国积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乾隆时期实行广州单口通商制度。早期中西间的商业贸易主要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控制的，后来由于英美商人和政府的不断拓展，英、美势力渐渐占据了中西贸易的主要地位。
1787年，英政府派遣凯斯卡特使团访华，但此次出访由于凯斯卡特途中不幸病逝而夭折。英国政府受到国内棉产品过剩的压力急于尽快打开中国市场，最终选中了马戛尔尼。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命是：
1. 向皇帝寻求对英国利益的保护，在北京常驻外交大臣；划定供英国商人、国民居住的区域，以存留货物，并由英方行使刑事裁判权；
2. 通过向皇帝及中国人展示英国的科技产品、枪支火炮战舰，改变他们对英国人的印象，提高英国地位；
3. 取得相对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贸易特权；
4. 改革公行制度，消除广州贸易弊端；扩大通商口岸，如宁波、舟山、天津等地；
从中不难发现，在英政府眼中，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十分落后愚昧的，需要英方的促力加以“改善”，而更深一层的，英国已把中国划在自己殖民势力扩张的范畴之内，使团任务中透露出的殖民性、扩张性不言而喻。
之后发生的即是众人所熟知的桥段：英使团一路受到清政府的热情礼遇，但在两国的文化差异问题上发生了如拒行“三跪九叩”礼等冲突；英使团带去的先进武器及机械被看成“奇物”而未受到重视；英使团提出的诸多建交条件均被乾隆拒绝，此次出访以失败告终。[1]
二、三种评判视角。
第一种评判是站在当时、当事的立场评判史实，褒贬不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交流失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引起轩然大波，英国舆论强烈谴责中国的“愚蠢”行为，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拿破仑则认为英使拒从中式礼仪的行为是十分荒谬的，他们理应入乡随俗，而固执坚持本国礼俗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另外，使节无法代表英国国王，乾隆拒绝其要求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一些在华传教士记述，英国使团的准备很不充分，文书表达不准确，语气不和，不尊重中方礼仪。
第二种评判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建立在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上的现代主义框架，认为此次访问是中英两种不同文明的冲撞，乾隆代表着腐朽、落后、封闭的农业文明，马戛尔尼代表民主、进步、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英使出访的失败未尝不是中国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机会，只知“贡使”，不知“公使”，不具备国际法观念[2]。另外，现代主义框架还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使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伟大文明——中国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认为其他文明应当认可和服从中华文明，维系这种状态的方式就是朝贡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外维系中国的中心地位，还在于增强国内统治的正当性。
第三种则是来自于何伟亚《怀柔远人》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认为此次中英冲突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主权国家的冲突，乾隆的行为是在维护国家主权，进行主权范围之内的交易。而英国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戛尔尼代表着刚崛起的海上帝国霸权，是在用一个帝国的霸权意识向另一个帝国寻求平等，企图把自己的帝国权威施加于另一帝国之上。帝国之间构建帝国秩序的冲突通过礼仪之争表现出来。在通过宾礼建立起社会政治及道德秩序的大清，乾隆所做的就是按“礼”的原则把马戛尔尼一行纳入本国体系之中，使使节既有所接近，帝国又不失其权威。[3]
三、后现代主义视角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启示。
何伟亚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其后现代主义视角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解读无疑是相当可贵的。[4]虽然马戛尔尼对于“磕头问题”的回应方式的对错并不是“入乡随俗”四个字就可以简单概括的。但其体现出与后现代主义架构的一点相似之处，即不以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为价值评判的唯一参考标准，敢于跳出本土文化的优越感站在当事、当时，相对客观地给予评价。正如罗素所言：“当我们不把磕头当作一件可笑的事情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中国”[5]。这在当今国际关系的解读中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视角不难看出，“东方主义”成为了毋庸置疑的话语规则：西方世界启蒙运动指导下的“人性”“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导向是先进的、最优秀的，甚至具有全球普适性；而中国统治阶级的“华夏中心主义”则是死板而腐朽的，理应被教化、拯救和驱除。[6]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似乎有着不少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缩影——1991年8月，布什在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的题为《世界新秩序》的序言中说，世界所展示的机遇使美国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7]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美国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要得到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积极而谨慎地谋求世界霸权的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而完整的世界”与马戛尔尼出访时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所推崇的“平等”与“开放”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时隔两百年，资本主义世界对异己的价值灌输从未停止，并且他们所主导的观念的确在第三世界开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架构正是如今相当盛行的历史解读方式，或者说，在相当部分国人眼中，当今国际舞台上中美的对碰所展现出的仍是“帝国主义”的“先进”与“霸道”和“儒家文化”的“愚蠢”和“封闭”。如同教科书中尽其能事的对乾隆愚昧无知的描写与中国就此错失与世界接轨的机会的扼腕叹息一样，中国人在评判中西国际关系的文化冲突时偏向于将自己放在卑微无知的位置，对外交上的既成事实总不乏恨铁不成钢的感慨。我们默认强权的合理性，甚至对其文化的“先进性”充满渴望，对自身文化则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摒弃取向。
相比于乾隆的强硬回应方式，邓小平对于美国新世界秩序的构想的回应显得防御而谨慎——一种“不同于美国新世界秩序的”、“各国地位平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目标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8]——如果说中英礼仪上争执则更多表现的是两种不同帝国构建之间彼此同化的努力，那么中美“新世界格局”之辩则表现出一种保守而坚定的融合但不服从。这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全球化不可阻挡的现今，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对于外来事物如何做出相适应的回应，拷问中国的更是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对于一种异于西制的非理性主义构造的东方思维的重新认知。在中国对外交流的姿态中，“大同”与“天下”是一直存在的，“沿中线而行”的原则也并未消失。我们不会扩张性地要求将他国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但当新的“文化殖民”到来时，笔者更期待人们以后现代主义客观而平等的眼光审视新时代的外交问题，以同样自信从容的态度看待这个千年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往来今夕。
注释：
[1]斯当东G， Staunton G， 叶笃义.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商务印书馆， 1963.
[2]何平.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J]. 史学月刊， 2002， 9： 001.
[3]何伟亚. 怀柔远人：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J]. 2002.
[4]艾尔曼， 胡志德. 马嘎尔尼使团， 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 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J]. 二十一世纪 （香港）， 1997 （12）： 118-130.
[5]中国问题[M]. 学林出版社， 1997.
[6]何平. 后现代主义及其对清代国际关系的新阐释[J]. 史学月刊， 2002， 9： 001.
[7]谢益显. 当代中国外交史 （1949～ 2009）[J]. 2009.
[8]谢益显. 当代中国外交史 （1949～ 2009）[J].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