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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什么是“非法营运”，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各地的执法实践中，大多沿袭了以“有否取酬”作为标准，来划分“经营性运输”与“非经营性运输”。显然，这种划分标准已经不合时宜。
今年1月31日，安徽籍司机刘杰开车去安徽阜阳接父母过年，顺道捎4名工友回家。行至宁杭高速南京江宁段时，被当地运管执法人员“初步认定该车涉嫌非法营运”，还差点罚款5000元钱。当地交管部门表示，私家车载人，只要涉及金钱，就是“非法营运”。
对于什么是“非法营运”，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各地的执法实践中，大多沿袭了以“有否取酬”作为标准，来划分“经营性运输”与“非经营性运输”。
这一划分标准源于1986年发布的《公路运输管理暂行条例》，但是，2004年，该条例已经废止。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虽将是否发生金钱结算的划分原则删除了，但也并未规定运营与非运营的区别，国务院在2012年对此条例进行修订时，亦未解决非法营运的界定问题。
早在2011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交通委法制处副处长李子成就曾表示：“营运和非营运的界定问题等，需要一步步地探索。”
顺风车发起人王永告诉《民生周刊》记者，1月7日，在公安部交管局举办的交通座谈会上，他曾和交管局的一位领导沟通过非法营运的问题。该领导表示，以民众分摊出行成本为前提的顺风车，不属于非法营运。
但刘杰在2013年春节期间依然遭遇“非法营运”，着实让顺风车发起人王永很是气愤。法律对于“非法营运”界定的缺失，也再次引起两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3月4日，雷锋日前夕，《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两会代表和法律界人士，他们就“非法营运”的界定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关于民间机构的法律应该跟上
崔永元：既然春运是一个这么大的难题，何不让民间力量参与进来，大家都伸一把手，能解决一点就解决一点。要鼓励民间做好事做善事的热情，也要遵循一定的市场法则，一些商业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持续下去。
现在，民间的慈善机构越来越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应该跟上。比如在税收减免上，还有上级主管单位上，有一些硬的条条框框需要破除。我觉得，有的时候，地方政府对民间机构又恨又怕，总觉得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不健康的社会组织。其实政府应该有这份自信，我们有这个管理能力，同时也有这个服务能力。
没有利益就是合法的
谢 强：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怎样界定这个非法和不非法的问题。否则，它会成为顺风车发展的一道挡风墙。
我的建议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怎样才能使拼车合法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利益的问题。没有利益关系发生，就可以界定为“顺风车”。我想我会利用大会的时间，去约见国家交通部门的相关领导，尽快让拼车合法化。
要使法律有细化的条例出来，可能会很难。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参与顺风车的志愿者有强烈的爱心和奉献精神，有问题，法律需要改进，但需要一个过程。
尝试用法律规范拼车
谢子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释放正能量的时候，却遭遇非法营运的质疑。顺风车不仅能够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空气质量，符合节能减排的精神；也可以有效利用道路资源，减少交通拥堵，还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
一些地方错误地把拼车也视为一种非法营运行为，同时认为搭载顺风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还可能引发诸如法律赔偿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拼车就应该合法。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放到我的建议里面去，并向大会提交，从而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去完善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尽快达到拼车合法化的目的。
可以在一个地区进行试点，从法规上对拼车予以规范，将拼车和非法营运区分开来。同时，应出台相关的规定来明确拼车过程中车主和乘客之间承担的责任。另外，所有顺风车应该加进乘员险，让乘员拼车无后顾之忧。再者可以倡议“邻里合乘”，车主应明确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合乘者任何费用”。而合乘者则承诺“对合乘期间的人身安全自负其责，不得因合乘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向车主提出追责请求”。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督机制。
“非法营运”应该有更严谨的定义
岳屾山：非法营运的界定不明确是刘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2012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发起“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开始，我们就倡导所有顺风车主不要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包括直接收取人民币或者其他实物形式的报酬，即使收取感谢费用或者感谢物品，也容易被认为你并不具有公益行为。从而被认定为营运行为，即使你只收取了20元钱，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营运。
对于“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我并不担心，因为活动一直强调公益、免费、没有物质的交换。但其他“顺风车”因为没有“顺风车协议”，就很容易因为费用分担问题被执法人员“误解”成非法营运。
对是否是非法营运的理解，很多人认为就是收钱不收钱的问题。但关键是这个钱怎么收，非法营运和“顺风车”可能都有成本分摊行为，但一个是营利行为，一个是公益行为，二者应该很好区别。
但显然，“非法营运”必须应该有更科学严谨的定义，以增强查处非法营运的可操作性。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刘杰”被“非法营运”。
从执法程序来讲，所有执法机关在采取行政处罚的时候，都需要出示证据，他说你是“非法营运”就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举证责任在执法机构。否则执法机关就要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
今年1月31日，安徽籍司机刘杰开车去安徽阜阳接父母过年，顺道捎4名工友回家。行至宁杭高速南京江宁段时，被当地运管执法人员“初步认定该车涉嫌非法营运”，还差点罚款5000元钱。当地交管部门表示，私家车载人，只要涉及金钱，就是“非法营运”。
对于什么是“非法营运”，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各地的执法实践中，大多沿袭了以“有否取酬”作为标准，来划分“经营性运输”与“非经营性运输”。
这一划分标准源于1986年发布的《公路运输管理暂行条例》，但是，2004年，该条例已经废止。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虽将是否发生金钱结算的划分原则删除了，但也并未规定运营与非运营的区别，国务院在2012年对此条例进行修订时，亦未解决非法营运的界定问题。
早在2011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交通委法制处副处长李子成就曾表示：“营运和非营运的界定问题等，需要一步步地探索。”
顺风车发起人王永告诉《民生周刊》记者，1月7日，在公安部交管局举办的交通座谈会上，他曾和交管局的一位领导沟通过非法营运的问题。该领导表示，以民众分摊出行成本为前提的顺风车，不属于非法营运。
但刘杰在2013年春节期间依然遭遇“非法营运”，着实让顺风车发起人王永很是气愤。法律对于“非法营运”界定的缺失，也再次引起两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3月4日，雷锋日前夕，《民生周刊》记者采访了两会代表和法律界人士，他们就“非法营运”的界定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关于民间机构的法律应该跟上
崔永元：既然春运是一个这么大的难题，何不让民间力量参与进来，大家都伸一把手，能解决一点就解决一点。要鼓励民间做好事做善事的热情，也要遵循一定的市场法则，一些商业的游戏规则，这样才能持续下去。
现在，民间的慈善机构越来越多，相应的法规和制度应该跟上。比如在税收减免上，还有上级主管单位上，有一些硬的条条框框需要破除。我觉得，有的时候，地方政府对民间机构又恨又怕，总觉得它会发展成为一个不健康的社会组织。其实政府应该有这份自信，我们有这个管理能力，同时也有这个服务能力。
没有利益就是合法的
谢 强：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怎样界定这个非法和不非法的问题。否则，它会成为顺风车发展的一道挡风墙。
我的建议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怎样才能使拼车合法化。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利益的问题。没有利益关系发生，就可以界定为“顺风车”。我想我会利用大会的时间，去约见国家交通部门的相关领导，尽快让拼车合法化。
要使法律有细化的条例出来，可能会很难。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参与顺风车的志愿者有强烈的爱心和奉献精神，有问题，法律需要改进，但需要一个过程。
尝试用法律规范拼车
谢子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释放正能量的时候，却遭遇非法营运的质疑。顺风车不仅能够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空气质量，符合节能减排的精神；也可以有效利用道路资源，减少交通拥堵，还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
一些地方错误地把拼车也视为一种非法营运行为，同时认为搭载顺风车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还可能引发诸如法律赔偿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只要不以营利为目的，拼车就应该合法。
我会把大家的意见放到我的建议里面去，并向大会提交，从而促使相关职能部门去完善他们制定的法律法规，尽快达到拼车合法化的目的。
可以在一个地区进行试点，从法规上对拼车予以规范，将拼车和非法营运区分开来。同时，应出台相关的规定来明确拼车过程中车主和乘客之间承担的责任。另外，所有顺风车应该加进乘员险，让乘员拼车无后顾之忧。再者可以倡议“邻里合乘”，车主应明确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合乘者任何费用”。而合乘者则承诺“对合乘期间的人身安全自负其责，不得因合乘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向车主提出追责请求”。
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督机制。
“非法营运”应该有更严谨的定义
岳屾山：非法营运的界定不明确是刘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2012年春节期间第一次发起“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开始，我们就倡导所有顺风车主不要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包括直接收取人民币或者其他实物形式的报酬，即使收取感谢费用或者感谢物品，也容易被认为你并不具有公益行为。从而被认定为营运行为，即使你只收取了20元钱，也可能被认定为非法营运。
对于“春节回家顺风车”活动我并不担心，因为活动一直强调公益、免费、没有物质的交换。但其他“顺风车”因为没有“顺风车协议”，就很容易因为费用分担问题被执法人员“误解”成非法营运。
对是否是非法营运的理解，很多人认为就是收钱不收钱的问题。但关键是这个钱怎么收，非法营运和“顺风车”可能都有成本分摊行为，但一个是营利行为，一个是公益行为，二者应该很好区别。
但显然，“非法营运”必须应该有更科学严谨的定义，以增强查处非法营运的可操作性。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刘杰”被“非法营运”。
从执法程序来讲，所有执法机关在采取行政处罚的时候，都需要出示证据，他说你是“非法营运”就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举证责任在执法机构。否则执法机关就要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