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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有的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身份,比如上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地位大不如前,城市显得十分困窘,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政策的转变,猛然一下就窜了上来,好像过去是被人为地压住了,只要松绑,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往昔的风光,而这种独特风光在全中国永远只属于上海。但有的城市,原本是大城市,只因一种符号的丧失,其他色彩就跟着暗淡下去,例如洛阳和保定。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一个是十三朝故都,也有称十五朝或者十七朝的,大概加上陪都和行都在内,总之是故都最老最多的地方;另一个是直隶总督署治所或河北省省会。当省会的帽子一旦摘掉,其历史文化地位下沉也格外明显。还有一座新兴城市,经济特别发达,文化、教育直至医疗水平,却怎么也提不上来,即使设施、环境都达到令人称羡的地步,内瓤却好像总也不争气。这地方叫深圳。
在各大城市中,位于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地方,其历史地位还有些不尴不尬。
天津俗称天津卫。河北,包括过去的直隶地界,老百姓跑天津逛北京,也叫上京下卫。一说卫,我们就应该知道这里曾经是卫所,卫所之称当然是明代的。明初,当时还是藩王的朱棣为了同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因此取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作为军事要地,明代开始筑城设卫。卫是军事建制,不属于行政区划,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清朝顺治年间,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三卫合并为天津卫,设立民政、盐运、税收和军事建制。雍正时升天津卫为天津州,以后又改天津州为天津府。
天津真正引人注意的时间,应该说是在晚清以后,从那时起,这座城市才算登上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舞台。
一
天津和广州、上海、香港、武汉、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城市一样,从十九世纪开始,其发展、兴旺无不与世界列强入侵结成因果,伴随的是被逼、屈辱、战败、求和、教案、卖国和不平等。天津是北洋大臣的驻地,北洋大臣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但通商是被迫的;李鸿章主张兴办洋务,身为北洋大臣长期住在天津,天津因此也成了洋务中心,但李鸿章在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和人们心目中一向以卖国求荣著称;天津开埠,标志着天津经济的起步,但是开埠是战败求和签约的结果;天津兴起,与租界紧密相联,租界,更是丧权辱国的产物;天津买办,时人称洋奴,是天津第一批近代经营人才,但买办资产阶级却是后来被打倒的对象,洋奴当然也是个不堪入耳的称呼。
正因为“天津教案”,李鸿章才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开创了天津的洋务事业。天津洋务事业与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从军火起步,其中天津机器制造局经过几度扩充,成了化学、冶炼、船舶修造的军工大企业,可以生产车床、锅炉、洋枪、洋炮、弹药、水雷;而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不但能够接修北洋水师各种舰船,还组装和制造了一些小型船舶。从此,采矿、冶炼、铁路、电讯、邮政和航运纷纷出现,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总局等相继建立,并且修建了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一批新式学堂也应运而生。
天津有九个国家的租界,在各城市中算是最多的,关于天津的中外条约也有一摞,按理说应该是最为蒙羞的地方。然而,正由于租界的开辟和扩充,各种条约的签订,才引来了外商及其洋行。1860年以后,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商人陆续在租界内开设洋行,到光绪初年已经建有三十来家。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这一战败却使天津租界急剧扩大,洋行的数量和规模也随之大量增加,尤其是日租界和日本洋行,发展尤为迅速。
当我国近代经济起步时,一切还懵然无知,外商开设的洋行和洋行培育的买办,当时叫洋奴,不能不说为初始的近代经济发展打开了内外渠道,带进了世界新型的经营方式,形成了我国第一批专业经营人才。我国的买办起源于广东,因为广东的十三行是最早与外商打交道的地方,开风气之先,有资格当买办的人当然非他们莫属。广州门户洞开后,做买办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变成一个吃香的行当。其他城市开埠,在没人愿意做买办或是做买办还没有经验的情形下,广东的买办前往各地,成为第一拨挨骂的人,当然也是第一拨开拓者。与全国一样,天津最早的买办同样是广东籍,怡和洋行的梁彦青、陈祝龄,太古洋行的郑翼之,仁记洋行的陈子珍,礼和洋行的冯商盘等人,都是著名的粤籍大买办。另外,为外国银行办事的那些买办也是我国第一批金融人才,在天津就有吴调卿、罗道生、严兆桢等人,照样是广东籍。广东买办的成功诱惑了其他中国人,浙江、安徽等地和天津本地人,随后也在天津从事买办发财,其中宁波人互相提携,发展最快,凝聚为势力强大的宁波帮,与广东帮并列。
中国买办的发展历史很值得一叙。以天津为例,第一代买办并非什么留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像样的文化水平,洋文更是长期与外商打交道自学出来的半吊子,好像今天北京秀水街的商贩那样。仁记洋行的李辅臣从前是专门跑腿送款的,太古洋行的郑翼之是广东香山的农民,新泰兴洋行的宁星普原是编草帽的工人,汇丰银行的吴调卿曾在外轮跑舱还赶过马车,永兴洋行的叶兴海多年当的是差役,美最时洋行的王桂山早先是经理家的厨子,而井阱矿的高星桥起初不过是个铁匠。为什么这些个劳动人民敢于成为第一代买办?从他们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因为他们身上的传统意识远比士大夫薄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无所谓洋奴不洋奴,更不惧怕别人戳他们的脊梁骨,赚钱才是硬道理。直到第二代第三代买办开始,由于买办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这一行当的人员结构才发生变化,有的是买办后代,有的留过洋,有的是高学历,另有不少传统商人也加入进来。
天津买办最具代表性的是劝业厂的创始人高星桥。高家祖籍南京,世代打铁为业,清朝同治年间移居天津,依旧以打铁为生,创立“高记三挺刀”,名扬津门,还成为清朝武试场的专用品。高星桥七岁时,曾在私塾念了几年书,后来又回到铁匠铺继续干活儿。庚子拳变,当权的端王载漪看中了高记铁铺,让他们造枪造炮,支持义和团,对付洋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把高家掌门高文祥绑走杀害的竟然也是义和团,因为高记铁铺可以制造快炮和手枪,所以一口咬定高家是二毛子。铁铺干不下去了,支撑起养家重任的高星桥先做包工头,再靠偷煤糊口,最终由小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转变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当上了火车司炉工。让高星桥发迹的应该说是井阱矿,矿主叫冯·韩纳根,德国贵族,据称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高星桥在井阱矿务局一步步发达,他的煤矿知识、交游手段、处世能力、经营作风,既让老板赚了大钱,也使自己发了大财,德皇居然还封赠高家为“Von”,由无产阶级一跃而为贵族身份。最令韩纳根感动的是高星桥的那份始终不变的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将所有德侨都遣送回国,高星桥不但替韩纳根保管、经营井阱矿,连德华银行、起士林和其他德侨产业也一并代管,生意兴隆,以后,韩纳根等人陆续回到中国,高星桥将他们的产业连本带利一起归还。这让高星桥在外商心目中成为最守信用的人。其实,中国那个时代的买办能够受到外商的信任和重用,大多也是因为他们为人守信。不过,这种诚信对买办来说往往是两难的。如果对外国老板守信,就会挨同胞的骂;假如总考虑同胞的利益,则难免不敬业。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史中,每次开放,外商涌入,这似乎都成了个死结。
高星桥用赚来的钱又去投资房地产和商业,很多买办的出路与他一样,有些经营房产,有些自己开办公司,有些投资工业,最后成了民族资本家,这是亚洲国家无法回避的过程。中国每次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的初期,一没能力二没资金,无法形成原始积累,只有先靠买办和官僚,因为他们手中掌握财力,又有人脉资源和保护伞。可以说,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东方国家民族经济起飞时的必然。天津早期的民族经济,除了倚赖买办投资外,同样也依靠官僚资本。有名的恒源纺织有限公司,九个发起人和大股东里就有张作霖、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冯国璋之子冯伯崇、黑龙江督军鲍贵卿、陆军次长田中玉、长芦盐运使王鸿禄、直隶议长边守靖和河务局长宋文轩;而裕元纱厂董事会成员大都是倪嗣冲、王郅隆、段祺瑞、朱启钤、曹汝霖、王揖唐、徐树铮、段芝贵等权贵。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家族在天津的发家史,也可作为一例,他的叔祖周学熙同样也是官商通吃。
无论用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不管叫买办或称外企高管,一个铁打的事实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只要一讲开放,最早下海的人中多半先做买办,最初的经营人才也是买办,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开放先行者的大任。但是,历史的评判往往与现实政治交织在一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实中的买办换了个称呼,终于被正名,历史上的买办却仍未脱离意识形态的框框,依旧是一个贬低性的形容。不仅买办,连开埠、外商、洋行,这些原本中性的名称,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蒙上历史的阴影,似乎是很不光彩的过去。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历史名誉在教科书、在人们的意识里也从未被更正。不愿意更正的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些都是战败受辱、签订条约的产物。我们只要一提近代中国历史的条约,永远都加个不平等。其实,不平等条约主要指的是签约时双方的地位不平等,也就是说条约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而这种被强加或者叫被迫,既是战败屈辱的结果,也存有清朝原本封闭、颟顸的因素。所以,条约本身的内容未必都不平等,比如开埠,本是近现代国家题中应有之义;还有《辛丑条约》中的“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一款,百年来一直保留,也不能说不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将从前的不平等改为近现代国家外交事务中应有的平等。
二
洋行、买办和洋务运动,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兴起,为天津带来了经济繁荣,让天津成为繁华的商埠,加入了当时为数有限的中国近代城市的行列,具备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那时的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也不比天津弱。其实,天津在民国初年独特的重要地位来自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租界效应,可以说,租界既为天津吸引了生意,又为天津汇聚了出自北京的政治资源。
从逊帝溥仪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从民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到复辟辫帅张勋,从大权在握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到政坛要人靳云鹏、王士珍、顾维钧、潘复、朱启钤、鲍贵卿、孙传芳、倪嗣冲、刘冠雄、吴光新、陆宗舆,从奉系张氏父子到政治和学术兼擅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政治活动的鲜明足迹。其中多数人拥有几处房产,主要住宅还都在租界之内。有趣的是,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文化背景是新是旧,生活方式取西抑或取中,但在天津的住宅几乎都是西式或中西合璧,有的还请西洋建筑师专门设计。这些房屋建筑不但为天津留下了宝贵的政治历史遗迹,也为一座城市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民国初年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或出于被迫无奈,或以退为进,或仅仅为了暂避风头,一旦离开权力宝座,大多会选择天津蛰居,以天津作为进退之所。其原因有不少,一是下台之后不愿意继续留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二是北京只有使馆,避难短期尚可,不能长期栖身,而这里拥有众多租界,还有外国驻军,华洋杂居,尤其下野之后,在租界庇护下,比较安全;三是距离首都最近,可以就近随时了解北京动态;四是可以近距离遥控自己在京城的旧部;五是可以迅速返京重掌大权;六是临海,那时的交通除去有限的铁路外就是海路,由海路还可以出国;七是根据《辛丑条约》约定天津周围二十里严禁中国驻军,使得这块地方不会发生国内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事,在当时混战的中国,相对比较和平。而且,朝野之间,各路枭雄,常常也会在天津商讨未来大局,进行政治交易,因为幕后人物或许正隐居天津,实力派也可能就躲在天津,而京城政治舞台目标明显,所以在天津聚首比北京更合适。民国初年的北京政治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参与,天津的租界是北京外国力量的延伸,北京的使馆区和使节树大招风,举动惹人注目,在天津与外国人来往,较之北京而言更为容易。另外,通过铁路进出北京,天津为必经之地,一些政要进京前常常在天津驻留,观测风向后,再决定进退。
1917年以后,天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国政局的事件,这些事件显示出天津作为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重要地位,凡是北京不好解决或准备解决的问题,都是先在天津商量妥当。
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日深,最终段被黎免去职务,段祺瑞离京后落脚之地正是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黎元洪请来调停的辫帅张勋进京之前也是先到天津,张公馆坐落在德租界内,原配夫人曹琴常住在此。张勋到津的当晚,段祺瑞赶过来看他,两人相商许久,最后段劝告张:大哥来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秩序,这是要紧的事,其他事情也可以办,只有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南方也不会答应,我看这件事还是慢慢来为妥。张勋在天津等到一切就绪,便带着队伍进京了。不过,他并未听从段的忠言,最后还是拥戴清室复辟。
呆在天津的段祺瑞闻讯后决定举起讨逆反复辟的大旗,他先赴天津附近的马厂动员第八师举兵,即所谓马厂誓师,然后派人返回市内。市内此时已挂起了复辟龙旗,但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服从段的命令,将直隶省长朱家宝赶走,又换成五色旗,并在督军公署门口挂起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当段祺瑞回到天津市区时,这个繁华的商埠已经成为热闹的政治中心,各界要人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冯玉祥、梁启超、叶恭绰等纷纷前来,聚集在讨逆军司令部的周围,并联络好身在保定的曹锟,分三路出师北京。可以说,反复辟的各方力量在天津酝酿了再造共和的大业。
复辟尽管失败了,可是黎元洪却坚辞总统不就,当副总统冯国璋成为总统后,实权派段祺瑞又开始与他明争暗斗。在对付西南护法各省和护法军政府的态度上,冯倾向主和,段坚决主战,最后段祺瑞辞职。当王士珍接受组阁时,以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督军和督军代表齐集天津曹家花园开会。这里原是孙家花园,为买办孙仲英所建,后来将花园卖与曹锟,所以也称曹家花园。会议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一手策划,目的是坚持对南方用兵并协力对付主和派,既向北京的总统冯国璋示威,也为段祺瑞助阵。此时的天津再次成为政治军事的重心。而被逼下台的王士珍也先逃到了天津,抵津后才致函冯和段,陈述己见。
次年6月,一直闲住天津的徐世昌突然赶到北京,倡议冯、段合作,主张北洋派消弭内争,直系皖系也不该再存芥蒂。过去冯、段交恶时,人人都以为徐世昌这位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人物会出面调和,可徐却始终躲在天津不肯出山。如今,他的出现,预示着北京政局将有重要变化。
果然,徐树铮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等各路督军和督军代表再度聚会天津,商讨对南战事,安徽督军倪嗣冲也赶了过来,力劝曹、张再战,而奉军则在天津附近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准备染指关内事务。段祺瑞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自己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退为副总统,自己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督军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到北京面谒冯大总统,问冯能否屈居副总统之位,被冯谢绝,于是冯、段两人都腾出了副总统的位子。天津会议一致决定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继续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处于前台的北京政局的未来,实际完全被天津这座后花园所左右。
1924年直奉战事又起,随着冯玉祥倒戈回京、软禁总统曹锟,正率直系作战的吴佩孚只能撤退,天津又一次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军事重心。
不得不撤退的直系军帅吴佩孚从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靠在天津北站,本想依靠山东和江苏的援军歼灭冯玉祥,解救北京的曹锟,但很快得知援军无望,究竟何去何从,吴佩孚举棋不定。此时,段祺瑞正蛰居天津日租界,虽说人没来,但一封信却送达吴佩孚,劝他早日离开天津,另谋发展。随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也来力劝吴转往其他地方,等待东山再起。最厉害的要属美国驻军司令,一面劝说一面唤来站长,开动机车,径直将吴佩孚的专车拉往塘沽。吴佩孚只好由塘沽乘船南下。美军司令事后得意地说,凭吴大帅的脾气,怎么会自行撤走,只有这种方式才最为得体。
尽管打败曹、吴直系的是张作霖的奉军,而且靠的是冯玉祥的忽然反水,但对直系的第一炮却是原属段祺瑞势力的卢永祥率领的浙沪联军打响的,孙文领导的北伐军事力量也对直系起到了牵制作用。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事以后,孙文与张作霖之间就不断往来;而1920年直皖战事时,奉张虽然站在直系一边,但奉系与直系的联盟实际却制约了直系,使直系不能一家独断,所以段与张作霖的关系从未间断,等到直奉翻脸后,这种关系更近一步。可以说,是张作霖、冯玉祥、孙文、段祺瑞的联手,才从北京政治舞台上赶走了直系势力。
就在北京政治权力出现真空时,各方先后抵达天津会商,在天津这座后花园再度决定了北京的政治命运。几家联合原本是为了对付直系,直系一倒,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显露出来。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最突出,互不买账,但都同意由天津的段祺瑞出来暂时主政,另外,段在天津也接到了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的电报,表示拥戴他重新出山。而孙文在接获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函电后,发表北上宣言,起程在即。冯玉祥原本希望在北京会商,可是段祺瑞更愿意在天津与张、冯会晤。这时段祺瑞正住在日租界,张作霖也由沈阳入津,居住在姻亲曹锟的曹家花园内。冯玉祥只得赴津商讨北京政局。经三方势力聚集天津多次会商,在用兵长江、划分地盘、处置吴佩孚、组织政府等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并商定在新政府产生之前,组成临时执政府,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天津会议一结束,冯玉祥立即通电下野,以此表明自己当初反戈并非觊觎权力的心迹,段、张也相继进京,段很快宣誓就职。随后,孙文偕同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要员三十多人抵达天津。孙先生此次北来,一路舟船劳顿也很值得一叙。他们先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再从香港换乘日本轮船春阳丸转往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休息数日,又搭乘上海丸离沪赴日本,在日本改乘北岭丸再赴天津。绕了一大圈,还出了一趟国,终于一路乘坐日轮到达天津。孙文得到上万天津民众的热情欢迎后,下榻日租界的张园。逗留天津期间,他与段祺瑞互致函电,表达感激景仰之意,还针对时局,向天津市民发表演说。当时张作霖已从北京返回天津曹家花园,孙文为表诚意,抱病率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兆铭等登门拜访,共商国是。孙文一共在天津住了二十多天,在各方期待下,1924年12月31日,终于乘列车进京。
相对于北京而言,张作霖也特别喜欢天津,他已经入主北京了,可还老是跑到天津活动,不但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组成“安国军”,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进攻南方的北伐军和西北的国民军,并任命正赋闲在天津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还忙里偷闲,邀请住在张园的逊帝溥仪来到曹家花园,口称“皇上”,行跪拜大礼,并奉上十万银元的献金。
第二次直奉战事以后,天津不但是民国各方势力活动的政治重心,同时也成了前清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
冯玉祥倒戈后占据北京,立即驱逐溥仪出宫,并称: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溥仪出宫后先住在什刹海醇亲王府,就是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家里,也算回到自己家了。但遗老遗少们却认为这里身处险境,于是天天忙着“营救”,有人去外交使团活动,有人给张作霖写信,有人甚至提出效法申包胥哭秦廷的方式,向日本使馆请求出兵保护。终于有一天,在狂风怒吼、尘沙蔽日的时刻,溥仪离开醇亲王府躲进东交民巷里的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夜间,溥仪又化装成日侨跑到天津,先是住进日租界的大和旅馆,继而住进张园。
张园,就是孙文不久前来津时住的那个日租界的张园。巧合的是,据说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先生的居室和床位分毫不差!
张园是张彪的私邸,此人是清末武昌陆军第八镇统制。武昌首义,张彪带着家眷逃到天津,在日租界购买了一块地基,占地约二十亩,用两年时间盖起了一座两层楼房,四周修建了凉亭、水池、喷泉、假山、石桌凳。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政治活动场所,游艺场也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身为旧臣的张彪尽管做了皇帝的房东,但他不仅不收房租,还出资将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而且自己每日清晨亲持扫帚为逊帝洒扫。张园从此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道路显得十分拥挤。溥仪在张园住到第五年时,张彪已经故去,儿子对满清毫无感情,只认金钱,提出每月收七百元房租的要求,溥仪因而决定迁居,他选中了距张园百步之遥的陆宗舆私宅乾园,也属于日租界。这位陆宗舆就是“五四”大游行对准的那个陆宗舆,“五四”以后他也寄居天津,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1921年建了这个乾园。1929年7月,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将宅院让与溥仪,溥仪特意改乾园为静园,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
溥仪在静园里一直住到1931年,在这里接见京津两地的遗老遗少,会见曾在前清任职且不忘旧主的民国政要,与各种日本访客探讨恢复之策,还因为东陵被盗案迟迟未做处理而与民国政府结怨,离婚案也闹得沸沸扬扬。溥仪决意借助日本力量图谋建立关外的满清统治,密谋策划也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土肥原贤二大佐10月3日夜访静园。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土肥原与溥仪商定了出走东北的计划。为了掩护溥仪行动,日本军还制造了“天津事件”,借所谓骚乱,乘机出动,在租界宣布戒严,把静园周围封锁起来。溥仪因此得以秘密出走,在日方的掩护下终于抵达关外,建立了伪满政权。他在天津统共住了七年,张园和静园是他的“行宫”,在这里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三
1928年以后,北京不再是京城了,而改称北平,天津当然从此也就丧失了京师后花园的地位,但民国初期的那些政坛领袖和要员并没有依照中国传统习俗还乡养老,而是依旧住在天津,大多终老于此。不再告老还乡,选择留在城市颐养天年,这不妨视为民初中国社会风气的一大转变。转变的原因恐怕在于城市生活的吸引,乡村落后的条件毕竟不能与大城市相比,方便的生活环境也许比传统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当寓公不看中北平,却选在天津,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拥有租界,对前朝权贵而言,当然是安全第一,况且租界的宅第舒适,也住久住惯了。其中只有曹锟的曹家花园不在租界,他就卖了出去,也改到意租界和英租界居住。此外,这些人多是北洋六镇出身,对天津这块北洋派系的诞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曹锟住在这里,还由于天津是他的家乡;徐世昌的老家在河南,而天津算是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黎元洪、段祺瑞尽管都是南方人,但南方类似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厦门并无他们的存身之地,1928年以后的政治环境也远不如天津合适。段祺瑞最后死在上海,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日本友人和打算投靠日本的故旧不停地打扰,企图请他出山,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才被迫南下。只有一个吴佩孚,本来与天津没什么渊源,在这里也没有居住过,1924年来天津短暂停留还睡在列车上,而且他一向反对住租界,所以最后选择了北平的什锦花园。
民国初期的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都在天津去世,占了一半,如果加上张勋、靳云鹏这一级的人物就更多了。可以说,天津这座城市也成了北洋派达官显贵的养老和终老之所。下野以后,他们有人吃斋念佛,下棋打牌,如段祺瑞;有人闭门著书,饮酒赋诗,如徐世昌;还有人做起了生意。致仕后从事近代工商业,并且经营有道,长袖善舞,这也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官场在新时代的一种变化。
黎元洪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共投资四十五个企业,仅银行就十七家,总投资额达两百万元。靳云鹏与日本人合办了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又在济南投资鲁丰纱厂,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从1908年到1926年的十八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二十多家,拥有资产六千五百万元之多。别看张勋政治脑瓜很旧,一门心思复辟,可是经济头脑却非常灵活,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总额大约有三千多万元。
不管他们当政时相互之间有多大的冤仇,政见如何不同,打得怎样不可开交,只要离开北京政治舞台,或暂时下野栖息津门,或在天津养老,住在这同一座城市,甚至住在同一个租界,都相安无事,不再发生任何政治冲突,成了简单的居民,好像过去从没有那些是是非非一般。可见,天津,一方面是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同时也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避风港、和平区、中立地带。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天津,其兴盛,其重要,其闻名,都与租界结为因果关系,这看起来好像很尴尬,事实上,当时在全中国,各城市的租界地位和作用也都让中国人处于同样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直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最出色的报纸藏身于租界之中,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都靠租界庇身,所有持独立见解的政党无不诞生、活动、发展于租界,包括中国共产党。到了抗战爆发,租界又曾经为大量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的避难之所,因此,不能不说,租界在很长时间里保护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言论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今天,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凡是曾经有过租界的城市的确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那些租界的建筑遗存依然是这些城市引以为自豪的一种文化。尽管带来租界的那段历史是耻辱,租界的产生也并不光彩。
天津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得天独厚,靠海,有优良的港湾,市内还有大河,说实在话,北方城市能有一条大河真是稀罕,天津还是最早开埠的工商业城市,对外贸易繁荣,洋商很早就落户这里,第一批企业家、银行家也在这里发迹,几乎中国最发达大都市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无一缺少,但天津并没有达到人们满意的程度。百多年来,天津时而直辖市,时而省会,也不知转换过多少次,角色长时间不明,只有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这段岁月,其地位、功能才最为明确。
在各大城市中,位于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地方,其历史地位还有些不尴不尬。
天津俗称天津卫。河北,包括过去的直隶地界,老百姓跑天津逛北京,也叫上京下卫。一说卫,我们就应该知道这里曾经是卫所,卫所之称当然是明代的。明初,当时还是藩王的朱棣为了同侄子建文帝争夺皇位,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因此取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作为军事要地,明代开始筑城设卫。卫是军事建制,不属于行政区划,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清朝顺治年间,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三卫合并为天津卫,设立民政、盐运、税收和军事建制。雍正时升天津卫为天津州,以后又改天津州为天津府。
天津真正引人注意的时间,应该说是在晚清以后,从那时起,这座城市才算登上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舞台。
一
天津和广州、上海、香港、武汉、厦门、宁波、青岛、大连等城市一样,从十九世纪开始,其发展、兴旺无不与世界列强入侵结成因果,伴随的是被逼、屈辱、战败、求和、教案、卖国和不平等。天津是北洋大臣的驻地,北洋大臣全称是北洋通商大臣,但通商是被迫的;李鸿章主张兴办洋务,身为北洋大臣长期住在天津,天津因此也成了洋务中心,但李鸿章在多年的历史教科书和人们心目中一向以卖国求荣著称;天津开埠,标志着天津经济的起步,但是开埠是战败求和签约的结果;天津兴起,与租界紧密相联,租界,更是丧权辱国的产物;天津买办,时人称洋奴,是天津第一批近代经营人才,但买办资产阶级却是后来被打倒的对象,洋奴当然也是个不堪入耳的称呼。
正因为“天津教案”,李鸿章才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开创了天津的洋务事业。天津洋务事业与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从军火起步,其中天津机器制造局经过几度扩充,成了化学、冶炼、船舶修造的军工大企业,可以生产车床、锅炉、洋枪、洋炮、弹药、水雷;而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不但能够接修北洋水师各种舰船,还组装和制造了一些小型船舶。从此,采矿、冶炼、铁路、电讯、邮政和航运纷纷出现,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总局等相继建立,并且修建了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一批新式学堂也应运而生。
天津有九个国家的租界,在各城市中算是最多的,关于天津的中外条约也有一摞,按理说应该是最为蒙羞的地方。然而,正由于租界的开辟和扩充,各种条约的签订,才引来了外商及其洋行。1860年以后,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商人陆续在租界内开设洋行,到光绪初年已经建有三十来家。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这一战败却使天津租界急剧扩大,洋行的数量和规模也随之大量增加,尤其是日租界和日本洋行,发展尤为迅速。
当我国近代经济起步时,一切还懵然无知,外商开设的洋行和洋行培育的买办,当时叫洋奴,不能不说为初始的近代经济发展打开了内外渠道,带进了世界新型的经营方式,形成了我国第一批专业经营人才。我国的买办起源于广东,因为广东的十三行是最早与外商打交道的地方,开风气之先,有资格当买办的人当然非他们莫属。广州门户洞开后,做买办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变成一个吃香的行当。其他城市开埠,在没人愿意做买办或是做买办还没有经验的情形下,广东的买办前往各地,成为第一拨挨骂的人,当然也是第一拨开拓者。与全国一样,天津最早的买办同样是广东籍,怡和洋行的梁彦青、陈祝龄,太古洋行的郑翼之,仁记洋行的陈子珍,礼和洋行的冯商盘等人,都是著名的粤籍大买办。另外,为外国银行办事的那些买办也是我国第一批金融人才,在天津就有吴调卿、罗道生、严兆桢等人,照样是广东籍。广东买办的成功诱惑了其他中国人,浙江、安徽等地和天津本地人,随后也在天津从事买办发财,其中宁波人互相提携,发展最快,凝聚为势力强大的宁波帮,与广东帮并列。
中国买办的发展历史很值得一叙。以天津为例,第一代买办并非什么留洋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像样的文化水平,洋文更是长期与外商打交道自学出来的半吊子,好像今天北京秀水街的商贩那样。仁记洋行的李辅臣从前是专门跑腿送款的,太古洋行的郑翼之是广东香山的农民,新泰兴洋行的宁星普原是编草帽的工人,汇丰银行的吴调卿曾在外轮跑舱还赶过马车,永兴洋行的叶兴海多年当的是差役,美最时洋行的王桂山早先是经理家的厨子,而井阱矿的高星桥起初不过是个铁匠。为什么这些个劳动人民敢于成为第一代买办?从他们的经历中不难看出,因为他们身上的传统意识远比士大夫薄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无所谓洋奴不洋奴,更不惧怕别人戳他们的脊梁骨,赚钱才是硬道理。直到第二代第三代买办开始,由于买办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这一行当的人员结构才发生变化,有的是买办后代,有的留过洋,有的是高学历,另有不少传统商人也加入进来。
天津买办最具代表性的是劝业厂的创始人高星桥。高家祖籍南京,世代打铁为业,清朝同治年间移居天津,依旧以打铁为生,创立“高记三挺刀”,名扬津门,还成为清朝武试场的专用品。高星桥七岁时,曾在私塾念了几年书,后来又回到铁匠铺继续干活儿。庚子拳变,当权的端王载漪看中了高记铁铺,让他们造枪造炮,支持义和团,对付洋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把高家掌门高文祥绑走杀害的竟然也是义和团,因为高记铁铺可以制造快炮和手枪,所以一口咬定高家是二毛子。铁铺干不下去了,支撑起养家重任的高星桥先做包工头,再靠偷煤糊口,最终由小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转变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当上了火车司炉工。让高星桥发迹的应该说是井阱矿,矿主叫冯·韩纳根,德国贵族,据称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高星桥在井阱矿务局一步步发达,他的煤矿知识、交游手段、处世能力、经营作风,既让老板赚了大钱,也使自己发了大财,德皇居然还封赠高家为“Von”,由无产阶级一跃而为贵族身份。最令韩纳根感动的是高星桥的那份始终不变的诚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将所有德侨都遣送回国,高星桥不但替韩纳根保管、经营井阱矿,连德华银行、起士林和其他德侨产业也一并代管,生意兴隆,以后,韩纳根等人陆续回到中国,高星桥将他们的产业连本带利一起归还。这让高星桥在外商心目中成为最守信用的人。其实,中国那个时代的买办能够受到外商的信任和重用,大多也是因为他们为人守信。不过,这种诚信对买办来说往往是两难的。如果对外国老板守信,就会挨同胞的骂;假如总考虑同胞的利益,则难免不敬业。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史中,每次开放,外商涌入,这似乎都成了个死结。
高星桥用赚来的钱又去投资房地产和商业,很多买办的出路与他一样,有些经营房产,有些自己开办公司,有些投资工业,最后成了民族资本家,这是亚洲国家无法回避的过程。中国每次对外开放、发展民族经济的初期,一没能力二没资金,无法形成原始积累,只有先靠买办和官僚,因为他们手中掌握财力,又有人脉资源和保护伞。可以说,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东方国家民族经济起飞时的必然。天津早期的民族经济,除了倚赖买办投资外,同样也依靠官僚资本。有名的恒源纺织有限公司,九个发起人和大股东里就有张作霖、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冯国璋之子冯伯崇、黑龙江督军鲍贵卿、陆军次长田中玉、长芦盐运使王鸿禄、直隶议长边守靖和河务局长宋文轩;而裕元纱厂董事会成员大都是倪嗣冲、王郅隆、段祺瑞、朱启钤、曹汝霖、王揖唐、徐树铮、段芝贵等权贵。已故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家族在天津的发家史,也可作为一例,他的叔祖周学熙同样也是官商通吃。
无论用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标准,也不管叫买办或称外企高管,一个铁打的事实是,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只要一讲开放,最早下海的人中多半先做买办,最初的经营人才也是买办,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开放先行者的大任。但是,历史的评判往往与现实政治交织在一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实中的买办换了个称呼,终于被正名,历史上的买办却仍未脱离意识形态的框框,依旧是一个贬低性的形容。不仅买办,连开埠、外商、洋行,这些原本中性的名称,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蒙上历史的阴影,似乎是很不光彩的过去。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历史名誉在教科书、在人们的意识里也从未被更正。不愿意更正的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些都是战败受辱、签订条约的产物。我们只要一提近代中国历史的条约,永远都加个不平等。其实,不平等条约主要指的是签约时双方的地位不平等,也就是说条约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而这种被强加或者叫被迫,既是战败屈辱的结果,也存有清朝原本封闭、颟顸的因素。所以,条约本身的内容未必都不平等,比如开埠,本是近现代国家题中应有之义;还有《辛丑条约》中的“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照诸国酌定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一款,百年来一直保留,也不能说不平等,甚至可以说是将从前的不平等改为近现代国家外交事务中应有的平等。
二
洋行、买办和洋务运动,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兴起,为天津带来了经济繁荣,让天津成为繁华的商埠,加入了当时为数有限的中国近代城市的行列,具备了相对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那时的上海、汉口、广州等城市也不比天津弱。其实,天津在民国初年独特的重要地位来自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租界效应,可以说,租界既为天津吸引了生意,又为天津汇聚了出自北京的政治资源。
从逊帝溥仪到前清的遗老遗少,从民国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到复辟辫帅张勋,从大权在握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到政坛要人靳云鹏、王士珍、顾维钧、潘复、朱启钤、鲍贵卿、孙传芳、倪嗣冲、刘冠雄、吴光新、陆宗舆,从奉系张氏父子到政治和学术兼擅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政治活动的鲜明足迹。其中多数人拥有几处房产,主要住宅还都在租界之内。有趣的是,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文化背景是新是旧,生活方式取西抑或取中,但在天津的住宅几乎都是西式或中西合璧,有的还请西洋建筑师专门设计。这些房屋建筑不但为天津留下了宝贵的政治历史遗迹,也为一座城市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民国初年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或出于被迫无奈,或以退为进,或仅仅为了暂避风头,一旦离开权力宝座,大多会选择天津蛰居,以天津作为进退之所。其原因有不少,一是下台之后不愿意继续留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二是北京只有使馆,避难短期尚可,不能长期栖身,而这里拥有众多租界,还有外国驻军,华洋杂居,尤其下野之后,在租界庇护下,比较安全;三是距离首都最近,可以就近随时了解北京动态;四是可以近距离遥控自己在京城的旧部;五是可以迅速返京重掌大权;六是临海,那时的交通除去有限的铁路外就是海路,由海路还可以出国;七是根据《辛丑条约》约定天津周围二十里严禁中国驻军,使得这块地方不会发生国内各派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事,在当时混战的中国,相对比较和平。而且,朝野之间,各路枭雄,常常也会在天津商讨未来大局,进行政治交易,因为幕后人物或许正隐居天津,实力派也可能就躲在天津,而京城政治舞台目标明显,所以在天津聚首比北京更合适。民国初年的北京政治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参与,天津的租界是北京外国力量的延伸,北京的使馆区和使节树大招风,举动惹人注目,在天津与外国人来往,较之北京而言更为容易。另外,通过铁路进出北京,天津为必经之地,一些政要进京前常常在天津驻留,观测风向后,再决定进退。
1917年以后,天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国政局的事件,这些事件显示出天津作为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重要地位,凡是北京不好解决或准备解决的问题,都是先在天津商量妥当。
这一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矛盾日深,最终段被黎免去职务,段祺瑞离京后落脚之地正是天津的意大利租界。被黎元洪请来调停的辫帅张勋进京之前也是先到天津,张公馆坐落在德租界内,原配夫人曹琴常住在此。张勋到津的当晚,段祺瑞赶过来看他,两人相商许久,最后段劝告张:大哥来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维持秩序,这是要紧的事,其他事情也可以办,只有保清帝复位的事还不到时候,即使勉强办了,就算北方答应了,南方也不会答应,我看这件事还是慢慢来为妥。张勋在天津等到一切就绪,便带着队伍进京了。不过,他并未听从段的忠言,最后还是拥戴清室复辟。
呆在天津的段祺瑞闻讯后决定举起讨逆反复辟的大旗,他先赴天津附近的马厂动员第八师举兵,即所谓马厂誓师,然后派人返回市内。市内此时已挂起了复辟龙旗,但直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服从段的命令,将直隶省长朱家宝赶走,又换成五色旗,并在督军公署门口挂起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当段祺瑞回到天津市区时,这个繁华的商埠已经成为热闹的政治中心,各界要人靳云鹏、贾德耀、段芝贵、冯玉祥、梁启超、叶恭绰等纷纷前来,聚集在讨逆军司令部的周围,并联络好身在保定的曹锟,分三路出师北京。可以说,反复辟的各方力量在天津酝酿了再造共和的大业。
复辟尽管失败了,可是黎元洪却坚辞总统不就,当副总统冯国璋成为总统后,实权派段祺瑞又开始与他明争暗斗。在对付西南护法各省和护法军政府的态度上,冯倾向主和,段坚决主战,最后段祺瑞辞职。当王士珍接受组阁时,以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为首的督军和督军代表齐集天津曹家花园开会。这里原是孙家花园,为买办孙仲英所建,后来将花园卖与曹锟,所以也称曹家花园。会议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一手策划,目的是坚持对南方用兵并协力对付主和派,既向北京的总统冯国璋示威,也为段祺瑞助阵。此时的天津再次成为政治军事的重心。而被逼下台的王士珍也先逃到了天津,抵津后才致函冯和段,陈述己见。
次年6月,一直闲住天津的徐世昌突然赶到北京,倡议冯、段合作,主张北洋派消弭内争,直系皖系也不该再存芥蒂。过去冯、段交恶时,人人都以为徐世昌这位清末民初举足轻重的人物会出面调和,可徐却始终躲在天津不肯出山。如今,他的出现,预示着北京政局将有重要变化。
果然,徐树铮与曹锟、张怀芝、龙济光等各路督军和督军代表再度聚会天津,商讨对南战事,安徽督军倪嗣冲也赶了过来,力劝曹、张再战,而奉军则在天津附近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准备染指关内事务。段祺瑞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自己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退为副总统,自己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督军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到北京面谒冯大总统,问冯能否屈居副总统之位,被冯谢绝,于是冯、段两人都腾出了副总统的位子。天津会议一致决定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继续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处于前台的北京政局的未来,实际完全被天津这座后花园所左右。
1924年直奉战事又起,随着冯玉祥倒戈回京、软禁总统曹锟,正率直系作战的吴佩孚只能撤退,天津又一次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军事重心。
不得不撤退的直系军帅吴佩孚从秦皇岛退至天津,专车停靠在天津北站,本想依靠山东和江苏的援军歼灭冯玉祥,解救北京的曹锟,但很快得知援军无望,究竟何去何从,吴佩孚举棋不定。此时,段祺瑞正蛰居天津日租界,虽说人没来,但一封信却送达吴佩孚,劝他早日离开天津,另谋发展。随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司令也来力劝吴转往其他地方,等待东山再起。最厉害的要属美国驻军司令,一面劝说一面唤来站长,开动机车,径直将吴佩孚的专车拉往塘沽。吴佩孚只好由塘沽乘船南下。美军司令事后得意地说,凭吴大帅的脾气,怎么会自行撤走,只有这种方式才最为得体。
尽管打败曹、吴直系的是张作霖的奉军,而且靠的是冯玉祥的忽然反水,但对直系的第一炮却是原属段祺瑞势力的卢永祥率领的浙沪联军打响的,孙文领导的北伐军事力量也对直系起到了牵制作用。早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事以后,孙文与张作霖之间就不断往来;而1920年直皖战事时,奉张虽然站在直系一边,但奉系与直系的联盟实际却制约了直系,使直系不能一家独断,所以段与张作霖的关系从未间断,等到直奉翻脸后,这种关系更近一步。可以说,是张作霖、冯玉祥、孙文、段祺瑞的联手,才从北京政治舞台上赶走了直系势力。
就在北京政治权力出现真空时,各方先后抵达天津会商,在天津这座后花园再度决定了北京的政治命运。几家联合原本是为了对付直系,直系一倒,他们相互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显露出来。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最突出,互不买账,但都同意由天津的段祺瑞出来暂时主政,另外,段在天津也接到了苏、皖、赣、浙、闽、湘、鄂、川、陕、豫等省的电报,表示拥戴他重新出山。而孙文在接获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函电后,发表北上宣言,起程在即。冯玉祥原本希望在北京会商,可是段祺瑞更愿意在天津与张、冯会晤。这时段祺瑞正住在日租界,张作霖也由沈阳入津,居住在姻亲曹锟的曹家花园内。冯玉祥只得赴津商讨北京政局。经三方势力聚集天津多次会商,在用兵长江、划分地盘、处置吴佩孚、组织政府等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并商定在新政府产生之前,组成临时执政府,推举段祺瑞为临时执政。
天津会议一结束,冯玉祥立即通电下野,以此表明自己当初反戈并非觊觎权力的心迹,段、张也相继进京,段很快宣誓就职。随后,孙文偕同夫人宋庆龄及国民党要员三十多人抵达天津。孙先生此次北来,一路舟船劳顿也很值得一叙。他们先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再从香港换乘日本轮船春阳丸转往上海,在上海法租界休息数日,又搭乘上海丸离沪赴日本,在日本改乘北岭丸再赴天津。绕了一大圈,还出了一趟国,终于一路乘坐日轮到达天津。孙文得到上万天津民众的热情欢迎后,下榻日租界的张园。逗留天津期间,他与段祺瑞互致函电,表达感激景仰之意,还针对时局,向天津市民发表演说。当时张作霖已从北京返回天津曹家花园,孙文为表诚意,抱病率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兆铭等登门拜访,共商国是。孙文一共在天津住了二十多天,在各方期待下,1924年12月31日,终于乘列车进京。
相对于北京而言,张作霖也特别喜欢天津,他已经入主北京了,可还老是跑到天津活动,不但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组成“安国军”,被十五省推为总司令,进攻南方的北伐军和西北的国民军,并任命正赋闲在天津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还忙里偷闲,邀请住在张园的逊帝溥仪来到曹家花园,口称“皇上”,行跪拜大礼,并奉上十万银元的献金。
第二次直奉战事以后,天津不但是民国各方势力活动的政治重心,同时也成了前清遗老遗少聚会的地方。
冯玉祥倒戈后占据北京,立即驱逐溥仪出宫,并称: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溥仪出宫后先住在什刹海醇亲王府,就是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家里,也算回到自己家了。但遗老遗少们却认为这里身处险境,于是天天忙着“营救”,有人去外交使团活动,有人给张作霖写信,有人甚至提出效法申包胥哭秦廷的方式,向日本使馆请求出兵保护。终于有一天,在狂风怒吼、尘沙蔽日的时刻,溥仪离开醇亲王府躲进东交民巷里的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夜间,溥仪又化装成日侨跑到天津,先是住进日租界的大和旅馆,继而住进张园。
张园,就是孙文不久前来津时住的那个日租界的张园。巧合的是,据说溥仪所选择的住房及新床的摆放位置,竟然与此前孙先生的居室和床位分毫不差!
张园是张彪的私邸,此人是清末武昌陆军第八镇统制。武昌首义,张彪带着家眷逃到天津,在日租界购买了一块地基,占地约二十亩,用两年时间盖起了一座两层楼房,四周修建了凉亭、水池、喷泉、假山、石桌凳。溥仪的到来,让张园成为政治活动场所,游艺场也成了“清室驻津办事处”。身为旧臣的张彪尽管做了皇帝的房东,但他不仅不收房租,还出资将家具都换成了溥仪喜欢的欧式,而且自己每日清晨亲持扫帚为逊帝洒扫。张园从此熙熙攘攘,门口狭窄的道路显得十分拥挤。溥仪在张园住到第五年时,张彪已经故去,儿子对满清毫无感情,只认金钱,提出每月收七百元房租的要求,溥仪因而决定迁居,他选中了距张园百步之遥的陆宗舆私宅乾园,也属于日租界。这位陆宗舆就是“五四”大游行对准的那个陆宗舆,“五四”以后他也寄居天津,担任了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龙烟煤矿和铁矿公司督办,1921年建了这个乾园。1929年7月,陆宗舆搬到了石山街,将宅院让与溥仪,溥仪特意改乾园为静园,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
溥仪在静园里一直住到1931年,在这里接见京津两地的遗老遗少,会见曾在前清任职且不忘旧主的民国政要,与各种日本访客探讨恢复之策,还因为东陵被盗案迟迟未做处理而与民国政府结怨,离婚案也闹得沸沸扬扬。溥仪决意借助日本力量图谋建立关外的满清统治,密谋策划也是在此时此地进行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土肥原贤二大佐10月3日夜访静园。这个后来大名鼎鼎的土肥原与溥仪商定了出走东北的计划。为了掩护溥仪行动,日本军还制造了“天津事件”,借所谓骚乱,乘机出动,在租界宣布戒严,把静园周围封锁起来。溥仪因此得以秘密出走,在日方的掩护下终于抵达关外,建立了伪满政权。他在天津统共住了七年,张园和静园是他的“行宫”,在这里进行了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三
1928年以后,北京不再是京城了,而改称北平,天津当然从此也就丧失了京师后花园的地位,但民国初期的那些政坛领袖和要员并没有依照中国传统习俗还乡养老,而是依旧住在天津,大多终老于此。不再告老还乡,选择留在城市颐养天年,这不妨视为民初中国社会风气的一大转变。转变的原因恐怕在于城市生活的吸引,乡村落后的条件毕竟不能与大城市相比,方便的生活环境也许比传统文化显得更为重要。
当寓公不看中北平,却选在天津,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拥有租界,对前朝权贵而言,当然是安全第一,况且租界的宅第舒适,也住久住惯了。其中只有曹锟的曹家花园不在租界,他就卖了出去,也改到意租界和英租界居住。此外,这些人多是北洋六镇出身,对天津这块北洋派系的诞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曹锟住在这里,还由于天津是他的家乡;徐世昌的老家在河南,而天津算是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黎元洪、段祺瑞尽管都是南方人,但南方类似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厦门并无他们的存身之地,1928年以后的政治环境也远不如天津合适。段祺瑞最后死在上海,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日本友人和打算投靠日本的故旧不停地打扰,企图请他出山,在南京政府的催促下,才被迫南下。只有一个吴佩孚,本来与天津没什么渊源,在这里也没有居住过,1924年来天津短暂停留还睡在列车上,而且他一向反对住租界,所以最后选择了北平的什锦花园。
民国初期的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都在天津去世,占了一半,如果加上张勋、靳云鹏这一级的人物就更多了。可以说,天津这座城市也成了北洋派达官显贵的养老和终老之所。下野以后,他们有人吃斋念佛,下棋打牌,如段祺瑞;有人闭门著书,饮酒赋诗,如徐世昌;还有人做起了生意。致仕后从事近代工商业,并且经营有道,长袖善舞,这也可以看作中国传统官场在新时代的一种变化。
黎元洪晚年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共投资四十五个企业,仅银行就十七家,总投资额达两百万元。靳云鹏与日本人合办了胶东鲁大矿业公司,又在济南投资鲁丰纱厂,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从1908年到1926年的十八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二十多家,拥有资产六千五百万元之多。别看张勋政治脑瓜很旧,一门心思复辟,可是经济头脑却非常灵活,投资遍及工商、金融各业,总额大约有三千多万元。
不管他们当政时相互之间有多大的冤仇,政见如何不同,打得怎样不可开交,只要离开北京政治舞台,或暂时下野栖息津门,或在天津养老,住在这同一座城市,甚至住在同一个租界,都相安无事,不再发生任何政治冲突,成了简单的居民,好像过去从没有那些是是非非一般。可见,天津,一方面是京师政治生活的后花园,同时也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避风港、和平区、中立地带。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天津,其兴盛,其重要,其闻名,都与租界结为因果关系,这看起来好像很尴尬,事实上,当时在全中国,各城市的租界地位和作用也都让中国人处于同样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直至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最出色的报纸藏身于租界之中,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都靠租界庇身,所有持独立见解的政党无不诞生、活动、发展于租界,包括中国共产党。到了抗战爆发,租界又曾经为大量中国难民提供了暂时的避难之所,因此,不能不说,租界在很长时间里保护了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言论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今天,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凡是曾经有过租界的城市的确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城市,那些租界的建筑遗存依然是这些城市引以为自豪的一种文化。尽管带来租界的那段历史是耻辱,租界的产生也并不光彩。
天津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得天独厚,靠海,有优良的港湾,市内还有大河,说实在话,北方城市能有一条大河真是稀罕,天津还是最早开埠的工商业城市,对外贸易繁荣,洋商很早就落户这里,第一批企业家、银行家也在这里发迹,几乎中国最发达大都市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无一缺少,但天津并没有达到人们满意的程度。百多年来,天津时而直辖市,时而省会,也不知转换过多少次,角色长时间不明,只有京师政治生活后花园的这段岁月,其地位、功能才最为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