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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聚在老人去世之后
周辅成先生去世一年之后,今年6月12日,“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
我是一月中旬收到书面通知的。实际上,周先生去世不久,他在京的弟子就已经积极着手筹备。万俊人是周先生的关门弟子,跟老人情谊甚笃。老人去世后那段时间,万兄邮件中有一句“先生的丧事之简陋,令人心痛”,这话,现在想起也难过。那时他在邮件中就提到正筹备纪念会和周先生文集出版事宜。我岁末收到邮件,得知会议通知将很快由北京寄出。十来天后,就收到了。
学生齐聚为周先生祝寿,是万俊人和周先生所有学生的多年心愿。记得大概是1994年那次去北大,他告诉我,待2001年周先生九十岁时,准备为先生庆寿,那个时候,海外漂泊的弟子应该能回国了。还说,一定请我一起参加。然而,这个预期落空了。不过,正巧周老九十岁那年,我因《独钓寒江雪》出版去北京,上朗润园看望了他。那段时间老先生倍感孤独,特别是此前两年,万俊人离开北大哲学系去清华,他很伤心,几次信中提起,总认为北大更适合他这个得意弟子的发展。不过现在看来,留在北大未必更好。
为周先生做九十大寿的预期落空,如今,周先生已逝去一年,6月17日是他九十九岁诞辰日,传统上,九十九时做百岁寿诞。这个百年诞辰纪念会,海内外学生,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还是不能来。但无论如何,周先生的子女、弟子和忘年交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相聚畅谈。
会议安排在清华大学甲所。其实,最该举行这个会议的地方是周先生为之服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不过甲所也挺好。甲所隔壁就是保存完好的国学研究院旧址——这地方现在被清华大学行政中心占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1933—1936年,周先生作为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之后首批研究生之一,就在这里求学。这期间,他一边做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写下一批极富创见和深度的哲学、伦理学、美学论文,一边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虽说纪念会没能在周先生长期工作的地方举行,但在他青年时代求学之地进行,我想,老人若泉下有知,还是会感到安慰;而对清华,纪念会让人记起曾有周先生这样的学者在此研读,忆起这所百年老校早年的辉煌。
二、中山大学一封信、北京大学一个人
座谈会邀请人不多,总共就二十来人,都是周老的弟子和忘年交。三位八十上下的老者引人注目。他们是1949年之后北大哲学系最早几届学生,视周老为恩师。其中一位是老地下党,他的亲人、长辈中出了四个烈士,他自己也立誓成为忠诚的党战士。为了“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以更好“为党工作”,1949之后进了北大哲学系,学业结束后分配到市党校,“跟党有了近距离接触”。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世局演变竟让他载上一顶“反党分子”的帽子。
除三位八旬老者外,与会者中最年长的就是中山大学的章海山教授了。他六十年代师从周老,主攻西方哲学史,是周老的第一个研究生。用周老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尽管年逾七十,章海山还是为了这个纪念会专程从广州赶来,跟周先生的情谊不说也可想而知。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代为宣读了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萍女士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李萍女士本人和中山大学的名义向周先生表达敬意,为周先生早年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而深感荣幸。信写得情真意切,全无时下大学当局惯用的那类官话,这已属不易,而毫无避讳的高度评价这位不受权势待见、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大学者,更属不易。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这次座谈,通知上写“由先生曾经求学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先生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但另一主办方似有难言之隐,仅一人到会。
三、“他热爱学生”
唯有对周先生的评价中有一句“他热爱学生!”——我没记住这句话是周先生哪位弟子发言时说的,也没听清说的是何种情况下对一批北大老先生的评论。但这句话本身,我印象深刻。
他的学生忆起读研时,周老让学生自己安排每周每天一个学生上他家面授。这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读过一本书中以诙谐笔调介绍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学生到教授家中,烟不离嘴的教授总是使劲喷烟,学生就在一对一接受教授几年喷烟中领悟学问的真谛,四年下来,被喷成一个成熟的学者。周先生的陋室,架上满是书,墙上是他的手书条幅,头脑中是几十年知识积淀和思考,到他家,听着周先生洪亮的谈话声和爽朗笑声,就置身于一个学问的气场,学生一对一接受指导并徜徉于广阔无垠的知识和思想天地。
做他的学生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并非只是他的学生。
从伦理学恢复到周先生1987年“因故退休”,短短几年,有缘师从周先生,当他弟子的不多。这次到京参加座谈的,好几位都不是周先生的弟子,但跟周先生的师生情谊不下于他的弟子。
来自湖南的李建华,现已是我国伦理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他刚发言,万俊人一句插话引得大家忍俊不禁:“那年先生招收四名,建华刚好考了第五名。”李建华佩服周先生的学问人品,考试失败,极端沮丧之下给周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没料想,周先生很快回复一封更长的信。周先生的鼓励开导助他走出了情绪低谷,此后,周先生一直跟这位并非弟子的弟子保持联系,无保留地进行思想学术交流。
兆明兄也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站期间常去北大周先生家拜访,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周老的支持和鼓励。199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生活论》出版。出版前,书稿寄给了周先生,周先生看稿后反复写信交换意见,又欣然提笔写序,对青年学子的探索精神给了很高评价。书稿交付出版社后,周先生建议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作书的封底。当时,这尊雕塑的照片不好找,周老听他说没找着,也帮着找,最后,把自己一本藏书中的《思想者》雕塑照片撕下随信寄去,信中叮嘱:“用后还给我!”
这个小小细节十分动人。
周先生学问根基深厚、融通中西,对印度思想、文化也有很深研究,是我国大学近几十年来很稀缺的学者。他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万俊人访美时对流落异国他乡的大师兄说了一番话:“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
下读博士了。”他师兄听了,潸然泪下。
四、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周先生的长子是从重庆赶来参加他父亲纪念会的。他谈起他父亲一生最推崇两个人:吴宓和许思园。
我自认阅读面算广了,对中外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有兴趣,可许思园,却陌生。直到看了周先生文集《人与人的解放》中那篇“许思园的人生境界和文化理想”,许思园才进入视野,知道了这是一位二十岁就用流畅英语写书、且书一出版就引起海内外惊叹的奇才;一位终生践行自己道德哲学思考的真人。这次会上,周先生长子的长篇发言,更勾起我强烈兴趣。会后到万圣书店,第一件事就是查询许思园的著作,但没有。在书店跟朋友聊起,他们马上网上淘书,仅两个网上书店还各有一本许思园的《中西文化回眸》,我得一本。从北京回到成都,两天后就收到,一收到就放下其他事,先读这本书。
这是许思园的中国哲学论、中国文化论、中国诗论以及科学原理研究的合集。他的处女作《人性及其使命》并未收入其中。《人性及其使命》是写成六年后,在1993年出版的。出版后受到吴宓、张东荪、泰戈尔、纪德、托马斯·曼、范佛勒、桑塔亚纳等众多中外思想界著名人物激赏。托马斯·曼断言“此书之出版定能使作者思想、天才为举世所注意”。英国戏剧家白克司赞赏其文字“庄严肃穆”,作者“对于人类永久的问题比诸政治上、经济上喧闹的纷争更为关心”;奥地利诗人范佛勒认为作者提出的“是一个能融化欧洲数百年来思想产物与古远的东方智慧在一起的哲学”;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大为赞赏“富有理想及优雅情操”、“作者在内心分析方面擅有特殊之天才”等等,这些,我在读淘到的《中西文化回眸》时也处处感受到,虽然对书中部分观点不尽认同。
许思园在科学方面也有很高的研究兴趣和洞见。1942年用法文写的《从一种新的观点论几何学基础》,受到法国大数学家高度评价;那段时间先后出版的《相对论驳议》法文版和英文版,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批评质疑,引起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重视。在美期间受爱因斯坦邀请,到家中纵谈战争、宗教、哲学、科学……
1949之后,许思园的命运发生逆转。五十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1957年被划右派后,开始还可以教授英文,到1964年,连这也取消了。在困顿、寂寥中,有人劝他也学北京那些名教授写点批林批孔文章,以改善处境,他涨红了脸:“我不干!”1974年,在曲阜县医院病逝,时年六十七岁〔1〕。
托马斯·曼根据许思园二十岁写出、二十六岁出版的书预言:作者的思想、天才定为“举世所注意”。但1949之后没几年,正当盛年的许思园,正常研究之路遭遇不正常的政治而戛然中止。网上淘的《中西文化回眸》中的几论,都是1956—1957年间写的。这些篇章,是他去世五六年之后,周先生得知消息,找出遗稿“为朋友们编的”。而许思园的去世乃至他1949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几乎无人知道,周先生也不知道。一个才华横溢、思想和人格卓然独立、早年就引起“举世注意”的学者,就这样不为人知了,身前身后都孤寂无闻。
周先生的遭遇跟许思园有些相似。还在世,就因被刻意排斥和边缘化而很少为世人所知,即使学界中人也知之不多。这情形,跟他的学问和对学术的贡献很不相称。
周先生的长子说,许思园浓缩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父亲也一样。从1949之后直至周先生去年去世,这一言难尽的六十年,周先生见证了中国思想、学术界遭遇的持续逆淘汰,他本人则不可避免地成了逆淘汰目标。
五、学界劣币逐良币的现实和媒体的“存疑”
周先生痛惜地说,许思园“死在大家都是沉默低头的时候,大家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相比之下,周先生本人在1949之后,总算还有过短暂几年相对正常的学术环境。周先生性情豁达,不论环境正常与否,都在坚守。伦理学被取缔后,他从不放弃恢复这门学科的希望,一直为之努力。他坚信,一个国家取缔伦理学,是不正常的。早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几次参加恢复伦理学的讨论。从六十年代起,周先生既做组织筹备工作,又从培养教学研究力量上着手。如前说,“文革”后,中断近三十年才恢复的伦理学,“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正是他六十年代的学生。在恢复伦理学无望的那个时期,周先生为将来重建伦理学做了一项远比他的其他筹建准备更重要的工作:以单干方式自己组织人手编译出版了大型作品《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和《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两部原著选编、言论选辑为日后学科恢复后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使之不致面对一片荒漠。
去年得知周先生去世,写纪念文章时,一个特别的愿望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根据我所熟悉的我国伦理学界情况,我写了《记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文章开头介绍:“说周辅成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不仅因为他在北大组建并领导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研究室,参与了创建中国伦理学会,更因为他在伦理学被打成反动学科、成为禁区的年代,不懈地为将来建立这个学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准备——编撰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和《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几部著作把后来者带进伦理思想史、带进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使之具备基本的人学知识,这对任何致力于伦理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对周先生贡献于中国伦理学的上述几方面介绍,均有坚实的事实支撑,绝非后来那些地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以相提并论。而周先生早年在清华国学院就致力于中、印、西方哲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他广博深厚的学术背景,更是那些功夫在学术外却好风凭借力、扶摇上青云的“权威”不能望其项背的。然而,周老在1984年就被排斥于他参与创建的中国伦理学会之外,1987年又“因故退休”。而当他淡出人们视野之时,学阀不仅控制了整个学会,更控制了全国伦理学硕士、博士点的分布。逆淘汰导致学界中真学者与伪学者的倒置,导致真学者淡出人们视野。所以,当我把文章发给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报纸对“中国伦理学学科奠基人”的定位“存疑”,就不奇怪了。
纸媒体对周先生的学术地位“存疑”,文章只能挂在博客上。这次会上,从赵越胜的姐姐口中才知道,在一片沉默中,我那几篇博客文章总算发出了一点微弱声音。这次还知道,有些声音发出来后,很快就被“网络故障”吞没了。万俊人的师姐姜女士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这位在美国大学哲学系当系主任的师姐说,一得到恩师去世的消息,很伤心,写了文章追念先生,文章挂在北大哲学系悼念网站,可不知道什么原因网站被黑,什么也看不到了。
六、“一条永远的清流”
几个月前,收到朋友发来赵越胜六万字的《辅成先生》,一口气读完。是我所了解的周先生:至情至性,不阿权贵,疾恶如仇,又宽宏大度。但更立体更丰满。而我最感慨的,还是这位“文革”时期的青年工人跟作为北大教授的周先生之间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关系。
赵越胜的《辅成先生》不胫而走,很多过去不曾了解周先生的人通过它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位可敬的老先生。这次纪念会,我以为赵越胜能来,但没能来,不过,他的姐姐来了。会后,在饭桌上,听她聊起,知道赵越胜已经将《辅成先生》跟他写另两个人物的文章一起结集出版,书名《燃灯者》。说到这本书,她讲了一个小插曲:去年追悼会上,看见一位悲伤的中年男子在周先生遗像前使劲磕头。心想一定是万俊人。这次一见着,就把要带给万俊人的《燃灯者》送给他,一介绍,知道认错了人。原来,他是万俊人的师兄,专程从海外赶来。他发言不多,但一句“永远记得老师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引起所有人共鸣。那是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特有的笑声。
这位智慧的老人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清醒,这真是一个奇迹。他平静离去,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在思想、学术方面,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和精神。
如果学界还希望去浊扬清,从周先生身上可以得到重要启示。
注释:
〔1〕关于许思园的叙述,根据的是周先生长子的发言和《中西文化回眸》相关资料。
周辅成先生去世一年之后,今年6月12日,“周辅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在清华大学甲所举行。
我是一月中旬收到书面通知的。实际上,周先生去世不久,他在京的弟子就已经积极着手筹备。万俊人是周先生的关门弟子,跟老人情谊甚笃。老人去世后那段时间,万兄邮件中有一句“先生的丧事之简陋,令人心痛”,这话,现在想起也难过。那时他在邮件中就提到正筹备纪念会和周先生文集出版事宜。我岁末收到邮件,得知会议通知将很快由北京寄出。十来天后,就收到了。
学生齐聚为周先生祝寿,是万俊人和周先生所有学生的多年心愿。记得大概是1994年那次去北大,他告诉我,待2001年周先生九十岁时,准备为先生庆寿,那个时候,海外漂泊的弟子应该能回国了。还说,一定请我一起参加。然而,这个预期落空了。不过,正巧周老九十岁那年,我因《独钓寒江雪》出版去北京,上朗润园看望了他。那段时间老先生倍感孤独,特别是此前两年,万俊人离开北大哲学系去清华,他很伤心,几次信中提起,总认为北大更适合他这个得意弟子的发展。不过现在看来,留在北大未必更好。
为周先生做九十大寿的预期落空,如今,周先生已逝去一年,6月17日是他九十九岁诞辰日,传统上,九十九时做百岁寿诞。这个百年诞辰纪念会,海内外学生,能来的都来了,不能来的还是不能来。但无论如何,周先生的子女、弟子和忘年交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相聚畅谈。
会议安排在清华大学甲所。其实,最该举行这个会议的地方是周先生为之服务半个多世纪的北京大学。不过甲所也挺好。甲所隔壁就是保存完好的国学研究院旧址——这地方现在被清华大学行政中心占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1933—1936年,周先生作为我国创立研究生教育体制之后首批研究生之一,就在这里求学。这期间,他一边做东西方哲学史和伦理学的研究,写下一批极富创见和深度的哲学、伦理学、美学论文,一边承担着编辑清华大学文科理论刊物《清华周刊》的任务。
虽说纪念会没能在周先生长期工作的地方举行,但在他青年时代求学之地进行,我想,老人若泉下有知,还是会感到安慰;而对清华,纪念会让人记起曾有周先生这样的学者在此研读,忆起这所百年老校早年的辉煌。
二、中山大学一封信、北京大学一个人
座谈会邀请人不多,总共就二十来人,都是周老的弟子和忘年交。三位八十上下的老者引人注目。他们是1949年之后北大哲学系最早几届学生,视周老为恩师。其中一位是老地下党,他的亲人、长辈中出了四个烈士,他自己也立誓成为忠诚的党战士。为了“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以更好“为党工作”,1949之后进了北大哲学系,学业结束后分配到市党校,“跟党有了近距离接触”。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世局演变竟让他载上一顶“反党分子”的帽子。
除三位八旬老者外,与会者中最年长的就是中山大学的章海山教授了。他六十年代师从周老,主攻西方哲学史,是周老的第一个研究生。用周老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尽管年逾七十,章海山还是为了这个纪念会专程从广州赶来,跟周先生的情谊不说也可想而知。我有些意外的是,他代为宣读了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萍女士的一封信。这封信以李萍女士本人和中山大学的名义向周先生表达敬意,为周先生早年曾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而深感荣幸。信写得情真意切,全无时下大学当局惯用的那类官话,这已属不易,而毫无避讳的高度评价这位不受权势待见、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大学者,更属不易。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对周老去世表现出很不体面的沉默,几乎与此同时,却随“弘扬国学”的官方意图起舞,高调配合,大办“国学大师”丧事。这次座谈,通知上写“由先生曾经求学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先生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但另一主办方似有难言之隐,仅一人到会。
三、“他热爱学生”
唯有对周先生的评价中有一句“他热爱学生!”——我没记住这句话是周先生哪位弟子发言时说的,也没听清说的是何种情况下对一批北大老先生的评论。但这句话本身,我印象深刻。
他的学生忆起读研时,周老让学生自己安排每周每天一个学生上他家面授。这让我联想起十多年前读过一本书中以诙谐笔调介绍的牛津大学导师制:学生到教授家中,烟不离嘴的教授总是使劲喷烟,学生就在一对一接受教授几年喷烟中领悟学问的真谛,四年下来,被喷成一个成熟的学者。周先生的陋室,架上满是书,墙上是他的手书条幅,头脑中是几十年知识积淀和思考,到他家,听着周先生洪亮的谈话声和爽朗笑声,就置身于一个学问的气场,学生一对一接受指导并徜徉于广阔无垠的知识和思想天地。
做他的学生是幸运的,但幸运的并非只是他的学生。
从伦理学恢复到周先生1987年“因故退休”,短短几年,有缘师从周先生,当他弟子的不多。这次到京参加座谈的,好几位都不是周先生的弟子,但跟周先生的师生情谊不下于他的弟子。
来自湖南的李建华,现已是我国伦理学界有成就的学者。他刚发言,万俊人一句插话引得大家忍俊不禁:“那年先生招收四名,建华刚好考了第五名。”李建华佩服周先生的学问人品,考试失败,极端沮丧之下给周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没料想,周先生很快回复一封更长的信。周先生的鼓励开导助他走出了情绪低谷,此后,周先生一直跟这位并非弟子的弟子保持联系,无保留地进行思想学术交流。
兆明兄也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站期间常去北大周先生家拜访,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周老的支持和鼓励。1993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道德生活论》出版。出版前,书稿寄给了周先生,周先生看稿后反复写信交换意见,又欣然提笔写序,对青年学子的探索精神给了很高评价。书稿交付出版社后,周先生建议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作书的封底。当时,这尊雕塑的照片不好找,周老听他说没找着,也帮着找,最后,把自己一本藏书中的《思想者》雕塑照片撕下随信寄去,信中叮嘱:“用后还给我!”
这个小小细节十分动人。
周先生学问根基深厚、融通中西,对印度思想、文化也有很深研究,是我国大学近几十年来很稀缺的学者。他被排斥于教学之外,是中国学界损失,但直接受影响的,是他的学生。万俊人访美时对流落异国他乡的大师兄说了一番话:“当年那些事的是非不去说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你,先生不能上课了,我们没有机会在先生门
下读博士了。”他师兄听了,潸然泪下。
四、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周先生的长子是从重庆赶来参加他父亲纪念会的。他谈起他父亲一生最推崇两个人:吴宓和许思园。
我自认阅读面算广了,对中外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有兴趣,可许思园,却陌生。直到看了周先生文集《人与人的解放》中那篇“许思园的人生境界和文化理想”,许思园才进入视野,知道了这是一位二十岁就用流畅英语写书、且书一出版就引起海内外惊叹的奇才;一位终生践行自己道德哲学思考的真人。这次会上,周先生长子的长篇发言,更勾起我强烈兴趣。会后到万圣书店,第一件事就是查询许思园的著作,但没有。在书店跟朋友聊起,他们马上网上淘书,仅两个网上书店还各有一本许思园的《中西文化回眸》,我得一本。从北京回到成都,两天后就收到,一收到就放下其他事,先读这本书。
这是许思园的中国哲学论、中国文化论、中国诗论以及科学原理研究的合集。他的处女作《人性及其使命》并未收入其中。《人性及其使命》是写成六年后,在1993年出版的。出版后受到吴宓、张东荪、泰戈尔、纪德、托马斯·曼、范佛勒、桑塔亚纳等众多中外思想界著名人物激赏。托马斯·曼断言“此书之出版定能使作者思想、天才为举世所注意”。英国戏剧家白克司赞赏其文字“庄严肃穆”,作者“对于人类永久的问题比诸政治上、经济上喧闹的纷争更为关心”;奥地利诗人范佛勒认为作者提出的“是一个能融化欧洲数百年来思想产物与古远的东方智慧在一起的哲学”;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大为赞赏“富有理想及优雅情操”、“作者在内心分析方面擅有特殊之天才”等等,这些,我在读淘到的《中西文化回眸》时也处处感受到,虽然对书中部分观点不尽认同。
许思园在科学方面也有很高的研究兴趣和洞见。1942年用法文写的《从一种新的观点论几何学基础》,受到法国大数学家高度评价;那段时间先后出版的《相对论驳议》法文版和英文版,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提出批评质疑,引起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重视。在美期间受爱因斯坦邀请,到家中纵谈战争、宗教、哲学、科学……
1949之后,许思园的命运发生逆转。五十年代初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1957年被划右派后,开始还可以教授英文,到1964年,连这也取消了。在困顿、寂寥中,有人劝他也学北京那些名教授写点批林批孔文章,以改善处境,他涨红了脸:“我不干!”1974年,在曲阜县医院病逝,时年六十七岁〔1〕。
托马斯·曼根据许思园二十岁写出、二十六岁出版的书预言:作者的思想、天才定为“举世所注意”。但1949之后没几年,正当盛年的许思园,正常研究之路遭遇不正常的政治而戛然中止。网上淘的《中西文化回眸》中的几论,都是1956—1957年间写的。这些篇章,是他去世五六年之后,周先生得知消息,找出遗稿“为朋友们编的”。而许思园的去世乃至他1949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几乎无人知道,周先生也不知道。一个才华横溢、思想和人格卓然独立、早年就引起“举世注意”的学者,就这样不为人知了,身前身后都孤寂无闻。
周先生的遭遇跟许思园有些相似。还在世,就因被刻意排斥和边缘化而很少为世人所知,即使学界中人也知之不多。这情形,跟他的学问和对学术的贡献很不相称。
周先生的长子说,许思园浓缩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父亲也一样。从1949之后直至周先生去年去世,这一言难尽的六十年,周先生见证了中国思想、学术界遭遇的持续逆淘汰,他本人则不可避免地成了逆淘汰目标。
五、学界劣币逐良币的现实和媒体的“存疑”
周先生痛惜地说,许思园“死在大家都是沉默低头的时候,大家脸上没有笑容的时候”。相比之下,周先生本人在1949之后,总算还有过短暂几年相对正常的学术环境。周先生性情豁达,不论环境正常与否,都在坚守。伦理学被取缔后,他从不放弃恢复这门学科的希望,一直为之努力。他坚信,一个国家取缔伦理学,是不正常的。早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几次参加恢复伦理学的讨论。从六十年代起,周先生既做组织筹备工作,又从培养教学研究力量上着手。如前说,“文革”后,中断近三十年才恢复的伦理学,“第一个受过伦理学基础教育而执教的青年教师”,正是他六十年代的学生。在恢复伦理学无望的那个时期,周先生为将来重建伦理学做了一项远比他的其他筹建准备更重要的工作:以单干方式自己组织人手编译出版了大型作品《西方伦理学原著选编》和《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两部原著选编、言论选辑为日后学科恢复后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使之不致面对一片荒漠。
去年得知周先生去世,写纪念文章时,一个特别的愿望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根据我所熟悉的我国伦理学界情况,我写了《记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周辅成先生》。文章开头介绍:“说周辅成先生是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奠基人,不仅因为他在北大组建并领导了我国最早的伦理学研究室,参与了创建中国伦理学会,更因为他在伦理学被打成反动学科、成为禁区的年代,不懈地为将来建立这个学科作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准备——编撰出版《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下卷和《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这几部著作把后来者带进伦理思想史、带进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之中,使之具备基本的人学知识,这对任何致力于伦理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基础性的。”
对周先生贡献于中国伦理学的上述几方面介绍,均有坚实的事实支撑,绝非后来那些地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以相提并论。而周先生早年在清华国学院就致力于中、印、西方哲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他广博深厚的学术背景,更是那些功夫在学术外却好风凭借力、扶摇上青云的“权威”不能望其项背的。然而,周老在1984年就被排斥于他参与创建的中国伦理学会之外,1987年又“因故退休”。而当他淡出人们视野之时,学阀不仅控制了整个学会,更控制了全国伦理学硕士、博士点的分布。逆淘汰导致学界中真学者与伪学者的倒置,导致真学者淡出人们视野。所以,当我把文章发给一家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报纸对“中国伦理学学科奠基人”的定位“存疑”,就不奇怪了。
纸媒体对周先生的学术地位“存疑”,文章只能挂在博客上。这次会上,从赵越胜的姐姐口中才知道,在一片沉默中,我那几篇博客文章总算发出了一点微弱声音。这次还知道,有些声音发出来后,很快就被“网络故障”吞没了。万俊人的师姐姜女士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这位在美国大学哲学系当系主任的师姐说,一得到恩师去世的消息,很伤心,写了文章追念先生,文章挂在北大哲学系悼念网站,可不知道什么原因网站被黑,什么也看不到了。
六、“一条永远的清流”
几个月前,收到朋友发来赵越胜六万字的《辅成先生》,一口气读完。是我所了解的周先生:至情至性,不阿权贵,疾恶如仇,又宽宏大度。但更立体更丰满。而我最感慨的,还是这位“文革”时期的青年工人跟作为北大教授的周先生之间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关系。
赵越胜的《辅成先生》不胫而走,很多过去不曾了解周先生的人通过它知道了还有这么一位可敬的老先生。这次纪念会,我以为赵越胜能来,但没能来,不过,他的姐姐来了。会后,在饭桌上,听她聊起,知道赵越胜已经将《辅成先生》跟他写另两个人物的文章一起结集出版,书名《燃灯者》。说到这本书,她讲了一个小插曲:去年追悼会上,看见一位悲伤的中年男子在周先生遗像前使劲磕头。心想一定是万俊人。这次一见着,就把要带给万俊人的《燃灯者》送给他,一介绍,知道认错了人。原来,他是万俊人的师兄,专程从海外赶来。他发言不多,但一句“永远记得老师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声”,引起所有人共鸣。那是只有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特有的笑声。
这位智慧的老人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然清醒,这真是一个奇迹。他平静离去,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在思想、学术方面,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和精神。
如果学界还希望去浊扬清,从周先生身上可以得到重要启示。
注释:
〔1〕关于许思园的叙述,根据的是周先生长子的发言和《中西文化回眸》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