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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评砚，皆以端砚老坑为首珍。除因老坑石质绝佳、石品多彩之外，更因开采不易，且数量有限，极为难得。
另有端砚老坑的开采起于何时，历来颇有争议，也让其颇有传奇。一说唐代所开“下岩”即今时“老坑”，故端砚老坑的开采源于唐代；另说唐时“下岩”非今时老坑，而端砚老坑的开采源于明代，并以明万历二十八年端砚老坑开采结束后留在洞口外的石刻为证。故研析此石刻对于厘清端砚老坑之始尤为重要。
刻石为记
端石制砚，历来名盛。如唐代李长吉便赞曰：“踏天磨刀割紫云”；宋代苏轼诗云：“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而又称水岩、皇岩的端砚老坑更因开采不易，加之开采多受官府控制、次数有限，故佳石难求，备受青睐。
明万历二十八年的开采结束之后，在老坑洞口外的石壁上留有记录开采情况的石刻。《高要县志》说：此万历开砚坑的题字，“正书在烂柯山水岩外”。而吴兰修在《端溪砚史》中亦云：“水岩亦名老坑，明万历以后所开”，又引《高要县志》云：“唐宋端石皆非今水岩，宣德以前所取亦非今砚岩，惟万历二十八年石刻在水岩上，盖万历年间始开也。”
经实地考察，前述石刻题字位于老坑洞口旁黄色小楼背面正对的石壁上，经岁月侵蚀，有几处字迹已模糊不清，甚至无法辨认。黄色两层小楼为1972年端溪名砚厂重开老坑时的老坑、坑仔采矿区办公楼。好在《高要县志》及《端溪砚史》都详细记录了石刻碑文的内容。
根据清代文献资料的记录，结合现存的石刻碑文，可知其内容为：“钦差督理广东雷州等处地方珠池盐法内官监太监李奉旨于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开坑至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暂封 囗督造委官余囗囗立”。由此内容可知，明万历二十八年的老坑开采之具体时间和主持者。
主持之争
石碑所刻开采时间无甚疑义，然主持开采者——太监李，因未写名，且同期派至广东的两名太监李凤和李敬都姓李，故而自明万历二十八年之后的砚书、杂记以及县志府志中，对主持开采者既有言李凤者又有言李敬者。
认为李凤者，代表著述有明代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清代高兆著《端溪砚石考》。自序文著于万历三十四年的《万历野获编》说：“顷己亥岁，粤东珠池内臣李凤，始命蛋人以余技试之下岩”。《万历野获编》虽为街头巷谈之野史，但所记述的内容却非空穴来风，全因其成书与石刻所记万历二十八年相去不远；同时《万历野获编》亦记录七八年前的那次开采中有“憨师分得数十只，归以饷所厚宰官”之事。
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六年的《端溪砚石考》则说：“下为水坑，折上数十武，有万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内官监太监李凤开坑封坑月日立石。”
而认为是李敬者，代表著述有《高要县志》、《端溪砚史》及《砚墨新语》。其实，《高要县志》是个分水岭。因为在此县志之前，皆认为李姓太监是李凤，而《高要县志》则开始推翻这个说法，认为是李敬，李凤李敬之争由此而起。
《高要县志》认为高兆所记有误，因为“明史神宗纪万历二十五年遣中使李敬采珠广东，当即此人……（李）凤二十七年榷税至广，无督理珠池之衔。”
吴兰修在《端溪砚史》中引用《高要县志》的论述后又作了一番分析：“考神宗纪，遣李敬采珠在二十六年六月（《高要县志》引作二十五年误），罢采珠在三十三年十二月，与采珠七八年之说正合是。李凤未尝督理珠池。而开坑者为李敬无疑也。”他还认为《万历野获编》和《端溪砚石考》皆记作李凤，实为误也。
由于吴兰修所撰的《端溪砚史》博集端砚文献、记事工整详细、辨析有条不紊，故后人将此书排在端砚文献第一位，其影响较大，引用甚广。例如日本砚学者饭岛茂在《砚墨新语》一书中也采用吴兰修的观点。
李凤无疑
细观《高要县志》与《端溪砚史》，二者排除明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开采端砚老坑的主持者为李凤，其主要理由是李凤没有督理珠池之衔。那么，比李敬晚半年派遣至广东的李凤到底有没有采珠之职呢？
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起，神宗兴收矿税，并派出大量宦官，或为矿监，或为税使（又称税监），或矿监兼税使，或税使兼矿监，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为“矿税”，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清修《明史》之《宦官传》，以及《食货志》中的《坑冶志》、《商税志》等，对矿监税使的派出及其活动状况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中官李敬采珠广东”；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又“以千户陈保奏，遣内官李凤开采雷州等处珠池，兼征市舶司税课”。《明史》称“遣中官李敬、李凤采珠广东”。故在万历二十八年，李凤、李敬均有权在广东的7处珠池采珠。可见，李敬和李凤都有督理珠池之衔，所以说《高要县志》和《端溪砚史》排除李凤主持开采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至清宣统年间，地方编写《高要县志》时注意到道光年间所著《高要县志》的不实之处云：“旧志金石畧注：‘因烂柯山水岩外题字‘珠池盐法内官太监李’下有姓无名，遂引明史神宗纪‘万历二十五年遣中使李敬采珠广东’证以为李敬事，反谓凤二十七年榷税至广无督理珠池衔，高兆未免误记’。不知明史《食货志》有言神宗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余两，则李凤何尝无采珠衔。高兆殊非误记！旧志特未详考耳。”
由此，宣统年著《高要县志》虽然指出了道光年著《高要县志》的错误，但到底是李凤还是李敬，却未继续详加考证，只引用《万历野获编》和《端溪砚石考》书中所论，并认为“沈高二氏言之凿凿如此，则采砚为李凤当无疑义。”可此种简单的引用，实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
那如何解除李凤李敬之惑呢？仔细发现石刻便知，碑文除表明主持那次老坑开采的太监有督理“珠池”之职外，还有“盐法”之职，另外亦是“内官监”太监，这两条信息应该是解惑李敬李凤的突破口。
1980年11月11日，广州六榕寺因清除淤泥，挖出三件石刻文物，其中一件为红砂质李凤石像，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此石像背刻字曰：“钦差镇守广东等处地方珠池、市舶、盐法内官监太监李凤”。另在1996年，澳门妈祖阁“神山第一”亭（殿）神龛后的石壁上发现有刻字为“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 另由郭裴、王学曾、袁昌祚等人负责，始纂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书的《广东通志》，其在叙述李敬与李凤所收矿监税银时称李敬为“御马监太监”，称李凤为“内官监太监”。
由此可见，李凤有督理珠池、盐法之职，且是内官监太监，而李敬虽有督理珠池之职，但未有督理盐法之职，是御马监太监。
综上可知，端砚老坑洞口旁的万历二十八年老坑开采石刻碑文中所记“钦差督理广东雷州等处地方珠池盐法内官监太监李”必为李凤，而非李敬。
病卒任上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云南籍的内官监太监李凤被神宗委派到广东，负责开采廉州、雷州等地的珠池及征市舶司税课，后又兼管盐法、开矿诸事务，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病卒任上。
在广东的15年间，李凤利用市舶太监所拥有的特权及其兼管的职务，全面插手广东事务，不仅与同有采珠之衔的太监李敬互相倾轧，也与广东当地的官吏冲突激烈，时人评其说：“狂征暴敛，徇私枉法，侵克海商，残害吏民”，以至“粤中人争欲杀之”。
当时，李凤的虐官剥民、胡作非为终于激起“新会民变”和“潮阳鼓噪”，并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大学士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给事中宋一韩、广东巡抚李时华、香山知县张大猷、南海知县王循学、潮州府推官姚会嘉等众多中央官员和广东地方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李凤，痛陈其暴虐、贪污、通夷等罪状，但神宗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因与李敬相比，李凤上缴的财物更丰厚，自然也更得神宗青睐，所以在无珠可采、民怨沸腾的万历四十年（1612年），神宗撤回了李敬，但李凤却留任继续采办，直到病卒于任上。
在广东当时的权力争夺与斗争中，也有人能起到调节和润滑作用，如到粤地办案的王临亨和遣戌至广东的憨山禅师。憨山禅师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因“坐以私创寺院”，遣戌雷州。在戌粤充军的20年中，他与粤地各阶层都有广泛交往。憨山禅师在自序年谱实录里讲万历二十八年之事曰：“予年五十五，时榷使初出，狠戾暴横，官民不堪，地方震荡，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即散诸弟子，闭关绝迹。”，可见他对李凤并无好感，但因李凤信佛，所以与李凤又有来往和接触，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如此，在万历二十八年的那次端砚老坑开采中，憨山禅师得到数十方老坑砚石，其中五六方赠与《郁冈斋笔尘》的作者王肯堂（约1552年至1638年，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明代医家）——“大者长尺余，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题识，细洁莹净，宛如碧玉，天然奇珍”。此事虽有憨山禅师与王肯堂均讳言之，但同时期的沈德符与朱国祯却言之凿凿，不疑有假。如在《万历野获编》便记有“憨师分得数十只，归以饷所厚宰官”之事。
万历二十九年春，受两广总督戴耀所托，憨山禅师于当年秋、李凤至曹溪进香时觅得机会，在讲法之余向李凤徐徐进言，提出“矿罢开采，尽撤其差役”等建议，为李凤所采纳。
老坑特色
从开采方式来讲，万历年间的端砚老坑开采是用蛋人来跨年度开采的。由于端砚老坑靠近西江河，砚石长期浸泡水中，所以历来为跨年度开采——一般在每年的秋冬季西江水位低时，开始日夜不停地汲水两三个月，等坑洞内水干后才可开采，直至第二年春雨水增多、西江水位上升后结束。因此，万历年间的此次老坑开采是从万万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始至万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水涨坑淹、封坑立石。
另因老坑洞内终年积水，分不清是石生泉中还是泉生石中，坑道低矮狭窄，还随时有崩塌、缺氧、溺水的危险，再加上为方便行动、保护衣物、防止夹带等原因，历来采石工都是裸身入洞采石。而采石工除了要有强健的体魄，最好还能熟谙水性以便在水淹坑洞时能及时逃生，因此当时选择“蛋人”来开采端砚老坑。
所谓蛋人者，即当时所称蛋户，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又称水上人家。蛋人体格强壮，深谙水性或采伐射猎，分为三种，取渔者为渔蛋，取蠔者名蠔蛋，取材者名木蛋。时至今日，肇庆羚羊峡西江河边的河鲜食档依旧有“蛋家糕”出售，“蛋家糕”即是蛋人的传统糕点。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年间的端砚老坑开采仅得百余枚可作砚材的老坑石料——“所得凡百枚，水复大至。蛋人几溺，旋泅以出。”，可见开采之艰辛与不易。
由历史记载来看，万历年间所得的百余方老坑石材有两大特点：第一是砚材外多有黄臕包裹，如璞玉，要剖开来才始见制砚之材，有如叶樾《端溪砚谱》和欧阳修《砚谱》中所称之“子石”。这种外包黄膘石皮的砚石，肇庆当地砚工又称作“包春石”。《万历野获编》云：“皆如玉璞，膘裹络包，中含奇质，斫之才得砚材，丰腻细润，有目所未睹。始知古所称子石，非紫石也”。《郁冈斋笔尘》云“其中有黄臕如玉璞，然鑿去始见砚材”，“今乃知下岩石品贵重，邻于宝玉，皆有麤臕裹之，如子之在胞胎，故名曰子石”。被黄膘包裹的砚石，往往细润紧密，是制砚良材。第二是未见石眼。《郁冈斋笔尘》云“今所开下岩石，绝无眼。而有眼者，乃出新坑。”《粤剑编》云：“近税使令人开山取砚，鸜鵒目睛几抉尽矣。”
因王临亨奉命于万历二十九年正月抵达广东审案，与李敬、李凤以及两广总督戴耀皆有交往，所著《粤剑编》记述了万历二十九年在粤期间的所见所闻，所以王临亨和王肯堂二人对当时所采老坑砚材的描述是比较确切可信的，这对了解万历二十八年的老坑开采所出砚石的基本特征，以及分析老坑砚石的开采演变和古砚鉴定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另有端砚老坑的开采起于何时，历来颇有争议，也让其颇有传奇。一说唐代所开“下岩”即今时“老坑”，故端砚老坑的开采源于唐代；另说唐时“下岩”非今时老坑，而端砚老坑的开采源于明代，并以明万历二十八年端砚老坑开采结束后留在洞口外的石刻为证。故研析此石刻对于厘清端砚老坑之始尤为重要。
刻石为记
端石制砚，历来名盛。如唐代李长吉便赞曰：“踏天磨刀割紫云”；宋代苏轼诗云：“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而又称水岩、皇岩的端砚老坑更因开采不易，加之开采多受官府控制、次数有限，故佳石难求，备受青睐。
明万历二十八年的开采结束之后，在老坑洞口外的石壁上留有记录开采情况的石刻。《高要县志》说：此万历开砚坑的题字，“正书在烂柯山水岩外”。而吴兰修在《端溪砚史》中亦云：“水岩亦名老坑，明万历以后所开”，又引《高要县志》云：“唐宋端石皆非今水岩，宣德以前所取亦非今砚岩，惟万历二十八年石刻在水岩上，盖万历年间始开也。”
经实地考察，前述石刻题字位于老坑洞口旁黄色小楼背面正对的石壁上，经岁月侵蚀，有几处字迹已模糊不清，甚至无法辨认。黄色两层小楼为1972年端溪名砚厂重开老坑时的老坑、坑仔采矿区办公楼。好在《高要县志》及《端溪砚史》都详细记录了石刻碑文的内容。
根据清代文献资料的记录，结合现存的石刻碑文，可知其内容为：“钦差督理广东雷州等处地方珠池盐法内官监太监李奉旨于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开坑至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暂封 囗督造委官余囗囗立”。由此内容可知，明万历二十八年的老坑开采之具体时间和主持者。
主持之争
石碑所刻开采时间无甚疑义，然主持开采者——太监李，因未写名，且同期派至广东的两名太监李凤和李敬都姓李，故而自明万历二十八年之后的砚书、杂记以及县志府志中，对主持开采者既有言李凤者又有言李敬者。
认为李凤者，代表著述有明代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清代高兆著《端溪砚石考》。自序文著于万历三十四年的《万历野获编》说：“顷己亥岁，粤东珠池内臣李凤，始命蛋人以余技试之下岩”。《万历野获编》虽为街头巷谈之野史，但所记述的内容却非空穴来风，全因其成书与石刻所记万历二十八年相去不远；同时《万历野获编》亦记录七八年前的那次开采中有“憨师分得数十只，归以饷所厚宰官”之事。
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六年的《端溪砚石考》则说：“下为水坑，折上数十武，有万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内官监太监李凤开坑封坑月日立石。”
而认为是李敬者，代表著述有《高要县志》、《端溪砚史》及《砚墨新语》。其实，《高要县志》是个分水岭。因为在此县志之前，皆认为李姓太监是李凤，而《高要县志》则开始推翻这个说法，认为是李敬，李凤李敬之争由此而起。
《高要县志》认为高兆所记有误，因为“明史神宗纪万历二十五年遣中使李敬采珠广东，当即此人……（李）凤二十七年榷税至广，无督理珠池之衔。”
吴兰修在《端溪砚史》中引用《高要县志》的论述后又作了一番分析：“考神宗纪，遣李敬采珠在二十六年六月（《高要县志》引作二十五年误），罢采珠在三十三年十二月，与采珠七八年之说正合是。李凤未尝督理珠池。而开坑者为李敬无疑也。”他还认为《万历野获编》和《端溪砚石考》皆记作李凤，实为误也。
由于吴兰修所撰的《端溪砚史》博集端砚文献、记事工整详细、辨析有条不紊，故后人将此书排在端砚文献第一位，其影响较大，引用甚广。例如日本砚学者饭岛茂在《砚墨新语》一书中也采用吴兰修的观点。
李凤无疑
细观《高要县志》与《端溪砚史》，二者排除明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开采端砚老坑的主持者为李凤，其主要理由是李凤没有督理珠池之衔。那么，比李敬晚半年派遣至广东的李凤到底有没有采珠之职呢？
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起，神宗兴收矿税，并派出大量宦官，或为矿监，或为税使（又称税监），或矿监兼税使，或税使兼矿监，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为“矿税”，在全国各地开矿并额外课税。清修《明史》之《宦官传》，以及《食货志》中的《坑冶志》、《商税志》等，对矿监税使的派出及其活动状况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中官李敬采珠广东”；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又“以千户陈保奏，遣内官李凤开采雷州等处珠池，兼征市舶司税课”。《明史》称“遣中官李敬、李凤采珠广东”。故在万历二十八年，李凤、李敬均有权在广东的7处珠池采珠。可见，李敬和李凤都有督理珠池之衔，所以说《高要县志》和《端溪砚史》排除李凤主持开采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至清宣统年间，地方编写《高要县志》时注意到道光年间所著《高要县志》的不实之处云：“旧志金石畧注：‘因烂柯山水岩外题字‘珠池盐法内官太监李’下有姓无名，遂引明史神宗纪‘万历二十五年遣中使李敬采珠广东’证以为李敬事，反谓凤二十七年榷税至广无督理珠池衔，高兆未免误记’。不知明史《食货志》有言神宗以太后进奉诸王皇子公主册立分封婚礼，令岁办金珠，复遣中官李敬、李凤广东采珠五千一百余两，则李凤何尝无采珠衔。高兆殊非误记！旧志特未详考耳。”
由此，宣统年著《高要县志》虽然指出了道光年著《高要县志》的错误，但到底是李凤还是李敬，却未继续详加考证，只引用《万历野获编》和《端溪砚石考》书中所论，并认为“沈高二氏言之凿凿如此，则采砚为李凤当无疑义。”可此种简单的引用，实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
那如何解除李凤李敬之惑呢？仔细发现石刻便知，碑文除表明主持那次老坑开采的太监有督理“珠池”之职外，还有“盐法”之职，另外亦是“内官监”太监，这两条信息应该是解惑李敬李凤的突破口。
1980年11月11日，广州六榕寺因清除淤泥，挖出三件石刻文物，其中一件为红砂质李凤石像，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此石像背刻字曰：“钦差镇守广东等处地方珠池、市舶、盐法内官监太监李凤”。另在1996年，澳门妈祖阁“神山第一”亭（殿）神龛后的石壁上发现有刻字为“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 另由郭裴、王学曾、袁昌祚等人负责，始纂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书的《广东通志》，其在叙述李敬与李凤所收矿监税银时称李敬为“御马监太监”，称李凤为“内官监太监”。
由此可见，李凤有督理珠池、盐法之职，且是内官监太监，而李敬虽有督理珠池之职，但未有督理盐法之职，是御马监太监。
综上可知，端砚老坑洞口旁的万历二十八年老坑开采石刻碑文中所记“钦差督理广东雷州等处地方珠池盐法内官监太监李”必为李凤，而非李敬。
病卒任上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云南籍的内官监太监李凤被神宗委派到广东，负责开采廉州、雷州等地的珠池及征市舶司税课，后又兼管盐法、开矿诸事务，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病卒任上。
在广东的15年间，李凤利用市舶太监所拥有的特权及其兼管的职务，全面插手广东事务，不仅与同有采珠之衔的太监李敬互相倾轧，也与广东当地的官吏冲突激烈，时人评其说：“狂征暴敛，徇私枉法，侵克海商，残害吏民”，以至“粤中人争欲杀之”。
当时，李凤的虐官剥民、胡作非为终于激起“新会民变”和“潮阳鼓噪”，并遭到众多官员的反对，大学士沈一贯、吏部尚书李戴、左都御史温纯、给事中宋一韩、广东巡抚李时华、香山知县张大猷、南海知县王循学、潮州府推官姚会嘉等众多中央官员和广东地方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李凤，痛陈其暴虐、贪污、通夷等罪状，但神宗听之任之，置若罔闻，因与李敬相比，李凤上缴的财物更丰厚，自然也更得神宗青睐，所以在无珠可采、民怨沸腾的万历四十年（1612年），神宗撤回了李敬，但李凤却留任继续采办，直到病卒于任上。
在广东当时的权力争夺与斗争中，也有人能起到调节和润滑作用，如到粤地办案的王临亨和遣戌至广东的憨山禅师。憨山禅师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因“坐以私创寺院”，遣戌雷州。在戌粤充军的20年中，他与粤地各阶层都有广泛交往。憨山禅师在自序年谱实录里讲万历二十八年之事曰：“予年五十五，时榷使初出，狠戾暴横，官民不堪，地方震荡，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即散诸弟子，闭关绝迹。”，可见他对李凤并无好感，但因李凤信佛，所以与李凤又有来往和接触，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如此，在万历二十八年的那次端砚老坑开采中，憨山禅师得到数十方老坑砚石，其中五六方赠与《郁冈斋笔尘》的作者王肯堂（约1552年至1638年，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明代医家）——“大者长尺余，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题识，细洁莹净，宛如碧玉，天然奇珍”。此事虽有憨山禅师与王肯堂均讳言之，但同时期的沈德符与朱国祯却言之凿凿，不疑有假。如在《万历野获编》便记有“憨师分得数十只，归以饷所厚宰官”之事。
万历二十九年春，受两广总督戴耀所托，憨山禅师于当年秋、李凤至曹溪进香时觅得机会，在讲法之余向李凤徐徐进言，提出“矿罢开采，尽撤其差役”等建议，为李凤所采纳。
老坑特色
从开采方式来讲，万历年间的端砚老坑开采是用蛋人来跨年度开采的。由于端砚老坑靠近西江河，砚石长期浸泡水中，所以历来为跨年度开采——一般在每年的秋冬季西江水位低时，开始日夜不停地汲水两三个月，等坑洞内水干后才可开采，直至第二年春雨水增多、西江水位上升后结束。因此，万历年间的此次老坑开采是从万万二十八年七月十七日始至万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水涨坑淹、封坑立石。
另因老坑洞内终年积水，分不清是石生泉中还是泉生石中，坑道低矮狭窄，还随时有崩塌、缺氧、溺水的危险，再加上为方便行动、保护衣物、防止夹带等原因，历来采石工都是裸身入洞采石。而采石工除了要有强健的体魄，最好还能熟谙水性以便在水淹坑洞时能及时逃生，因此当时选择“蛋人”来开采端砚老坑。
所谓蛋人者，即当时所称蛋户，以舟楫为宅、捕鱼为业，或编蓬濒水而居，又称水上人家。蛋人体格强壮，深谙水性或采伐射猎，分为三种，取渔者为渔蛋，取蠔者名蠔蛋，取材者名木蛋。时至今日，肇庆羚羊峡西江河边的河鲜食档依旧有“蛋家糕”出售，“蛋家糕”即是蛋人的传统糕点。
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年间的端砚老坑开采仅得百余枚可作砚材的老坑石料——“所得凡百枚，水复大至。蛋人几溺，旋泅以出。”，可见开采之艰辛与不易。
由历史记载来看，万历年间所得的百余方老坑石材有两大特点：第一是砚材外多有黄臕包裹，如璞玉，要剖开来才始见制砚之材，有如叶樾《端溪砚谱》和欧阳修《砚谱》中所称之“子石”。这种外包黄膘石皮的砚石，肇庆当地砚工又称作“包春石”。《万历野获编》云：“皆如玉璞，膘裹络包，中含奇质，斫之才得砚材，丰腻细润，有目所未睹。始知古所称子石，非紫石也”。《郁冈斋笔尘》云“其中有黄臕如玉璞，然鑿去始见砚材”，“今乃知下岩石品贵重，邻于宝玉，皆有麤臕裹之，如子之在胞胎，故名曰子石”。被黄膘包裹的砚石，往往细润紧密，是制砚良材。第二是未见石眼。《郁冈斋笔尘》云“今所开下岩石，绝无眼。而有眼者，乃出新坑。”《粤剑编》云：“近税使令人开山取砚，鸜鵒目睛几抉尽矣。”
因王临亨奉命于万历二十九年正月抵达广东审案，与李敬、李凤以及两广总督戴耀皆有交往，所著《粤剑编》记述了万历二十九年在粤期间的所见所闻，所以王临亨和王肯堂二人对当时所采老坑砚材的描述是比较确切可信的，这对了解万历二十八年的老坑开采所出砚石的基本特征，以及分析老坑砚石的开采演变和古砚鉴定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