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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9)07-088-01
“听说夏洋昨天自杀了！”当办公室的黄老师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猛然一怔，一颗心迅速地沉了下去。黄老师庆幸地对我说：“还好，他已经毕业了，出了这事学校不要负责任，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我却感到很沉重：“我们真的没有责任吗？”我并不是夏洋的老师，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对他的印象颇深。那次，学校学生宿舍失窃，在派出所前来排查时，夏洋被作为重点嫌疑人而被多次反复询问，因为他性格孤僻，而且总是独来独往，无法为自己找到不在场的证明人。记得有次问话时他在沉默了好久后，突然蹦出一句：“你们再问，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反正也就这么一回事。”当时我心里一动，怔了一下，他所在班的班主任却批评他态度不好，要他认真配合学校、派出所解决问题，他却从此犟着一句不回。后来，案子破了，确实不是夏洋干的。作为学校的政教主任，我本想找夏洋好好谈谈，了解一下他的心态，可临近毕业的学生太忙了，刚喊他过来没说上几句，他又要去上课了，时间一长，也就把这事淡忘了。可谁知，刚毕业不久，他就真的轻易地为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究竟他又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我不知道，但我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也许当初我能坚持去了解他，开导他，也许如果我们能在平时的教育中渗透一些有关死亡方面的知识，让他能正确看待死亡，事情就不会发展如此，一条多么年轻的生命啊，就这么夭折了！
近几年来频繁见诸报端的青少年学生的自杀事件，让我们越来越感到在学生中普及死亡教育的迫切性。由于我国长期的家庭和教育的影响（对死亡话题的避讳），死亡变成了一道深奥的课题，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谈到死亡，人们就认为是一种不吉利，人们宁可改变话题，或者采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如“永别”“走了”之类。在家庭中，父母认为跟孩子谈死亡问题过于沉重，他们尽力不让孩子们在家庭中目睹“死亡”，还尽力不对老人或病人谈到死的问题，主要是防止他们由于目睹死亡或听到死亡引起焦虑、不安和想入非非，殊不知这却使孩子对“死亡”产生神秘感、好奇心，甚至会给儿童一些关于死亡的不正确的信息，使他们一些人认为死是一件轻松的事。《半岛都市报》曾报道过这样一则消息：某学校老师在讲完课文《生命》后，要求每位学生为自己做一篇悼词：先假设自己死了，然后再用悼词的形式，追忆自己的一生。老师的初衷是让学生从此加深对生命的体验，感悟人生的不易和生命的珍贵，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可此举却立即遭到家长的强烈反对，认为学校教育不务正业，有违风俗，甚至国内还有不少媒体也借机竞相炒作。正因为死亡教育的长期缺失，使得许多青少年学生对死意味着什么缺乏最常识的了解和思考，他们许多人之所以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生命的宝贵，而是不知道也没想过死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人意味着什么？
据笔者所知，国外许多学校都开设有死亡教育的课程。有关“死亡学”（Thanatology）的研究，在美国约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也有所谓“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开始在学校中推行。在美国甚至在英国，死亡教育和悲伤资商（Grief Counseling）已愈见繁荣，目前，英国教育部拟订在学校开设“死亡课”，如在英国小学课堂上，殡葬行业的从业人员或护士对小学生谈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并让学生轮流通过角色替换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如父母因车祸身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英国教师认为，这门课程将帮助学生体验遭遇损失和生活方式突变时的复杂心情，学会在非常情况下对情绪的控制。在台湾，死亡教育也渐渐在中小学出现和普及，如高雄师范大学张淑美已有专著出版，并试图在教学中实施。
当然，在内地，死亡教育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目前学校对实施死亡教育尚持保留态度，还没有落实在具体的教学课程与活动之中。笔者认为，应尽快把死亡教育引进校园，目的是让青少年学生了解死意味着什么，并体会死给亲人带来的巨大悲痛，从而尊重和热爱生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当然，在实施死亡教育时要注意几个问题，正如我国学者郑小江认为：第一，一定要把握由“生”观“死”，又由“死”观“生”的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皆在“生”而非“死”，如此才能使死亡教育能被人们广泛地理解和接受；第二，要有生动感人的形式，死亡本身的恐怖性使适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成为必须，如引导学生讨论“轻生”的恶果，回忆、体验“吊唁场面”的悲痛；第三，要坚持完全开放的教学原则，把全人类的有关生死的观念、思想、传统和智能广泛地介绍给大家，让学生能全方位地、真正超脱地看待死亡。
存在主义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棵苇草，但却是一棵高贵的苇草，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亡。是啊，只有当人对死亡形成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才会对生命更加珍惜，以积极的态度努力成就自己的一生。总之，把死亡教育引进校园，让其在青少年学生中得到普及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听说夏洋昨天自杀了！”当办公室的黄老师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猛然一怔，一颗心迅速地沉了下去。黄老师庆幸地对我说：“还好，他已经毕业了，出了这事学校不要负责任，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我却感到很沉重：“我们真的没有责任吗？”我并不是夏洋的老师，但有一件事却让我对他的印象颇深。那次，学校学生宿舍失窃，在派出所前来排查时，夏洋被作为重点嫌疑人而被多次反复询问，因为他性格孤僻，而且总是独来独往，无法为自己找到不在场的证明人。记得有次问话时他在沉默了好久后，突然蹦出一句：“你们再问，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反正也就这么一回事。”当时我心里一动，怔了一下，他所在班的班主任却批评他态度不好，要他认真配合学校、派出所解决问题，他却从此犟着一句不回。后来，案子破了，确实不是夏洋干的。作为学校的政教主任，我本想找夏洋好好谈谈，了解一下他的心态，可临近毕业的学生太忙了，刚喊他过来没说上几句，他又要去上课了，时间一长，也就把这事淡忘了。可谁知，刚毕业不久，他就真的轻易地为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究竟他又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呢？我不知道，但我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也许当初我能坚持去了解他，开导他，也许如果我们能在平时的教育中渗透一些有关死亡方面的知识，让他能正确看待死亡，事情就不会发展如此，一条多么年轻的生命啊，就这么夭折了！
近几年来频繁见诸报端的青少年学生的自杀事件，让我们越来越感到在学生中普及死亡教育的迫切性。由于我国长期的家庭和教育的影响（对死亡话题的避讳），死亡变成了一道深奥的课题，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谈到死亡，人们就认为是一种不吉利，人们宁可改变话题，或者采用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如“永别”“走了”之类。在家庭中，父母认为跟孩子谈死亡问题过于沉重，他们尽力不让孩子们在家庭中目睹“死亡”，还尽力不对老人或病人谈到死的问题，主要是防止他们由于目睹死亡或听到死亡引起焦虑、不安和想入非非，殊不知这却使孩子对“死亡”产生神秘感、好奇心，甚至会给儿童一些关于死亡的不正确的信息，使他们一些人认为死是一件轻松的事。《半岛都市报》曾报道过这样一则消息：某学校老师在讲完课文《生命》后，要求每位学生为自己做一篇悼词：先假设自己死了，然后再用悼词的形式，追忆自己的一生。老师的初衷是让学生从此加深对生命的体验，感悟人生的不易和生命的珍贵，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可此举却立即遭到家长的强烈反对，认为学校教育不务正业，有违风俗，甚至国内还有不少媒体也借机竞相炒作。正因为死亡教育的长期缺失，使得许多青少年学生对死意味着什么缺乏最常识的了解和思考，他们许多人之所以自杀，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生命的宝贵，而是不知道也没想过死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人意味着什么？
据笔者所知，国外许多学校都开设有死亡教育的课程。有关“死亡学”（Thanatology）的研究，在美国约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也有所谓“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开始在学校中推行。在美国甚至在英国，死亡教育和悲伤资商（Grief Counseling）已愈见繁荣，目前，英国教育部拟订在学校开设“死亡课”，如在英国小学课堂上，殡葬行业的从业人员或护士对小学生谈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并让学生轮流通过角色替换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如父母因车祸身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英国教师认为，这门课程将帮助学生体验遭遇损失和生活方式突变时的复杂心情，学会在非常情况下对情绪的控制。在台湾，死亡教育也渐渐在中小学出现和普及，如高雄师范大学张淑美已有专著出版，并试图在教学中实施。
当然，在内地，死亡教育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目前学校对实施死亡教育尚持保留态度，还没有落实在具体的教学课程与活动之中。笔者认为，应尽快把死亡教育引进校园，目的是让青少年学生了解死意味着什么，并体会死给亲人带来的巨大悲痛，从而尊重和热爱生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当然，在实施死亡教育时要注意几个问题，正如我国学者郑小江认为：第一，一定要把握由“生”观“死”，又由“死”观“生”的原则，出发点和落脚点皆在“生”而非“死”，如此才能使死亡教育能被人们广泛地理解和接受；第二，要有生动感人的形式，死亡本身的恐怖性使适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成为必须，如引导学生讨论“轻生”的恶果，回忆、体验“吊唁场面”的悲痛；第三，要坚持完全开放的教学原则，把全人类的有关生死的观念、思想、传统和智能广泛地介绍给大家，让学生能全方位地、真正超脱地看待死亡。
存在主义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棵苇草，但却是一棵高贵的苇草，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亡。是啊，只有当人对死亡形成正确的认识的时候，才会对生命更加珍惜，以积极的态度努力成就自己的一生。总之，把死亡教育引进校园，让其在青少年学生中得到普及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