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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40年代，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当时时局的重点。1942年，在重庆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三家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史地考察团”正式成立。本文以西北史地考察团成立为背景，探析该团在敦煌的考察活动。
关键词：西北 考察 方法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5-0133-02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这里是古代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重要的交通要道，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这颗丝路上璀璨的明珠，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然而，100年前的敦煌却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这颗沙漠明珠在当时却是伤痕累累、孤苦凄凉、布满尘垢，孤独而无望的卧在戈壁沙漠中，随时都有坍塌和毁灭的可能。
1900年5月，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在编号第17窟），敦煌大量珍稀文物开始和世人见面，这一惊人的发现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成了国外的文化强盗盗掘的目标。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沙俄的奥布罗切夫、鄂凳堡、日本人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等人接踵而至，他们采用了种种欺骗的手段，把藏经洞的珍贵文物窃掠而去，使敦煌文物散落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就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然而，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却在四十多年后，敦煌艺术研究院顺利成立与陈寅恪、张大千、朱家骅、于右任和西北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关系极为密切。
1942年春，在当时政府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中，由中央研究院召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三家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 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 考查莫高、榆林窟， 测绘拍照， 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同年4月，考察团在重庆组建，团长由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担任，考察团分为两组，即历史考古组和地理与动植物组。本文只讨论与敦煌关系极为密切的历史考古组。
一、史地考察团初到敦煌
历史考古组先由劳幹和石璋如于1942年6月在敦煌工作，包括测绘、拍照和收集洞内残片，组长向达于同年10月到达莫高窟。在敦煌的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王子云、雷震、邹道龙与向达、劳幹、石璋如同住敦煌中寺，张大千住敦煌上寺。此时，同在敦煌考察的就有了张大千、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在敦煌考察期间，劳幹和石璋如对于千佛洞进行了准确地测量并绘制了千佛洞全图，并参照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对洞窟进行了重新拍照，完成了一份分洞内洞外结构、雕塑和壁画的调查记录。石璋如因在殷墟考古积累了大量的田野发掘经验，在敦煌工作期间完整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研究就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向达在敦煌工作期间写就了《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傅斯年的推荐下刊发于1942年12月27日-30日的《大公报》，这一文章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敦煌的关注，在当时影响深远。向达多次提及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这也迫使张大千在舆论的压力下于次年4月离开了敦煌。
二、考察团再到敦煌
在经历了1942年对敦煌的考察之后，迫于时局压力和保存西北艺术文物的考虑，1944年3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再度与有关单位组成西北考察团。此次考察团的直接目的地就是敦煌，并由向达担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史地考察团再次远赴沙漠。
此行西北，考察团重点考察了敦煌沿线的佛教壁画艺术，并发掘了一批重要的汉唐陵墓和遗址，如对酒泉附近的文殊山洞窟壁画，塑像等做的调查，对金塔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察。在对千佛洞的考察期间还共同参与鉴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六朝残经，这次共发现70多件编号68的残经，都是北魏时期极为珍贵的资料。再到敦煌的学者们，除了继续勘测发掘第一次到达敦煌时的古墓群外，他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保护敦煌的领域。在考察期间，向达等人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国人宣传敦煌，让社会各界重视敦煌。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敦煌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敦煌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西北史地考察团到达敦煌之前，许多西方的探险队、考察团、汉学家、艺术家等到敦煌都是以攫取宝藏为目的，这些所谓的学术活动致使我国大量文物散失，令人痛心疾首。可以说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劳幹和石璋如三人对敦煌研究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术界对劳幹和石璋如在敦煌的调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石璋如对敦煌研究的文章《莫高窟之形》代表了那个时期对敦煌研究的一个较高水平。向达对于敦煌保护和管理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他呼吁敦煌应收归国有，后来多次给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帮助。在考察期间，向达撰写的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促成了国人认识敦煌、保护敦煌意识的觉醒，也使得敦煌石窟保护工作最终得以真正实施。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一颗璀璨的丝路明珠与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的辛苦付出是有着重要联系的。
此外，向达在敦煌艰难苦的日子里，因经济、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原因，經历了种种艰辛的磨难，在敦煌的日子里他依然坚持工作，抄录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写出了《瓜沙谈往》《西征小记》《西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敦煌余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南宗顿教最上乘坛经》等重要的学术论文和论著。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向国人介绍了敦煌，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开始被学者重视。在西北考察期间，考察团不畏艰辛，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敦煌的艺术文物进行了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
在考察的众多成果中向达还曾在《西征小记》一文中纪行， 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 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 由台湾史语所出版， 虽然时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以出版， 但我们不难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 不仅有记录，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向达是我国第二代敦煌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向达在敦煌的俗文学、历史地理和艺术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他把俗文学从佛曲中分离出来，界定了敦煌艺术的含义，他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把敦煌俗文学、敦煌艺术的研究引领上了更加规范的道路，使得后来的学者研究相关领域时有了清晰的目标；其次，他还参与了由中央研究院等组织的两次西北考察，这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者首次参与的敦煌考察。一行人走遍了敦煌的关隘、古城遗址，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些重要的考察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最终推动并形成了一门重要的学科——敦煌学的诞生。今天，敦煌已经被世人重新认识，其重要性和历史艺术价值不言而喻，但这一切依然要归功于七十多年前第一个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 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当时处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经费也很紧张，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当敦煌享誉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为此做出贡献的老一辈学人和艺术家，尤其是在那个继存绝亡年代里，考察团和他们的成员们以宽广宏达的国际视野，恢复了民族自尊，救亡图存的宏愿。正是有了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敦煌辉煌的今天，历史不应忘记他们，敦煌更要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
回望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发现，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他们肩负使命，远行西北，为敦煌国宝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在西北的还有很多考察的学术团体和个人，这其中最重要而且和史地考察团同在敦煌的便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张大千。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的目的是临摹壁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敦煌之行的目的是保护艺术文物，而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目的保护敦煌的文献和学术资源。在艰难困苦的年代是这一代学人坚守使命，挺深西北，以他们可贵的学术良知和对民族文化坚定的使命感，最终完成了西北之行。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西北之行因为对敦煌的研究和保护，从而使得敦煌进入大众的视野，并且让这一门学问最终成为了二十世纪的显学。敦煌这颗沙漠明珠也和西北史考察团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徐伟.丝路无疆——西北艺术文物团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2]王子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M].第四缉文字说明.出版信息不详.
[3]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5.
关键词：西北 考察 方法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15-0133-02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这里是古代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重要的交通要道，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这颗丝路上璀璨的明珠，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然而，100年前的敦煌却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这颗沙漠明珠在当时却是伤痕累累、孤苦凄凉、布满尘垢，孤独而无望的卧在戈壁沙漠中，随时都有坍塌和毁灭的可能。
1900年5月，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在编号第17窟），敦煌大量珍稀文物开始和世人见面，这一惊人的发现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成了国外的文化强盗盗掘的目标。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沙俄的奥布罗切夫、鄂凳堡、日本人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等人接踵而至，他们采用了种种欺骗的手段，把藏经洞的珍贵文物窃掠而去，使敦煌文物散落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就成了时代的必然选择。然而，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却在四十多年后，敦煌艺术研究院顺利成立与陈寅恪、张大千、朱家骅、于右任和西北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关系极为密切。
1942年春，在当时政府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呼声中，由中央研究院召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三家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 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 考查莫高、榆林窟， 测绘拍照， 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同年4月，考察团在重庆组建，团长由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担任，考察团分为两组，即历史考古组和地理与动植物组。本文只讨论与敦煌关系极为密切的历史考古组。
一、史地考察团初到敦煌
历史考古组先由劳幹和石璋如于1942年6月在敦煌工作，包括测绘、拍照和收集洞内残片，组长向达于同年10月到达莫高窟。在敦煌的艺术文物考察团的王子云、雷震、邹道龙与向达、劳幹、石璋如同住敦煌中寺，张大千住敦煌上寺。此时，同在敦煌考察的就有了张大千、西北史地考察团和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在敦煌考察期间，劳幹和石璋如对于千佛洞进行了准确地测量并绘制了千佛洞全图，并参照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对洞窟进行了重新拍照，完成了一份分洞内洞外结构、雕塑和壁画的调查记录。石璋如因在殷墟考古积累了大量的田野发掘经验，在敦煌工作期间完整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研究就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向达在敦煌工作期间写就了《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在傅斯年的推荐下刊发于1942年12月27日-30日的《大公报》，这一文章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敦煌的关注，在当时影响深远。向达多次提及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这也迫使张大千在舆论的压力下于次年4月离开了敦煌。
二、考察团再到敦煌
在经历了1942年对敦煌的考察之后，迫于时局压力和保存西北艺术文物的考虑，1944年3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再度与有关单位组成西北考察团。此次考察团的直接目的地就是敦煌，并由向达担任历史考古组组长，史地考察团再次远赴沙漠。
此行西北，考察团重点考察了敦煌沿线的佛教壁画艺术，并发掘了一批重要的汉唐陵墓和遗址，如对酒泉附近的文殊山洞窟壁画，塑像等做的调查，对金塔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察。在对千佛洞的考察期间还共同参与鉴定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六朝残经，这次共发现70多件编号68的残经，都是北魏时期极为珍贵的资料。再到敦煌的学者们，除了继续勘测发掘第一次到达敦煌时的古墓群外，他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保护敦煌的领域。在考察期间，向达等人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向国人宣传敦煌，让社会各界重视敦煌。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敦煌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敦煌保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西北史地考察团到达敦煌之前，许多西方的探险队、考察团、汉学家、艺术家等到敦煌都是以攫取宝藏为目的，这些所谓的学术活动致使我国大量文物散失，令人痛心疾首。可以说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劳幹和石璋如三人对敦煌研究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术界对劳幹和石璋如在敦煌的调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石璋如对敦煌研究的文章《莫高窟之形》代表了那个时期对敦煌研究的一个较高水平。向达对于敦煌保护和管理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他呼吁敦煌应收归国有，后来多次给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帮助。在考察期间，向达撰写的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促成了国人认识敦煌、保护敦煌意识的觉醒，也使得敦煌石窟保护工作最终得以真正实施。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一颗璀璨的丝路明珠与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的辛苦付出是有着重要联系的。
此外，向达在敦煌艰难苦的日子里，因经济、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原因，經历了种种艰辛的磨难，在敦煌的日子里他依然坚持工作，抄录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写出了《瓜沙谈往》《西征小记》《西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敦煌余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南宗顿教最上乘坛经》等重要的学术论文和论著。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向国人介绍了敦煌，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开始被学者重视。在西北考察期间，考察团不畏艰辛，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敦煌的艺术文物进行了考古发掘、石窟调查、美术史分析、写本文献考释，开拓出考古、美术史、历史、文献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路。
在考察的众多成果中向达还曾在《西征小记》一文中纪行， 兼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 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到的敦煌写经。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 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本《莫高窟形》， 由台湾史语所出版， 虽然时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得以出版， 但我们不难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 不仅有记录，而且有珍贵的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这无疑是今后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向达是我国第二代敦煌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向达在敦煌的俗文学、历史地理和艺术等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他把俗文学从佛曲中分离出来，界定了敦煌艺术的含义，他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把敦煌俗文学、敦煌艺术的研究引领上了更加规范的道路，使得后来的学者研究相关领域时有了清晰的目标；其次，他还参与了由中央研究院等组织的两次西北考察，这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者首次参与的敦煌考察。一行人走遍了敦煌的关隘、古城遗址，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这些重要的考察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最终推动并形成了一门重要的学科——敦煌学的诞生。今天，敦煌已经被世人重新认识，其重要性和历史艺术价值不言而喻，但这一切依然要归功于七十多年前第一个石窟艺术的现代保护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 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当时处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经费也很紧张，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当敦煌享誉世界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为此做出贡献的老一辈学人和艺术家，尤其是在那个继存绝亡年代里，考察团和他们的成员们以宽广宏达的国际视野，恢复了民族自尊，救亡图存的宏愿。正是有了他们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敦煌辉煌的今天，历史不应忘记他们，敦煌更要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
回望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西北之行可以发现，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他们肩负使命，远行西北，为敦煌国宝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在西北的还有很多考察的学术团体和个人，这其中最重要而且和史地考察团同在敦煌的便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张大千。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的目的是临摹壁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敦煌之行的目的是保护艺术文物，而西北史地考察团的目的保护敦煌的文献和学术资源。在艰难困苦的年代是这一代学人坚守使命，挺深西北，以他们可贵的学术良知和对民族文化坚定的使命感，最终完成了西北之行。西北史地考察团的西北之行因为对敦煌的研究和保护，从而使得敦煌进入大众的视野，并且让这一门学问最终成为了二十世纪的显学。敦煌这颗沙漠明珠也和西北史考察团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参考文献：
[1]徐伟.丝路无疆——西北艺术文物团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2]王子云.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西北摄影集选（1940-1944）[M].第四缉文字说明.出版信息不详.
[3]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