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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名著《蟹工船》在日本掀起热潮,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而就在其作者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特高课虐杀的同一年,即一九三三年,一名女性歌手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她就是渡边滨子。她的音乐活动始于十五年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初期,一直到其结束,都与这场战争及其中相关联的各种人物分不开。
日本惩治“大逆事件”,实施“吞并韩国”战略的一九一○年,渡边滨子降生,今年恰好是她诞辰一百周年。滨子(原名“加藤滨子”)这个名字来源于其出生地横滨。去年是横滨开港一百五十周年,而滨子所上的学校,是开港后第二年来日本传教的浸礼教美国传教士布朗创办的。而与再一次来到日本的布朗一同来日的女传教士基德所创办的现在的菲利斯女子大学,今年建校一百四十周年。横滨的很多学校和建筑设施都有着同样的历史经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滨子恰好出生在日本从幕末“开港”到“近代化”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场所之中。
滨子从搜真女校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九二九年刚刚成立的武藏野音乐学校学习。一九三○年入学的滨子是建校后的第二届学生,她最初的理想不是流行歌手,而是从事古典音乐活动的歌剧演唱家。然而,随着关东大地震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一九二七年日本波利多、日本维克多,一九二八年日本哥伦比亚等一批与外资合作的唱片公司相继创立,流行歌曲通过那时开始的收音机广播等新兴媒体在大众中迅速普及,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滨子的命运。
一九三三年,滨子以优异的成绩从武藏野音乐学校毕业,成为维克多公司的一名专属歌手,同年七月,被选中在日比谷公会堂上出演流行歌剧(相当于现在的流行音乐)的主角,受到广泛好评。紧接着,滨子录制了她作为唱片歌手的第一首歌曲,歌曲名为《士兵的妻子》。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九三二年“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爆发、“满洲国”建国,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开始一步步走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最终这首歌曲未能发售,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这样一首歌曲作为录制的第一首曲子,可以说有某种象征意味。
一九三五年,滨子辞去教职,专心从事歌手活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同年十二月录制的歌曲《别忘了啊》有关。
《别忘了啊》(最上洋作词 细田义胜作曲)
镜若映月/你那让人爱恋的模样/每夜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昼如幻影夜如梦/只有你/让我情不能已/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风若有情/我要将炽热的思念/传递到远方的你心中/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梦若如烟般消逝/我那思念的爱恋之火/为何消逝了,不见了/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由于该曲曾几度遭到“禁令”,在对歌题和歌词进行修改后,一九三六年七月滨子又将该曲重新录制。根据一九三四年的《出版法修正案》,唱片审查制度实施,开始了对唱片本身的严格管理,而在此之前只适用于审查歌词的《出版法》和只适用于审查唱片演奏的《治安警察法》在管理上则比较温和。因此,根据流行歌曲唱片审查的制度,内务省以“犹如妇女的娇态般的官能演唱”为由,禁止该曲的唱片发售和舞台演出。
这一年滨子与维克多公司解约,并于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加入哥伦比亚公司。
尽管演出和发售唱片遭到禁止,在《别忘了啊》大受欢迎之后,出现了很多仿效该曲,以“软弱”、“情欲”为主题的流行歌曲。为了对抗这种局面,以军部为中心,以广播局为主导,开始加强了对传统新歌谣曲《国民歌谣》的内容改造,并试图加入军国主义、国策等方面的内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广播播送了《爱国进行曲》。但该曲并非由当时的广播局制作,而是由内阁情报部选定播送,由各大唱片公司竞争创作发售的。
在这过程中,滨子于同年十月在JOBK(NHK大阪广播台)演唱了歌曲《爱国之花》(福田正夫作词,古关裕而作曲)。讽刺的是,以净化流行歌曲为目的被统一管理的《国民歌谣》之《爱国之花》,是渡边转入哥伦比亚公司以后的第一首畅销歌曲。
《爱国之花》(福田正夫作词 古关裕而作曲)
以崇高洁白的富士山/作为心灵的强大后盾/为国家效命的女子们/是光荣的皇室山樱花/馨香盛开的国之花
追随在勇士后面英勇地/保卫家国的/温柔母亲和妻子/是那火红燃烧的 红樱/美丽馨香的国之花
象征着威严的菊花/香气四溢 日本的/女子们拼死战斗/是那盛开的美丽/光荣馨香的国之花
由于歌曲大受欢迎,一九四二年,由木暮实千代、佐野周二主演,松林公司制作,该歌曲被改编拍成电影。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非常喜爱这首歌,还亲自用印度尼西亚语为该曲填写了歌词,歌名为《bunga sakura》(樱之花)。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皇太子明仁亲王和美智子夫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欢迎仪式上,一群年轻人一起演唱了这首歌曲。
战争时期,渡边滨子积极从事战地慰问的工作。她在亚洲地区的第一次战地慰问是参加一九三八年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皇军慰问团”,第二次则是受台湾台南州知事邀请到广东、海南岛慰问。
一九三八年第一次战地慰问回国以后,滨子录制了歌曲《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西条八十作词 竹冈信幸作曲 网络译文)
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哟/那港湾的灯光, 紫色的夜晚/那梦中的船儿, 摇呀摇荡,/啊, 忘不了那胡琴的弦音/支那之夜, 梦一样的夜
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哟/那窗前的柳儿, 摇呀摇曳/红色的鸟笼, 支那的姑娘,/啊, 忘不了那可爱的容颜/支那之夜, 梦一样的夜
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哟/那等待郎的夜晚, 那栏杆外的细雨/花落, 红散了/啊, 永别了, 那忘不了的/支那之夜, 梦一样的夜
该曲于同年十二月发售,一开始完全没有销路。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渐渐打开了销路,一年后在前线的官兵中也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由于热销,一九四○年该曲被改编拍摄成电影《支那之夜》作为“国策电影”发行,由当时的东宝电影(现在的东宝)和中华电影公司合作制作,公开宣称为“日华亲善电影”。影片是由东宝当家影星长谷川一夫和“满映”(伪满洲映画协会)当家影星李香兰共同主演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之誓》)的第二部。
故事以上海为舞台,讲述的是日本货船船员长谷哲夫(长谷川一夫扮演)救助中国女孩桂兰(李香兰扮演),两人之间萌生爱恋之情的故事。剧中有一段场景,长谷打了桂兰一巴掌,桂兰却由此深深地爱上了长谷。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屈辱的。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本国影星会出演敌国日本的电影。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支那”这个称呼,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改称为了《上海之夜》。该电影的外景拍摄受到了海军炮艇队的协助。电影的主题曲则是《苏州夜曲》(战后日本曾将影片再剪辑,把有争议的镜头删去,以《苏州夜曲》为名上映)。
《苏州夜曲》(西条八十作词 服部良一作曲)
投君怀抱里/船歌似梦 鸟啼婉转/水乡苏州 花落春去/杨柳依依 缠绵悱恻
落花流水去/明日飘何处/双影映今宵/与君永长留
君为折桃花/含羞头上插/朦胧月噙泪/钟鸣寒山寺
渡边还演唱了中国歌曲《何日君再来》(长田恒雄译词),唱片于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发售。一九四一年,滨子被报纸上刊登的台湾原住民少女莎鸯为帮助赶赴前线的日籍老师搬运行李而不慎溺水失踪的报道所感动,向台湾总督府强烈建议将该报道改编为歌曲,而由此录制发行的《莎鸯之钟》一曲也受到了好评。就这样,从一九四○到一九四一年,滨子带着她广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积极地出入日本、殖民地和战地。她录制的歌曲在一九四○年有十六首,一九四一年更是多达二十七首。除了自身的主观热情,滨子可以说是一位与“亚洲侵略”、“战争”一起,赢得人气的歌手。
一九四四年六月,陆军报道部下达了征用随军慰问的军事命令。关于此次慰问,中田整一在《蒙廷卢帕的夜深了——气节之女·渡边滨子的一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二○○四年)中,这样写道:
陆军为什么会选中女性身份的渡边滨子担任中国战场的随军慰问呢?而且破格任命她为奏任官、享受校官级别(担任少校)的特殊待遇,职务身份是随军记者。这些只要阅读滨子当时的日记,就能大致清楚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了。
一切都在她的热销单曲《支那之夜》之中,之后是《何日君再来》,然后是《苏州夜曲》。当战局处于不利形势时,以一系列中国大陆事物为创作题材的当红歌手,对于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和日本士兵来说是极好的慰问和鼓励。而分配在各队中的帝国陆军随军慰问团的成员共有十五人。
堀内敬三(音乐评论家)、仁木他喜雄(作曲编曲家)、高野三三男(画家)、佐伯孝夫(作词家)、原贤次(漫画家)、石黑敬七(柔道教师)、伊藤永之介(作家)、高见顺(作家)、里村欣三(作家)、柴田贤次郎(作家)、百田宗治(作家)、服部良一(作曲家)、渡边滨子(歌手)、服部富子(歌手)、小川原(画家)。
一行人中,服部良一是《苏州夜曲》的作曲人,他的妹妹服部富子是一位美女歌手,歌声甜美,曾以一曲《满洲女》初露歌坛,还在电影《支那之夜》中出演二号人物三浦俊子。另外,木他喜雄是《何日君再来》的编曲人。
随军慰问团里云集了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表演艺术界人士和作家,且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大众文化。从这份名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临近战败时,有多少日本“文化”人被动员参加了“战争”。这次的“慰问”从朝鲜、满洲到北京、南京、武汉、上海,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于十一月中旬经由北京、釜山回到日本。原本预定在上海之后还要访问广东,但从当时的战况来看,广东对日本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
之后,滨子应北京文化协会的邀请,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只身来到北京,在天津迎接日本战败。滨子此次的中国之旅,背后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然而经过战败在俘虏收容所一年左右的生活,等到她再次回国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了。据说在这期间,她还为日本俘虏演唱歌曲。
回国后的滨子最初专心致力于日军伤病员的慰问工作。从一九四六年相模原陆军医院的慰问开始,滨子对伤病员的影响,是和日比谷公会堂的公益音乐会相关联的。滨子的慰问活动也面向关押在巢鸭监狱的战犯。据滨子自传记载,她在巢鸭的首场公演是在一九四八年左右,而据前面提到的中田整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大概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左右。但事实是在这之前,滨子对战犯们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滨子在日本战败后所从事的这些活动,虽然未必是企图达到什么政治效果,但对于当时朝鲜战争即将开战的政治局势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五○年,滨子加入了日本人艺能使节团,和小呗胜太郎、三味线庆子等人一起,在美国各地巡回公演,而滨子之所以能参加这次公演,也与上述的那些活动不无关系。此次公演在日本移民中大获好评,而对滨子来说,也是一次为在美国去世的祖父扫墓的机会。回国后,滨子又重新加盟老东家维克多,推出了后来成为其代表作的《桑港的华人街》。
《桑港的华人街》(佐伯孝夫作词 佐佐木俊一作曲)
桑港(旧金山)的华人街 被夜雾淋湿/窗前柳下 在等待谁/哭泣 哭泣/泪眼蒙 花雾笼街/华人街的爱之夜
桑港的华人街 离愁忧人/乱发泪颜 翡翠瓶啊/忘了吗忘了吗/兰麝之香温柔梦乡/华人街的爱之夜
桑港的华人街黄金门湾/与君离别 白帆远航/让人怀念啊怀念/故乡的梦啊 月色温柔 山丘起伏/华人街的爱之夜
这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根据美国的战争政策,日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设立警察预备队重整军备,另一方面,作为亚洲反共战略的一部分,日本除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之外,还积极推动实现美军实际占领的旧安保条约的缔结。在这过程中,为巢鸭监狱举办的艺人慰问活动也开始获得广泛认同。
一九五二年一月,滨子在巢鸭监狱见到了菲律宾众议院议员皮奥·杜兰。杜兰曾任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每次来日本的时候都常常要为关押在蒙廷卢帕(Muntinlupa)的战犯们传递家信和日本食品。此时,滨子第一次得知关于蒙廷卢帕收容所的事情。如果要讨论菲律宾的日本战犯问题,就必须了解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史中菲律宾战争的位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日军就对菲律宾发起了进攻,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菲律宾全境。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但战争中日军虐待俘虏、对占领下的菲律宾的各种暴虐行为以及战争末期欠斟酌的作战行动等种种历史真相是必须搞清楚的。
战争结束时,菲律宾有十四万日本人俘虏,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只剩下了大约五百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移交到蒙廷卢帕监狱的俘虏大约有一百五十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东京审判”处死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日本国内对战犯问题的处理基本上结束,蒙廷卢帕的战犯问题并没有引起日本国民的关注。
从今天来看,蒙廷卢帕的战犯审判在形式上有不完备的地方,直接的事实就是以“冤枉罪”判处死刑的重罪判决不在少数。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菲律宾人对战争中日军的残暴行为心怀仇恨。但是据说由于一九五○年没有执行死刑,所以监狱内的气氛还是比较稳定的。而到了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没有任何预兆,十四人被处以死刑。
这里的背景是,在缔结《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前,关于战后补偿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停滞状态。新井惠美子在《蒙廷卢帕的夜深了——营救BC级战犯歌曲的创作人》(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中这样写道:
基里诺总统本人深受日军侵略之苦,妻子也被日军杀害,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回忆。当然不能说基里诺总统与战犯之间有个人恩怨,但总有一些无法释怀的仇恨。
在政治方面,执行死刑可以得到国民的支持。菲律宾人对日军的仇恨,完全可以达到那个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没有恢复邦交,而恢复邦交则需要支付八十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的两兆七千八百亿日元)的赔偿金。
当时贫穷的日本无力支付。谈判一直在拖延。菲律宾政界内两个政党也有分歧,国民党的领袖对日本的态度表示愤怒。他非常生气地说:“解决赔偿损失的问题,日本方面不来菲律宾,反而要求我们去日本。”
情况持续恶化。这时候,蒙廷卢帕还有一部分不幸的士兵。一百五十位战犯的性命成了政治谈判的砝码。这其中有威胁的意思,同时也是在催促日菲谈判的进行。
面对持续不断的死刑处决,在蒙廷卢帕担任教诲师的加贺尾秀忍感到了危机感,一方面发动日本媒体报道此事,一方面则鼓励关押的战犯们自己作词作曲。在加贺尾的鼓励下,由战犯代田银太郎作词、共同在押的伊藤正康作曲,完成了歌曲的创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由代田和伊藤创作的《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在监狱集会处得以发表。
菲律宾虽然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上签了字,却没有批准条约。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菲律宾议员的推动下,《朝日新闻》刊载了记者丰撰写的新闻报道《访菲律宾战犯收容所》,同一天,NHK也在广播中播放了被关押战犯的录音,而滨子在这之前数日就已经从杜兰议员那里听说了有关蒙廷卢帕的事情。
从二月份开始,滨子给蒙廷卢帕的加贺尾写信,也收到了加贺尾的回信,自那以后,两人开始经常通信。六月,滨子在加贺尾的回信中发现了一张乐谱。这首《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被录制成了唱片并在广播中播放,国民由此知晓了菲律宾战犯的问题,掀起了要求归还战犯的运动。
《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
蒙廷卢帕的夜深了/难抑思乡情/强忍思乡泪/朦胧月影下/慈母梦中会
燕虽再归来/爱子何时归/母心一意/向南飞/悲伤布谷鸟
蒙廷卢帕的天亮了/心中的太阳升起来了/拥在怀里 今天仍要/坚强地活下去 不能屈服/直到踏上日本的国土
该曲发行量超过二十万张,而丰撰写的《蒙廷卢帕菲律宾岛囚犯记录》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年十月,《蒙廷卢帕的夜深了》被拍摄成电影《蒙廷卢帕》在日本公映,电影由重宗专业制作,新东宝发行。该事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圣诞节达到了最高潮,当日,滨子访问了蒙廷卢帕监狱并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由于当时菲律宾尚未与日本建立邦交,滨子只好在东京—马尼拉—香港—东京之间周游,在二十四日总算到了菲律宾。在唱到曾经的热门歌曲时,滨子和演唱会上的全体观众一起唱起了《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
次年,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基里诺总统决定“全部释放关押的日本死囚犯和无期囚犯。将死囚犯减刑为无期,并解送至日本巢鸭”。做如此决定,其中有各种理由,而最大的理由是,由于战犯牌是改善与日本关系的王牌,致力于改善菲日关系的基里诺,便将此牌送给美国,作为构筑美菲军事同盟的礼物。不难想象,这其中有日、美、菲三国间微妙政治利害关系的调整。然而,不管怎样,同年七月二十二日,被释放的战犯们回到了日本。这一天的《朝日新闻》晚报的报道是《今晨,蒙廷卢帕十七具遗骨和百十人回到了眷恋的祖国》,NHK广播则播送了“蒙廷卢帕人们归来,抵达横滨实况录音”。
日本经济规划厅一九五六年七月在《经济白皮书》中写道:“已经不是战犯。”同年五月,支付期限二十年、赔偿总额一千九百八十亿日元的日菲赔偿协定签署,同时还缔结了九百亿日元的民间长期开发借款协定,两国间长期以来的赔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不能否认,《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作为直接诱因是推动“冤枉罪”战犯释放运动的一大推动力。但是,这里还有几个大的问题必须重新讨论。
首先是为什么会产生“战犯”这个问题。作为单个事件虽然有一些人是“冤枉罪”,但在太平洋战争开战的同时发动军事进攻,并在占领期间实施残酷政策的日本军人的责任, 以及这些军人的领导者也被免罪的事实,在这里却被忽视了。如果要说蒙廷卢帕的战犯们很悲惨,揭露导致这种悲惨事态的“历史”真实,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责任,是谁都无法逃避的。
然而,无论是滨子还是战犯当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去反省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行动,很值得怀疑。
据说在蒙廷卢帕监狱圣诞音乐会的最后,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杜兰建议战犯们一起唱《君之代》,大家都很感动,正襟而坐唱起了《君之代》。让这时的战犯们去认识《君之代》的历史性可能是太苛刻了。但为《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作曲的伊藤正康,在战后成为自卫队的干部,最后当上了富士学校的校长。渡边滨子也在“警察友会”和“自卫队友会”任职,并和由伊藤任会长的“蒙廷卢帕会”保持着长久的亲密关系。滨子曾说:“啊哈哈,说什么‘右翼’,不是那样的呀,是强烈的正义感哦。因此,这样想就这样做了。这就是我强烈的爱国心。”(读卖新闻社文化部编:《歌与歌手 命运之剧一二○》上,现代教养文库一九九七年版)如果这是真心话,我们不得不哑然于其历史认识的浅薄。
作为对国民有很大影响力的大众艺人,无论具有怎样的才能和人气,要求她反省自己当时对权力无意识的作为的历史责任,不免有些苛刻。假使后退一百步,即便认可滨子和加贺尾秀忍共同安慰和鼓励“战争中受苦人们”的热情和努力,以及认可为释放战犯多方帮忙的复原局事务官植木信良的诚意和努力,滨子在大众中的人气被利用来进行舆论动员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些推动滨子歌曲走红背后的国际政治策略以及当事人推卸责任的历史事实,至少在战犯释放运动的表面上被抹去了。这并不仅仅是渡边滨子一个艺人的问题。说到战争,侵略的一方是没有什么真正被“冤枉”的人的。渡边滨子也好,蒙廷卢帕的战犯们也好,或是迎接战犯们的“日本国民”也好,都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这件事,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日本在播放一些美化蒙廷卢帕战犯历史的电视剧。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富士电视系列播放的《战场的旋律》(药师弘子主演),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讲述滨子的一生与战犯们的关系。该剧虽然也使用了本文提到的大多数资料和文献,并也以应该努力避免悲惨战争再度发生为前提,但大体上是站在对当时人们营救战犯的努力和行为表示赞赏的立场来讲述的。
可以说,生活在“昭和”大众文化中的人气流行歌手渡边滨子的一生和她的音乐活动,象征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史“亚洲”中“日本”和“日本人”的位置。即便在滨子诞辰一百周年的今天,不论她在打动大众内心方面具有怎样大的影响力,怀念和赞美这样的女性,就表明还有许多“日本人”不能正视自己在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中的当事者和加害者的责任,不能从这种浅薄的历史认识中走出来。
(翻译:崔琦)
日本惩治“大逆事件”,实施“吞并韩国”战略的一九一○年,渡边滨子降生,今年恰好是她诞辰一百周年。滨子(原名“加藤滨子”)这个名字来源于其出生地横滨。去年是横滨开港一百五十周年,而滨子所上的学校,是开港后第二年来日本传教的浸礼教美国传教士布朗创办的。而与再一次来到日本的布朗一同来日的女传教士基德所创办的现在的菲利斯女子大学,今年建校一百四十周年。横滨的很多学校和建筑设施都有着同样的历史经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滨子恰好出生在日本从幕末“开港”到“近代化”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场所之中。
滨子从搜真女校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九二九年刚刚成立的武藏野音乐学校学习。一九三○年入学的滨子是建校后的第二届学生,她最初的理想不是流行歌手,而是从事古典音乐活动的歌剧演唱家。然而,随着关东大地震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一九二七年日本波利多、日本维克多,一九二八年日本哥伦比亚等一批与外资合作的唱片公司相继创立,流行歌曲通过那时开始的收音机广播等新兴媒体在大众中迅速普及,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滨子的命运。
一九三三年,滨子以优异的成绩从武藏野音乐学校毕业,成为维克多公司的一名专属歌手,同年七月,被选中在日比谷公会堂上出演流行歌剧(相当于现在的流行音乐)的主角,受到广泛好评。紧接着,滨子录制了她作为唱片歌手的第一首歌曲,歌曲名为《士兵的妻子》。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一九三二年“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爆发、“满洲国”建国,一九三三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开始一步步走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虽然最终这首歌曲未能发售,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这样一首歌曲作为录制的第一首曲子,可以说有某种象征意味。
一九三五年,滨子辞去教职,专心从事歌手活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与同年十二月录制的歌曲《别忘了啊》有关。
《别忘了啊》(最上洋作词 细田义胜作曲)
镜若映月/你那让人爱恋的模样/每夜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昼如幻影夜如梦/只有你/让我情不能已/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风若有情/我要将炽热的思念/传递到远方的你心中/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梦若如烟般消逝/我那思念的爱恋之火/为何消逝了,不见了/我这样的一个人/啊,别忘了呀,别忘了啊
由于该曲曾几度遭到“禁令”,在对歌题和歌词进行修改后,一九三六年七月滨子又将该曲重新录制。根据一九三四年的《出版法修正案》,唱片审查制度实施,开始了对唱片本身的严格管理,而在此之前只适用于审查歌词的《出版法》和只适用于审查唱片演奏的《治安警察法》在管理上则比较温和。因此,根据流行歌曲唱片审查的制度,内务省以“犹如妇女的娇态般的官能演唱”为由,禁止该曲的唱片发售和舞台演出。
这一年滨子与维克多公司解约,并于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加入哥伦比亚公司。
尽管演出和发售唱片遭到禁止,在《别忘了啊》大受欢迎之后,出现了很多仿效该曲,以“软弱”、“情欲”为主题的流行歌曲。为了对抗这种局面,以军部为中心,以广播局为主导,开始加强了对传统新歌谣曲《国民歌谣》的内容改造,并试图加入军国主义、国策等方面的内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广播播送了《爱国进行曲》。但该曲并非由当时的广播局制作,而是由内阁情报部选定播送,由各大唱片公司竞争创作发售的。
在这过程中,滨子于同年十月在JOBK(NHK大阪广播台)演唱了歌曲《爱国之花》(福田正夫作词,古关裕而作曲)。讽刺的是,以净化流行歌曲为目的被统一管理的《国民歌谣》之《爱国之花》,是渡边转入哥伦比亚公司以后的第一首畅销歌曲。
《爱国之花》(福田正夫作词 古关裕而作曲)
以崇高洁白的富士山/作为心灵的强大后盾/为国家效命的女子们/是光荣的皇室山樱花/馨香盛开的国之花
追随在勇士后面英勇地/保卫家国的/温柔母亲和妻子/是那火红燃烧的 红樱/美丽馨香的国之花
象征着威严的菊花/香气四溢 日本的/女子们拼死战斗/是那盛开的美丽/光荣馨香的国之花
由于歌曲大受欢迎,一九四二年,由木暮实千代、佐野周二主演,松林公司制作,该歌曲被改编拍成电影。
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非常喜爱这首歌,还亲自用印度尼西亚语为该曲填写了歌词,歌名为《bunga sakura》(樱之花)。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皇太子明仁亲王和美智子夫妇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欢迎仪式上,一群年轻人一起演唱了这首歌曲。
战争时期,渡边滨子积极从事战地慰问的工作。她在亚洲地区的第一次战地慰问是参加一九三八年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皇军慰问团”,第二次则是受台湾台南州知事邀请到广东、海南岛慰问。
一九三八年第一次战地慰问回国以后,滨子录制了歌曲《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西条八十作词 竹冈信幸作曲 网络译文)
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哟/那港湾的灯光, 紫色的夜晚/那梦中的船儿, 摇呀摇荡,/啊, 忘不了那胡琴的弦音/支那之夜, 梦一样的夜
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哟/那窗前的柳儿, 摇呀摇曳/红色的鸟笼, 支那的姑娘,/啊, 忘不了那可爱的容颜/支那之夜, 梦一样的夜
支那之夜, 支那之夜哟/那等待郎的夜晚, 那栏杆外的细雨/花落, 红散了/啊, 永别了, 那忘不了的/支那之夜, 梦一样的夜
该曲于同年十二月发售,一开始完全没有销路。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渐渐打开了销路,一年后在前线的官兵中也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由于热销,一九四○年该曲被改编拍摄成电影《支那之夜》作为“国策电影”发行,由当时的东宝电影(现在的东宝)和中华电影公司合作制作,公开宣称为“日华亲善电影”。影片是由东宝当家影星长谷川一夫和“满映”(伪满洲映画协会)当家影星李香兰共同主演的“大陆三部曲”(《白兰之歌》、《支那之夜》、《热砂之誓》)的第二部。
故事以上海为舞台,讲述的是日本货船船员长谷哲夫(长谷川一夫扮演)救助中国女孩桂兰(李香兰扮演),两人之间萌生爱恋之情的故事。剧中有一段场景,长谷打了桂兰一巴掌,桂兰却由此深深地爱上了长谷。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屈辱的。很多中国人都不相信本国影星会出演敌国日本的电影。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支那”这个称呼,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候改称为了《上海之夜》。该电影的外景拍摄受到了海军炮艇队的协助。电影的主题曲则是《苏州夜曲》(战后日本曾将影片再剪辑,把有争议的镜头删去,以《苏州夜曲》为名上映)。
《苏州夜曲》(西条八十作词 服部良一作曲)
投君怀抱里/船歌似梦 鸟啼婉转/水乡苏州 花落春去/杨柳依依 缠绵悱恻
落花流水去/明日飘何处/双影映今宵/与君永长留
君为折桃花/含羞头上插/朦胧月噙泪/钟鸣寒山寺
渡边还演唱了中国歌曲《何日君再来》(长田恒雄译词),唱片于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发售。一九四一年,滨子被报纸上刊登的台湾原住民少女莎鸯为帮助赶赴前线的日籍老师搬运行李而不慎溺水失踪的报道所感动,向台湾总督府强烈建议将该报道改编为歌曲,而由此录制发行的《莎鸯之钟》一曲也受到了好评。就这样,从一九四○到一九四一年,滨子带着她广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积极地出入日本、殖民地和战地。她录制的歌曲在一九四○年有十六首,一九四一年更是多达二十七首。除了自身的主观热情,滨子可以说是一位与“亚洲侵略”、“战争”一起,赢得人气的歌手。
一九四四年六月,陆军报道部下达了征用随军慰问的军事命令。关于此次慰问,中田整一在《蒙廷卢帕的夜深了——气节之女·渡边滨子的一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二○○四年)中,这样写道:
陆军为什么会选中女性身份的渡边滨子担任中国战场的随军慰问呢?而且破格任命她为奏任官、享受校官级别(担任少校)的特殊待遇,职务身份是随军记者。这些只要阅读滨子当时的日记,就能大致清楚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了。
一切都在她的热销单曲《支那之夜》之中,之后是《何日君再来》,然后是《苏州夜曲》。当战局处于不利形势时,以一系列中国大陆事物为创作题材的当红歌手,对于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和日本士兵来说是极好的慰问和鼓励。而分配在各队中的帝国陆军随军慰问团的成员共有十五人。
堀内敬三(音乐评论家)、仁木他喜雄(作曲编曲家)、高野三三男(画家)、佐伯孝夫(作词家)、原贤次(漫画家)、石黑敬七(柔道教师)、伊藤永之介(作家)、高见顺(作家)、里村欣三(作家)、柴田贤次郎(作家)、百田宗治(作家)、服部良一(作曲家)、渡边滨子(歌手)、服部富子(歌手)、小川原(画家)。
一行人中,服部良一是《苏州夜曲》的作曲人,他的妹妹服部富子是一位美女歌手,歌声甜美,曾以一曲《满洲女》初露歌坛,还在电影《支那之夜》中出演二号人物三浦俊子。另外,木他喜雄是《何日君再来》的编曲人。
随军慰问团里云集了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表演艺术界人士和作家,且不论是高雅文化还是大众文化。从这份名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临近战败时,有多少日本“文化”人被动员参加了“战争”。这次的“慰问”从朝鲜、满洲到北京、南京、武汉、上海,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于十一月中旬经由北京、釜山回到日本。原本预定在上海之后还要访问广东,但从当时的战况来看,广东对日本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
之后,滨子应北京文化协会的邀请,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只身来到北京,在天津迎接日本战败。滨子此次的中国之旅,背后固然有其个人的原因,然而经过战败在俘虏收容所一年左右的生活,等到她再次回国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了。据说在这期间,她还为日本俘虏演唱歌曲。
回国后的滨子最初专心致力于日军伤病员的慰问工作。从一九四六年相模原陆军医院的慰问开始,滨子对伤病员的影响,是和日比谷公会堂的公益音乐会相关联的。滨子的慰问活动也面向关押在巢鸭监狱的战犯。据滨子自传记载,她在巢鸭的首场公演是在一九四八年左右,而据前面提到的中田整一书中的资料显示,大概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左右。但事实是在这之前,滨子对战犯们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滨子在日本战败后所从事的这些活动,虽然未必是企图达到什么政治效果,但对于当时朝鲜战争即将开战的政治局势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一九五○年,滨子加入了日本人艺能使节团,和小呗胜太郎、三味线庆子等人一起,在美国各地巡回公演,而滨子之所以能参加这次公演,也与上述的那些活动不无关系。此次公演在日本移民中大获好评,而对滨子来说,也是一次为在美国去世的祖父扫墓的机会。回国后,滨子又重新加盟老东家维克多,推出了后来成为其代表作的《桑港的华人街》。
《桑港的华人街》(佐伯孝夫作词 佐佐木俊一作曲)
桑港(旧金山)的华人街 被夜雾淋湿/窗前柳下 在等待谁/哭泣 哭泣/泪眼蒙 花雾笼街/华人街的爱之夜
桑港的华人街 离愁忧人/乱发泪颜 翡翠瓶啊/忘了吗忘了吗/兰麝之香温柔梦乡/华人街的爱之夜
桑港的华人街黄金门湾/与君离别 白帆远航/让人怀念啊怀念/故乡的梦啊 月色温柔 山丘起伏/华人街的爱之夜
这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根据美国的战争政策,日本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设立警察预备队重整军备,另一方面,作为亚洲反共战略的一部分,日本除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之外,还积极推动实现美军实际占领的旧安保条约的缔结。在这过程中,为巢鸭监狱举办的艺人慰问活动也开始获得广泛认同。
一九五二年一月,滨子在巢鸭监狱见到了菲律宾众议院议员皮奥·杜兰。杜兰曾任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每次来日本的时候都常常要为关押在蒙廷卢帕(Muntinlupa)的战犯们传递家信和日本食品。此时,滨子第一次得知关于蒙廷卢帕收容所的事情。如果要讨论菲律宾的日本战犯问题,就必须了解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史中菲律宾战争的位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开战后不久,日军就对菲律宾发起了进攻,在大约半年的时间内占领了菲律宾全境。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但战争中日军虐待俘虏、对占领下的菲律宾的各种暴虐行为以及战争末期欠斟酌的作战行动等种种历史真相是必须搞清楚的。
战争结束时,菲律宾有十四万日本人俘虏,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只剩下了大约五百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移交到蒙廷卢帕监狱的俘虏大约有一百五十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东京审判”处死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日本国内对战犯问题的处理基本上结束,蒙廷卢帕的战犯问题并没有引起日本国民的关注。
从今天来看,蒙廷卢帕的战犯审判在形式上有不完备的地方,直接的事实就是以“冤枉罪”判处死刑的重罪判决不在少数。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菲律宾人对战争中日军的残暴行为心怀仇恨。但是据说由于一九五○年没有执行死刑,所以监狱内的气氛还是比较稳定的。而到了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没有任何预兆,十四人被处以死刑。
这里的背景是,在缔结《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前,关于战后补偿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停滞状态。新井惠美子在《蒙廷卢帕的夜深了——营救BC级战犯歌曲的创作人》(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中这样写道:
基里诺总统本人深受日军侵略之苦,妻子也被日军杀害,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痛回忆。当然不能说基里诺总统与战犯之间有个人恩怨,但总有一些无法释怀的仇恨。
在政治方面,执行死刑可以得到国民的支持。菲律宾人对日军的仇恨,完全可以达到那个程度。
另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没有恢复邦交,而恢复邦交则需要支付八十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的两兆七千八百亿日元)的赔偿金。
当时贫穷的日本无力支付。谈判一直在拖延。菲律宾政界内两个政党也有分歧,国民党的领袖对日本的态度表示愤怒。他非常生气地说:“解决赔偿损失的问题,日本方面不来菲律宾,反而要求我们去日本。”
情况持续恶化。这时候,蒙廷卢帕还有一部分不幸的士兵。一百五十位战犯的性命成了政治谈判的砝码。这其中有威胁的意思,同时也是在催促日菲谈判的进行。
面对持续不断的死刑处决,在蒙廷卢帕担任教诲师的加贺尾秀忍感到了危机感,一方面发动日本媒体报道此事,一方面则鼓励关押的战犯们自己作词作曲。在加贺尾的鼓励下,由战犯代田银太郎作词、共同在押的伊藤正康作曲,完成了歌曲的创作。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由代田和伊藤创作的《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在监狱集会处得以发表。
菲律宾虽然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上签了字,却没有批准条约。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菲律宾议员的推动下,《朝日新闻》刊载了记者丰撰写的新闻报道《访菲律宾战犯收容所》,同一天,NHK也在广播中播放了被关押战犯的录音,而滨子在这之前数日就已经从杜兰议员那里听说了有关蒙廷卢帕的事情。
从二月份开始,滨子给蒙廷卢帕的加贺尾写信,也收到了加贺尾的回信,自那以后,两人开始经常通信。六月,滨子在加贺尾的回信中发现了一张乐谱。这首《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被录制成了唱片并在广播中播放,国民由此知晓了菲律宾战犯的问题,掀起了要求归还战犯的运动。
《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
蒙廷卢帕的夜深了/难抑思乡情/强忍思乡泪/朦胧月影下/慈母梦中会
燕虽再归来/爱子何时归/母心一意/向南飞/悲伤布谷鸟
蒙廷卢帕的天亮了/心中的太阳升起来了/拥在怀里 今天仍要/坚强地活下去 不能屈服/直到踏上日本的国土
该曲发行量超过二十万张,而丰撰写的《蒙廷卢帕菲律宾岛囚犯记录》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年十月,《蒙廷卢帕的夜深了》被拍摄成电影《蒙廷卢帕》在日本公映,电影由重宗专业制作,新东宝发行。该事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圣诞节达到了最高潮,当日,滨子访问了蒙廷卢帕监狱并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由于当时菲律宾尚未与日本建立邦交,滨子只好在东京—马尼拉—香港—东京之间周游,在二十四日总算到了菲律宾。在唱到曾经的热门歌曲时,滨子和演唱会上的全体观众一起唱起了《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
次年,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基里诺总统决定“全部释放关押的日本死囚犯和无期囚犯。将死囚犯减刑为无期,并解送至日本巢鸭”。做如此决定,其中有各种理由,而最大的理由是,由于战犯牌是改善与日本关系的王牌,致力于改善菲日关系的基里诺,便将此牌送给美国,作为构筑美菲军事同盟的礼物。不难想象,这其中有日、美、菲三国间微妙政治利害关系的调整。然而,不管怎样,同年七月二十二日,被释放的战犯们回到了日本。这一天的《朝日新闻》晚报的报道是《今晨,蒙廷卢帕十七具遗骨和百十人回到了眷恋的祖国》,NHK广播则播送了“蒙廷卢帕人们归来,抵达横滨实况录音”。
日本经济规划厅一九五六年七月在《经济白皮书》中写道:“已经不是战犯。”同年五月,支付期限二十年、赔偿总额一千九百八十亿日元的日菲赔偿协定签署,同时还缔结了九百亿日元的民间长期开发借款协定,两国间长期以来的赔偿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不能否认,《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作为直接诱因是推动“冤枉罪”战犯释放运动的一大推动力。但是,这里还有几个大的问题必须重新讨论。
首先是为什么会产生“战犯”这个问题。作为单个事件虽然有一些人是“冤枉罪”,但在太平洋战争开战的同时发动军事进攻,并在占领期间实施残酷政策的日本军人的责任, 以及这些军人的领导者也被免罪的事实,在这里却被忽视了。如果要说蒙廷卢帕的战犯们很悲惨,揭露导致这种悲惨事态的“历史”真实,防止悲剧再次发生的责任,是谁都无法逃避的。
然而,无论是滨子还是战犯当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自觉地去反省和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行动,很值得怀疑。
据说在蒙廷卢帕监狱圣诞音乐会的最后,坐在会场角落里的杜兰建议战犯们一起唱《君之代》,大家都很感动,正襟而坐唱起了《君之代》。让这时的战犯们去认识《君之代》的历史性可能是太苛刻了。但为《啊,蒙廷卢帕的夜深了》作曲的伊藤正康,在战后成为自卫队的干部,最后当上了富士学校的校长。渡边滨子也在“警察友会”和“自卫队友会”任职,并和由伊藤任会长的“蒙廷卢帕会”保持着长久的亲密关系。滨子曾说:“啊哈哈,说什么‘右翼’,不是那样的呀,是强烈的正义感哦。因此,这样想就这样做了。这就是我强烈的爱国心。”(读卖新闻社文化部编:《歌与歌手 命运之剧一二○》上,现代教养文库一九九七年版)如果这是真心话,我们不得不哑然于其历史认识的浅薄。
作为对国民有很大影响力的大众艺人,无论具有怎样的才能和人气,要求她反省自己当时对权力无意识的作为的历史责任,不免有些苛刻。假使后退一百步,即便认可滨子和加贺尾秀忍共同安慰和鼓励“战争中受苦人们”的热情和努力,以及认可为释放战犯多方帮忙的复原局事务官植木信良的诚意和努力,滨子在大众中的人气被利用来进行舆论动员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些推动滨子歌曲走红背后的国际政治策略以及当事人推卸责任的历史事实,至少在战犯释放运动的表面上被抹去了。这并不仅仅是渡边滨子一个艺人的问题。说到战争,侵略的一方是没有什么真正被“冤枉”的人的。渡边滨子也好,蒙廷卢帕的战犯们也好,或是迎接战犯们的“日本国民”也好,都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关于这件事,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日本在播放一些美化蒙廷卢帕战犯历史的电视剧。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富士电视系列播放的《战场的旋律》(药师弘子主演),就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讲述滨子的一生与战犯们的关系。该剧虽然也使用了本文提到的大多数资料和文献,并也以应该努力避免悲惨战争再度发生为前提,但大体上是站在对当时人们营救战犯的努力和行为表示赞赏的立场来讲述的。
可以说,生活在“昭和”大众文化中的人气流行歌手渡边滨子的一生和她的音乐活动,象征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史“亚洲”中“日本”和“日本人”的位置。即便在滨子诞辰一百周年的今天,不论她在打动大众内心方面具有怎样大的影响力,怀念和赞美这样的女性,就表明还有许多“日本人”不能正视自己在亚洲太平洋十五年战争中的当事者和加害者的责任,不能从这种浅薄的历史认识中走出来。
(翻译:崔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