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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的被发现，使得儿童从“缩小的成人”变为一个独立主体，在儿童小说中，男孩作为一类特殊的主体是被作家建构出来的。从儿童小说中男孩形象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男孩身份内涵的转变，新时期，男孩的身份内涵从集体性向个体性转换，在不同性别作家笔下呈现出多元的建构。本文通过对新时期儿童小说中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男孩的形象分析，探讨男女作家的性别差异对塑造男孩形象特点和叙事视角上的不同。
关键词： 儿童小说 男孩形象 不同性别作家
五四之前，儿童被当作“缩小的成人”，儿童被发现后，学界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男孩较之女孩担当着更多民族使命。如在民族救亡的抗日战争时期，男孩更是担当民族小英雄、小战士的角色，以国家的生死存亡为自己的职责，在战争中具有手刃敌人的勇气和智慧。在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男孩在民族危亡，变革动荡的历史时期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女孩更多的是退居后方，被视为弱小者和被保护者。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的变化带来儿童文学中男孩身份内涵的转变，男孩不再是以集体形象出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寻求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男孩是被作家建构出来的文学形象，成人作家是创作的主体，男孩是被创作的客体，由于作家和男孩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办法达到一种统一，男女作家构建男孩的标准又不尽相同，男孩形象在男女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男孩形象差异性延伸探讨男女作家如何在建构男孩形象过程中权衡性别视角和儿童视角之间的关系。
一、男孩形象谱系：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多元建构
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男孩形象更加鲜活多彩，在已有的男孩形象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元素，男孩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重复，而是许多富有时代气息和复杂个性特点的百花园，在不同性别作家笔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建构。在男孩形象的类型上既有延续以往的苦难男孩形象，但是并不局限于用于物质条件的匮乏造成的生活困难，增加了一些男孩成长过程中遭受到的身体苦难和家庭苦难，又增加了一些关注自身发展、反省自我的反思男孩形象，同时还有一些个性化的新男孩形象，如心理叛逆男孩、内心寂寞男孩、青春懵懂男孩等等。男女作家笔下在建构男孩形象时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审美倾向，下面就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男女作家笔下建构的多元男孩形象进行比较。
男作家笔下的男孩形象总体上呈现出阳刚、坚强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在身体、心灵上遭受磨难，有的在学校生活中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理解，是被孤立和排挤的对象，但是他们并没有逃避挫折，而是寻找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有的男孩超出儿童该有的本领，显示出传奇的一面。如曹文轩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发人深省的男孩，《草房子》中的男孩桑桑，他不受当时物质条件贫乏的影响，顽皮幽默，异想天开，心思敏感，又敢想敢做，在生病时显示出一个男孩面对死亡的坦荡。小说中还有一个男孩杜小康，作者用前后对比的写法刻画了他家从富裕到衰败在儿童身上的投射影像。《再见了，我的小星星》中男孩“星星”和《细米》中的男孩“细米”都是写在知青姐姐的教导下由一个“桀骜不驯”的顽童到懂事成熟男孩的成长过程。刘建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是对十七年文革的反思，小主人公充满了勇气，面对着老师，男孩敢说出自己内心的呐喊“我要我的雕刻刀”，敢于与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做斗争，预示着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启蒙精神的觉醒。李凤杰也写苦难男孩，但是他把笔触延伸至残疾儿童的世界，如《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中虽然残疾但是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男孩水祥。李学斌笔下的男孩形象以反思型的男孩为主，如《男孩不寂寞》中的男孩肖路，由于家境不好，受到城里孩子的排挤，他苦恼了一阵子然后明白投入到书本的怀抱就不会寂寞，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找回了自信。常新港的《独船》写现实生活中男孩之间对友谊和对相互尊重的渴求，男孩面临苦涩和欢欣交织的现实生活。在新时期的儿童小说中，男作家笔下建构的男孩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不再是大时代环境的代言人，他们敢于呼喊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男孩的骨子里透出阳刚的力度，逆境之下，他们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坐以待毙，畏惧退缩。男作家笔下建构了自我意识增强、自我主体性明确的阳刚男孩形象，男作家依据着“塑造民族性格”，为人性打底子的新时期“男孩观”进行创作。
女作家笔下构建的男孩更多的是展现顽皮、天真、幸运的一面，在同样遭受身体上的残疾时，女作家更多的不是书写男孩内心的坚强，反而是展现男孩内心无助，软弱的一面，但是，外界环境中总有伸出援手的帮助者，这些帮助者无私的帮助着这些男孩，带领他们走出思想的误区。如黄蓓佳的《小船，小船》写的是男孩芦芦，腿脚不方便，有残疾，但是遇上了两位老师，呵护着他的成长，总给他最热诚的帮助。《今天我是升旗手》中男孩肖晓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他崇拜英雄主义的情节，品学兼优，想象丰富，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一回学校的升旗手，可是愿望总是不能实现，但是他没有放弃，继续努力，他团结同学，热心帮助同学，终于当了一回升旗手。《我飞了》中男孩明明，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母亲早早去世，他很少得到父亲的关注和帮助，明明虽然孤单寂寞，却好强自立，他关爱同学，富有爱心，在商业化社会里，明明身上正体现着成人世界所缺少的爱与责任。秦文君的《小鬼鲁智深》写小学生的成长，小说里塑造各色各样的孩子，有出生在不幸家庭的学生，却勇敢地担当起家庭的重任，拒绝别人的怜悯，催人奋进；有的则十分聪明，但是具备着现在儿童的通病，比较娇气，害怕面对困难。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淘气的男孩形象，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女作家喜欢构建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男孩，男孩的个性意识强烈，在每一个男孩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区别于其他男孩的一个特点，其中男孩的骨子里更多的渗透出一种浓浓的温情，注重个体性格的发展，体现了关爱儿童，温暖儿童的男孩观。
比较男女作家笔下建构的男孩形象，我发现男作家和女作家所持的“男孩观”有所不同，当然相同的是都遵守着男孩主体的形象特点进行建构，但是在刻画男孩形象刚性“力度”和男孩寻求自身出路的方面，男女作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男作家笔下男孩的内心世界是坚强和刚强的；女作家笔下男孩内心往往是软弱无助的，男孩角色中刚性一面的展现不够充分，更多是对努力和柔性的书写。 二、性别文化对男孩形象建构的渗透
男孩的身份内涵在新时期由集体性向个体性转变，男孩追求的是个体形象的鲜明，但是儿童在社会文化下也会被看作是某种社会角色的指称。对一个男孩来说，他们的成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男孩身份内涵的外套不是男孩自己穿在身上的，而是被家长、老师、社会套上的。新时期以来，性别意识的增强，性别角色的严格限定，男孩被套上独立性强，爱冒险、不哭闹、自信、大度的标签，人们总是用男孩准则去要求、教育、评价男孩，这无疑阻挡了男孩正常情绪的宣泄和表达。男孩作为一个主体，“他能在一种表述系统中作为主体进行自我体认和自我表述，但那种表述系统仍是他者的，是他所接受的一种外部事物”。[1]时代和社会要求男性去扮演坚强的角色，所以男孩习惯于隐藏自己内心的沮丧、孤独、害怕和绝望，逐渐学会了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性别文化中对男孩形象的已有界定限制了作家笔下男孩形象的塑造。
“性别”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男女社会性差异是指一种由生物的自然属性而引起的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作出的不同价值判断。“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会因为女作家和男作家的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2]男孩形象是作家塑造的，男孩本身没有直接的发声渠道，男女作家的叙事风格和叙事视角的差异性对男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性别文化的渗透。首先，性别差异导致作家会站在自己的性别视角对笔下的男孩的行为或意识做出判断，同时在文学创作中男女作家会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标准来创造男孩；其次，男作家和女作家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不同的价值关怀和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意识，在同一种类型的男孩形象书写上会有因作家自身经历，创作风格所带来的不同之处。比如曹文轩成长在苏北的一个水乡，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所以在他笔下，很多男孩都是油麻地小学的孩子，大多写他们在海边的生活，比如《海边的屋》中男孩霜，作品中传达了作者对于水乡生活的一种怀念和向往，霜离开海边到了城市之后还经常来看爷爷，一起回忆海边生活的美好。秦文君的叙事风格轻松幽默，所以在她笔下的男孩多为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儿童，如《开心男孩》中的男孩林峰，他把快乐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同学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找到他烦恼定会全部消除。再如曹文轩的美学追求是追求永恒和一种古典美的文化气息，所以他的儿童小说大多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故事，没有现代气息浓郁的男孩；秦文君则擅长书写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男孩，男孩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接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贴近。不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他们写作的特征都不仅仅是由性别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历史语境中复杂、变化的社会文化所决定，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现实的性别文本。
三、建构男孩形象的叙事视角
叙事学是“对叙事现象的理论研究”。儿童小说是成人作家写给少年读者看的，这就要求作家站在儿童的视角来刻画儿童形象。如果作家主体意识过于强烈，在叙事过程中以自身的性别视角对男孩形象进行塑造，这样就会忽略对男孩主体本质的把握，将自我意识投射在男孩身上，这种投射，是成人作家经验的想象和希望的寄托。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以男孩阳刚、有强健的体魄、直率的个性、刚硬的气质和富有进取心为美，这是成人对男孩给男孩套上的一套传统评判标准。叙事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在创作儿童小说时，男女作家会因为自身的性别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一些性别视角进行创作，不同性别的作家如何在儿童小说的创作中权衡性别视角和儿童视角的关系？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在于儿童眼光、思维、心灵比成人单纯，没有功利化的倾向，与成人视角相对而言，以儿童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展现儿童眼中所摄取的世界。在新时期儿童本位观、儿童教育观的作用下，儿童视角体现的尤为突出，有些儿童小说的确是以“儿童视角”来塑造男孩的，用男孩的眼光来看世界，但是并未摆脱成人视角的因素。
新时期儿童小说显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和鲜明的艺术魅力。新时期儿童作家的儿童小说在人物关系设计，故事情节设置上，题材处置、结构安排、主题提炼和语言的润色、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叙述语言等方面都呈现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艺术策略上的差异性。“对于叙事艺术来说，叙述者从来就不是作者，不论大家知道与否，叙述者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出来并被接受的角色”。[3]男作家在建构男孩形象时注入了男性视角，此时的男孩是在男性视角和儿童视角两者关系的权衡上产生的，如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是贴近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作品，展现了当代男孩敏感、叛逆、灵活的心理，以男孩李小乔的语调讲述了他的奇特经历，诉说了成人无法体会的少年内心，生活对于这个孩子，有太对的误解，成见和冷漠，他告别天真的幻想逃离了他厌倦的家庭和学校。班马更多的是站在他是一个男人的角度去审视这一时期男孩具有的心理特征。同样女作家在刻画男孩形象时也融入了特殊的女性视角，在与儿童视角的融合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男孩形象，如秦文君的《表哥驾到》写的是小男孩妈妈常常提及表哥样样都比“我”强，“我”做什么事情都看着不顺眼，这使“我”很困恼，直到有一次表哥和大姨来“我”家做客，“我”才偷偷听到原来大姨也常常在表哥面前夸赞我，说表哥不如“我”好，这是作者站在一位母亲的视角去书写新时代中家长喜欢将自家孩子与别家孩子比较的心理，父亲不会和自己的儿子谈及别人家儿子多么优秀的话题，可是母亲却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到这一事实，秦文君不仅站在一个女性视角去书写现代儿童的苦恼，还从男孩的视角去写这样的事情对他心灵的困扰。男作家的叙事风格偏向阳刚和刚强，女作家的叙事风格偏向柔美和活泼，在不同性别作家笔下建构出风格异同的男孩，但是同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造成男孩形象特点的片面性一样，不利于男孩形象客观全面的呈现，所以在儿童小说中，作家更多的应将叙事视角投注到儿童身上，并且尝试不同叙事风格，塑造出更加丰富生动的男孩形象。
结语
通过对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男孩形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发现作家在构建男孩形象时的缺点和不足；另一方面，新时期男孩形象的塑造在文学史和现实社会中意义重大。在文学史上，新时期的男孩形象带来了儿童文学史上美学气象的更新，丰富了儿童形象谱系，在原有的男孩形象谱系中增添了许多贴切当下的新男孩形象，为广大的少年儿童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在作家的性别差异与男孩形象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补充。现实意义上，人们对男孩性别角色贴上了标签，用男孩准则去要求、教育、评价男孩，要求男性去扮演坚强的角色，男孩习惯于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压抑内心真实的渴望，学界也提出了“男孩危机”说法。社会各界也呼吁尊重男孩的性别特征和身份内涵，为男孩提供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本文对男孩形象身份内涵在新时期的转变上的研究也对教育中关注男孩的性别教育，尊重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对当今“男孩危机”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凯伦·科茨.赵萍译.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M].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3.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51.
[3]普兰斯.叙述接受者研究[J].外国文学报道，1987（1）.
关键词： 儿童小说 男孩形象 不同性别作家
五四之前，儿童被当作“缩小的成人”，儿童被发现后，学界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男孩较之女孩担当着更多民族使命。如在民族救亡的抗日战争时期，男孩更是担当民族小英雄、小战士的角色，以国家的生死存亡为自己的职责，在战争中具有手刃敌人的勇气和智慧。在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男孩在民族危亡，变革动荡的历史时期处于一种主动的地位，女孩更多的是退居后方，被视为弱小者和被保护者。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的变化带来儿童文学中男孩身份内涵的转变，男孩不再是以集体形象出现，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寻求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男孩是被作家建构出来的文学形象，成人作家是创作的主体，男孩是被创作的客体，由于作家和男孩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办法达到一种统一，男女作家构建男孩的标准又不尽相同，男孩形象在男女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从男孩形象差异性延伸探讨男女作家如何在建构男孩形象过程中权衡性别视角和儿童视角之间的关系。
一、男孩形象谱系：不同性别作家笔下的多元建构
新时期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男孩形象更加鲜活多彩，在已有的男孩形象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元素，男孩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重复，而是许多富有时代气息和复杂个性特点的百花园，在不同性别作家笔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建构。在男孩形象的类型上既有延续以往的苦难男孩形象，但是并不局限于用于物质条件的匮乏造成的生活困难，增加了一些男孩成长过程中遭受到的身体苦难和家庭苦难，又增加了一些关注自身发展、反省自我的反思男孩形象，同时还有一些个性化的新男孩形象，如心理叛逆男孩、内心寂寞男孩、青春懵懂男孩等等。男女作家笔下在建构男孩形象时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审美倾向，下面就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男女作家笔下建构的多元男孩形象进行比较。
男作家笔下的男孩形象总体上呈现出阳刚、坚强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在身体、心灵上遭受磨难，有的在学校生活中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理解，是被孤立和排挤的对象，但是他们并没有逃避挫折，而是寻找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有的男孩超出儿童该有的本领，显示出传奇的一面。如曹文轩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发人深省的男孩，《草房子》中的男孩桑桑，他不受当时物质条件贫乏的影响，顽皮幽默，异想天开，心思敏感，又敢想敢做，在生病时显示出一个男孩面对死亡的坦荡。小说中还有一个男孩杜小康，作者用前后对比的写法刻画了他家从富裕到衰败在儿童身上的投射影像。《再见了，我的小星星》中男孩“星星”和《细米》中的男孩“细米”都是写在知青姐姐的教导下由一个“桀骜不驯”的顽童到懂事成熟男孩的成长过程。刘建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是对十七年文革的反思，小主人公充满了勇气，面对着老师，男孩敢说出自己内心的呐喊“我要我的雕刻刀”，敢于与自己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做斗争，预示着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启蒙精神的觉醒。李凤杰也写苦难男孩，但是他把笔触延伸至残疾儿童的世界，如《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中虽然残疾但是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男孩水祥。李学斌笔下的男孩形象以反思型的男孩为主，如《男孩不寂寞》中的男孩肖路，由于家境不好，受到城里孩子的排挤，他苦恼了一阵子然后明白投入到书本的怀抱就不会寂寞，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找回了自信。常新港的《独船》写现实生活中男孩之间对友谊和对相互尊重的渴求，男孩面临苦涩和欢欣交织的现实生活。在新时期的儿童小说中，男作家笔下建构的男孩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不再是大时代环境的代言人，他们敢于呼喊出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男孩的骨子里透出阳刚的力度，逆境之下，他们会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会坐以待毙，畏惧退缩。男作家笔下建构了自我意识增强、自我主体性明确的阳刚男孩形象，男作家依据着“塑造民族性格”，为人性打底子的新时期“男孩观”进行创作。
女作家笔下构建的男孩更多的是展现顽皮、天真、幸运的一面，在同样遭受身体上的残疾时，女作家更多的不是书写男孩内心的坚强，反而是展现男孩内心无助，软弱的一面，但是，外界环境中总有伸出援手的帮助者，这些帮助者无私的帮助着这些男孩，带领他们走出思想的误区。如黄蓓佳的《小船，小船》写的是男孩芦芦，腿脚不方便，有残疾，但是遇上了两位老师，呵护着他的成长，总给他最热诚的帮助。《今天我是升旗手》中男孩肖晓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他崇拜英雄主义的情节，品学兼优，想象丰富，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当一回学校的升旗手，可是愿望总是不能实现，但是他没有放弃，继续努力，他团结同学，热心帮助同学，终于当了一回升旗手。《我飞了》中男孩明明，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母亲早早去世，他很少得到父亲的关注和帮助，明明虽然孤单寂寞，却好强自立，他关爱同学，富有爱心，在商业化社会里，明明身上正体现着成人世界所缺少的爱与责任。秦文君的《小鬼鲁智深》写小学生的成长，小说里塑造各色各样的孩子，有出生在不幸家庭的学生，却勇敢地担当起家庭的重任，拒绝别人的怜悯，催人奋进；有的则十分聪明，但是具备着现在儿童的通病，比较娇气，害怕面对困难。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淘气的男孩形象，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女作家喜欢构建富有新时代气息的男孩，男孩的个性意识强烈，在每一个男孩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区别于其他男孩的一个特点，其中男孩的骨子里更多的渗透出一种浓浓的温情，注重个体性格的发展，体现了关爱儿童，温暖儿童的男孩观。
比较男女作家笔下建构的男孩形象，我发现男作家和女作家所持的“男孩观”有所不同，当然相同的是都遵守着男孩主体的形象特点进行建构，但是在刻画男孩形象刚性“力度”和男孩寻求自身出路的方面，男女作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男作家笔下男孩的内心世界是坚强和刚强的；女作家笔下男孩内心往往是软弱无助的，男孩角色中刚性一面的展现不够充分，更多是对努力和柔性的书写。 二、性别文化对男孩形象建构的渗透
男孩的身份内涵在新时期由集体性向个体性转变，男孩追求的是个体形象的鲜明，但是儿童在社会文化下也会被看作是某种社会角色的指称。对一个男孩来说，他们的成长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男孩身份内涵的外套不是男孩自己穿在身上的，而是被家长、老师、社会套上的。新时期以来，性别意识的增强，性别角色的严格限定，男孩被套上独立性强，爱冒险、不哭闹、自信、大度的标签，人们总是用男孩准则去要求、教育、评价男孩，这无疑阻挡了男孩正常情绪的宣泄和表达。男孩作为一个主体，“他能在一种表述系统中作为主体进行自我体认和自我表述，但那种表述系统仍是他者的，是他所接受的一种外部事物”。[1]时代和社会要求男性去扮演坚强的角色，所以男孩习惯于隐藏自己内心的沮丧、孤独、害怕和绝望，逐渐学会了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渴望。性别文化中对男孩形象的已有界定限制了作家笔下男孩形象的塑造。
“性别”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男女社会性差异是指一种由生物的自然属性而引起的一种社会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男女身份作出的不同价值判断。“性别这个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忽略的，无论在视角、叙事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会因为女作家和男作家的在经验和性别认同上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2]男孩形象是作家塑造的，男孩本身没有直接的发声渠道，男女作家的叙事风格和叙事视角的差异性对男孩形象的塑造上存在性别文化的渗透。首先，性别差异导致作家会站在自己的性别视角对笔下的男孩的行为或意识做出判断，同时在文学创作中男女作家会按照自己的观念和标准来创造男孩；其次，男作家和女作家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不同的价值关怀和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意识，在同一种类型的男孩形象书写上会有因作家自身经历，创作风格所带来的不同之处。比如曹文轩成长在苏北的一个水乡，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校长，所以在他笔下，很多男孩都是油麻地小学的孩子，大多写他们在海边的生活，比如《海边的屋》中男孩霜，作品中传达了作者对于水乡生活的一种怀念和向往，霜离开海边到了城市之后还经常来看爷爷，一起回忆海边生活的美好。秦文君的叙事风格轻松幽默，所以在她笔下的男孩多为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儿童，如《开心男孩》中的男孩林峰，他把快乐传递到每一个角落。同学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找到他烦恼定会全部消除。再如曹文轩的美学追求是追求永恒和一种古典美的文化气息，所以他的儿童小说大多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故事，没有现代气息浓郁的男孩；秦文君则擅长书写具有新时代气息的男孩，男孩所生活的时代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接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贴近。不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他们写作的特征都不仅仅是由性别本质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历史语境中复杂、变化的社会文化所决定，没有完全脱离历史现实的性别文本。
三、建构男孩形象的叙事视角
叙事学是“对叙事现象的理论研究”。儿童小说是成人作家写给少年读者看的，这就要求作家站在儿童的视角来刻画儿童形象。如果作家主体意识过于强烈，在叙事过程中以自身的性别视角对男孩形象进行塑造，这样就会忽略对男孩主体本质的把握，将自我意识投射在男孩身上，这种投射，是成人作家经验的想象和希望的寄托。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标准以男孩阳刚、有强健的体魄、直率的个性、刚硬的气质和富有进取心为美，这是成人对男孩给男孩套上的一套传统评判标准。叙事视角是指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在创作儿童小说时，男女作家会因为自身的性别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一些性别视角进行创作，不同性别的作家如何在儿童小说的创作中权衡性别视角和儿童视角的关系？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在于儿童眼光、思维、心灵比成人单纯，没有功利化的倾向，与成人视角相对而言，以儿童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展现儿童眼中所摄取的世界。在新时期儿童本位观、儿童教育观的作用下，儿童视角体现的尤为突出，有些儿童小说的确是以“儿童视角”来塑造男孩的，用男孩的眼光来看世界，但是并未摆脱成人视角的因素。
新时期儿童小说显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和鲜明的艺术魅力。新时期儿童作家的儿童小说在人物关系设计，故事情节设置上，题材处置、结构安排、主题提炼和语言的润色、叙事视角、叙事人称、叙述语言等方面都呈现了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艺术策略上的差异性。“对于叙事艺术来说，叙述者从来就不是作者，不论大家知道与否，叙述者只是一个作者创造出来并被接受的角色”。[3]男作家在建构男孩形象时注入了男性视角，此时的男孩是在男性视角和儿童视角两者关系的权衡上产生的，如班马的《六年级大逃亡》是贴近少年儿童现实生活的作品，展现了当代男孩敏感、叛逆、灵活的心理，以男孩李小乔的语调讲述了他的奇特经历，诉说了成人无法体会的少年内心，生活对于这个孩子，有太对的误解，成见和冷漠，他告别天真的幻想逃离了他厌倦的家庭和学校。班马更多的是站在他是一个男人的角度去审视这一时期男孩具有的心理特征。同样女作家在刻画男孩形象时也融入了特殊的女性视角，在与儿童视角的融合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男孩形象，如秦文君的《表哥驾到》写的是小男孩妈妈常常提及表哥样样都比“我”强，“我”做什么事情都看着不顺眼，这使“我”很困恼，直到有一次表哥和大姨来“我”家做客，“我”才偷偷听到原来大姨也常常在表哥面前夸赞我，说表哥不如“我”好，这是作者站在一位母亲的视角去书写新时代中家长喜欢将自家孩子与别家孩子比较的心理，父亲不会和自己的儿子谈及别人家儿子多么优秀的话题，可是母亲却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到这一事实，秦文君不仅站在一个女性视角去书写现代儿童的苦恼，还从男孩的视角去写这样的事情对他心灵的困扰。男作家的叙事风格偏向阳刚和刚强，女作家的叙事风格偏向柔美和活泼，在不同性别作家笔下建构出风格异同的男孩，但是同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造成男孩形象特点的片面性一样，不利于男孩形象客观全面的呈现，所以在儿童小说中，作家更多的应将叙事视角投注到儿童身上，并且尝试不同叙事风格，塑造出更加丰富生动的男孩形象。
结语
通过对新时期儿童小说中男孩形象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发现作家在构建男孩形象时的缺点和不足；另一方面，新时期男孩形象的塑造在文学史和现实社会中意义重大。在文学史上，新时期的男孩形象带来了儿童文学史上美学气象的更新，丰富了儿童形象谱系，在原有的男孩形象谱系中增添了许多贴切当下的新男孩形象，为广大的少年儿童提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在作家的性别差异与男孩形象研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补充。现实意义上，人们对男孩性别角色贴上了标签，用男孩准则去要求、教育、评价男孩，要求男性去扮演坚强的角色，男孩习惯于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压抑内心真实的渴望，学界也提出了“男孩危机”说法。社会各界也呼吁尊重男孩的性别特征和身份内涵，为男孩提供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本文对男孩形象身份内涵在新时期的转变上的研究也对教育中关注男孩的性别教育，尊重其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对当今“男孩危机”现象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凯伦·科茨.赵萍译.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M].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3.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51.
[3]普兰斯.叙述接受者研究[J].外国文学报道，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