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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大批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事件形容为“种族灭绝”（genocide）。这是首次有美国总统使用“种族灭绝”描述该事件，立即引起土耳其方面的强烈反对。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拜登的表态没有学术和法律基础，没有任何证据予以支持，将破坏两国的互信和友谊。声明呼吁拜登纠正这一“重大错误”。土总统埃尔多安和主要党派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对拜登言论进行了抨击。
“亚美尼亚大屠杀”争议的历史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末期。19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其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民族独立意识日益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政府怀疑亚美尼亚人与敌国俄国暗中勾结，遂于1915年4月24日大规模逮捕亚美尼亚族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随后下令驱逐境内亚美尼亚人，强行将东部六省的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叙利亚北部荒凉地带。4月24日后来也被许多亚美尼亚人定为“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日”。這次人口迁移造成的伤亡数至今仍未有定论，许多亚美尼亚人认为死亡人数约为150万。土耳其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场两方均有人员伤亡的历史悲剧，亚美尼亚人死亡人数约15万。
一战结束后，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淡化了与旧帝国的历史联系，亚美尼亚建国并加入苏联，公共舆论一度很少再提起一战期间的民族恩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亚美尼亚大屠杀”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唤起全球各地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的共同伤痛记忆。当时，亚美尼亚裔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已经颇具政治和经济实力，组建的压力集团开始在国会积极游说，希望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特别是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定性这一事件。经过数十年争取，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转向支持亚美尼亚人，奥巴马、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曾在相关声明中使用杀戮（massacre）、暴行（atrocity）、灾难（catastrophe）等措辞，但谨慎地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究其关键，在于“种族灭绝”是一种有组织暴力行为，意味着奥斯曼帝国负有相应责任，进而会为今日土耳其带来沉重的历史“负资产”。
往事逾百年，在既有文献和历史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或许很难还原完整的历史原貌。关于那场悲剧的定性，也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范畴，而取决于有关国家之间亲疏远近，以及各派政治团体的利益博弈。
拜登上任不久即使用“种族灭绝”来定义“亚美尼亚大屠杀”，突破了美国历任总统的用词顾忌。从美国国内政治看，亚美尼亚裔传统上是民主党的票仓。近几年，美国国会也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亚美尼亚人的主张，国会参众两院曾于2019年通过非约束性决议，承认亚美尼亚人大批死亡事件为“种族灭绝”。从国际政治看，近几年土美关系龃龉不断，拜登或许有意借“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来敲打土耳其，同时彰显拜登和民主党政府对所谓“人权外交”的追求。
从土耳其方面来看，防控疫情、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与美国等传统伙伴改善关系更是土眼下外交优先选项。拜登声明发出后，土耳其除了发表抗议声明和召见美国驻土大使外，至今没有宣布对等报复措施，这与此前几次土美关系危机中土方的实质性反制明显不同。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土耳其政府无意就“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与美国撕破脸。土耳其正在采取措施，试图打破此前过于激进外交政策带来的孤立局面。除了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上从强硬转为更倾向于政治谈判外，2021年以来，土耳其也在开始谋求与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地区大国改善关系。
在美国认定“种族灭绝”之前，已有法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作出同样认定，有了他国先例和舆论准备，拜登的举动显得并不特别令人意外。在发表声明的前一天，拜登在与埃尔多安通话时提前告知了这一决定，同时还向埃尔多安表达了“构建扩大合作领域、有效管控分歧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的意愿。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拜登也并未直接提及土耳其，仅表示铭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人道主义灾难。
2021年4月26日，土耳其一个民间团体在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总统拜登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惨遭杀害事件定性为“大屠杀”。他们在抗议中展示了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旗帜。
本轮风波中拜登一方面认定“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另一方面却又表示谋求改善双边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恰恰反映了近年来土美关系合作与斗争并存的特点。
土美关系的根本矛盾在于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位不同，这种矛盾是深层次、结构性的，也是短期难以调和的。冷战期间，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美国阵营防堵苏联的前哨，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双方在多个领域有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仍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已经失去了两大阵营对峙时代的战略地位。当下，美国对土耳其的定位是重要的地区盟友和北约阵营成员，希望土耳其坚定地站在美一边，做美国中东政策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然而，土耳其对自身的定位显然不止于此。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开始改变过于依附西方的战略，走更加自主的、多元化的外交路线，特别是埃尔多安政府致力于谋求地区大国甚至全球性大国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等事件深刻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为地区大国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土耳其在地区动荡背景下不断扩大本国影响力，彰显地缘政治雄心。美国对土耳其的定位与土耳其的外交路线之间天然存在紧张性，土美两国的分歧也由此而生。
土美两国合作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北约依然是土美关系的基石，双方在军事和国防领域合作基础深厚，两国将继续在特定议题上务实合作。在乌克兰东部冲突等问题上，美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保持反对俄罗斯的立场，遏制俄罗斯在黑海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土耳其一直是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方，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目前是国际社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平台。美军和北约部队计划于今年9月11日前撤出阿富汗，训练当地军警、维护秩序的任务将有赖于土耳其。可见，土美两国关系将长期维系冲突与务实合作并存的局面，在斗争中寻求合作仍将是今后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
历史争端由来已久
“亚美尼亚大屠杀”争议的历史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末期。19世纪末，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其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民族独立意识日益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政府怀疑亚美尼亚人与敌国俄国暗中勾结，遂于1915年4月24日大规模逮捕亚美尼亚族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随后下令驱逐境内亚美尼亚人，强行将东部六省的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叙利亚北部荒凉地带。4月24日后来也被许多亚美尼亚人定为“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日”。這次人口迁移造成的伤亡数至今仍未有定论，许多亚美尼亚人认为死亡人数约为150万。土耳其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场两方均有人员伤亡的历史悲剧，亚美尼亚人死亡人数约15万。
一战结束后，新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淡化了与旧帝国的历史联系，亚美尼亚建国并加入苏联，公共舆论一度很少再提起一战期间的民族恩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亚美尼亚大屠杀”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唤起全球各地亚美尼亚人民族意识的共同伤痛记忆。当时，亚美尼亚裔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已经颇具政治和经济实力，组建的压力集团开始在国会积极游说，希望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特别是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定性这一事件。经过数十年争取，美国政府的态度逐渐转向支持亚美尼亚人，奥巴马、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曾在相关声明中使用杀戮（massacre）、暴行（atrocity）、灾难（catastrophe）等措辞，但谨慎地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究其关键，在于“种族灭绝”是一种有组织暴力行为，意味着奥斯曼帝国负有相应责任，进而会为今日土耳其带来沉重的历史“负资产”。
往事逾百年，在既有文献和历史资料不足的情况下，或许很难还原完整的历史原貌。关于那场悲剧的定性，也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范畴，而取决于有关国家之间亲疏远近，以及各派政治团体的利益博弈。
拜登换词原因复杂
拜登上任不久即使用“种族灭绝”来定义“亚美尼亚大屠杀”，突破了美国历任总统的用词顾忌。从美国国内政治看，亚美尼亚裔传统上是民主党的票仓。近几年，美国国会也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亚美尼亚人的主张，国会参众两院曾于2019年通过非约束性决议，承认亚美尼亚人大批死亡事件为“种族灭绝”。从国际政治看，近几年土美关系龃龉不断，拜登或许有意借“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来敲打土耳其，同时彰显拜登和民主党政府对所谓“人权外交”的追求。
从土耳其方面来看，防控疫情、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与美国等传统伙伴改善关系更是土眼下外交优先选项。拜登声明发出后，土耳其除了发表抗议声明和召见美国驻土大使外，至今没有宣布对等报复措施，这与此前几次土美关系危机中土方的实质性反制明显不同。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土耳其政府无意就“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与美国撕破脸。土耳其正在采取措施，试图打破此前过于激进外交政策带来的孤立局面。除了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上从强硬转为更倾向于政治谈判外，2021年以来，土耳其也在开始谋求与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地区大国改善关系。
在美国认定“种族灭绝”之前，已有法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等20多个国家作出同样认定，有了他国先例和舆论准备，拜登的举动显得并不特别令人意外。在发表声明的前一天，拜登在与埃尔多安通话时提前告知了这一决定，同时还向埃尔多安表达了“构建扩大合作领域、有效管控分歧的建设性双边关系”的意愿。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拜登也并未直接提及土耳其，仅表示铭记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人道主义灾难。
土美仍将在纷争中合作
本轮风波中拜登一方面认定“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另一方面却又表示谋求改善双边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恰恰反映了近年来土美关系合作与斗争并存的特点。
土美关系的根本矛盾在于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位不同，这种矛盾是深层次、结构性的，也是短期难以调和的。冷战期间，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因其特殊地理位置而成为美国阵营防堵苏联的前哨，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美国援助，双方在多个领域有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仍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已经失去了两大阵营对峙时代的战略地位。当下，美国对土耳其的定位是重要的地区盟友和北约阵营成员，希望土耳其坚定地站在美一边，做美国中东政策路线的追随者和执行者。然而，土耳其对自身的定位显然不止于此。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开始改变过于依附西方的战略，走更加自主的、多元化的外交路线，特别是埃尔多安政府致力于谋求地区大国甚至全球性大国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等事件深刻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为地区大国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土耳其在地区动荡背景下不断扩大本国影响力，彰显地缘政治雄心。美国对土耳其的定位与土耳其的外交路线之间天然存在紧张性，土美两国的分歧也由此而生。
土美两国合作的一面也不容忽视。北约依然是土美关系的基石，双方在军事和国防领域合作基础深厚，两国将继续在特定议题上务实合作。在乌克兰东部冲突等问题上，美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保持反对俄罗斯的立场，遏制俄罗斯在黑海的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土耳其一直是和平进程的重要参与方，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目前是国际社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平台。美军和北约部队计划于今年9月11日前撤出阿富汗，训练当地军警、维护秩序的任务将有赖于土耳其。可见，土美两国关系将长期维系冲突与务实合作并存的局面，在斗争中寻求合作仍将是今后两国关系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