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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许多文学创作者来说,乡土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作家们无法回避的情节和母题。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从早期鲁迅的启蒙式批判到三四十年代沈从文的田园式抒写,不难发现乡土小说写作视角由“启蒙”到“乡下人”的转变。对这两种写作视角的审视与解读,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乡土文学的演进过程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写作视角 鲁迅 沈从文
乡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最早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以法国卢梭、英国哈代等为代表。这些来自乡土的作家感受到乡土变迁的危机,开始用他们的笔描写美好自然的乡土生活,寻找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形成世界性的乡土文学创作。时隔百余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的涌入,城乡地域差别的扩大。另一方面,不少乡村知识青年在都市中受挫,理想一点点被摧毁,心理上产生了无法摆脱的焦虑感,“为了消解或缓和这种焦虑感,由乡村迁移到都市的现代知识分子大都自豪地树起乡下人的盾牌来抵御都市社会的冷漠。他们蜗居于都市却对都市充满着厌倦乃至敌意,他们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却不由自主地用记忆中的故乡作精神的慰安”。[1]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乡土题材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那些来自乡村、寓居于大都市的游子,在目击了现代文明与宗法制农村的差异后,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2]乡土小说迅速崛起。
一
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鲁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带动了“乡土文学”流派的创作,从而直接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发展。思乡念土之情作为人类最久远、最刻骨铭心的感情,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现象中的一种本能和感情。作家们的思乡念土之情是对“精神家园”的呼唤,是他们灵魂的最终归宿。故土是他们情感的依托,心理的支点,更是他们躲避风浪的港湾。对创作者而言,每一次对故土的回忆都会使其得到一种心灵的慰籍和巨大的精神补偿。因此,乡土成为古往今来文化中的一个主题原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乡土文学有着它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鲁迅是乡土小说创作的领军人和推动者。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主将,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他从一开始便高扬“人的文学”的大旗,努力寻求人的合理、健康的生存形式。在他看来,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改变他们长期以来被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他期望用文学来解构传统文化,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故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在小说中对人物的追忆和事件的叙述远远多于对乡间景物的描写。“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个鲜活的世界,有五彩的鸟雀,五色的贝壳,碧绿的西瓜……最重要的是有个“十一二岁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极富活力的少年:闰土。然而境转时迁,二十年后的闰土已为人父,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眼睛肿得通红,头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件极薄的棉衣,粗笨而开裂的手上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不仅如此,昔日的亲近已然不在,而是木讷而拘谨地喊“我”作“老爷”。在闰土叫出“老爷”的刹那,“我”对故乡唯一残存的美好理想也彻底破灭了。小说通过对二十年前后闰土形象的对比描写,揭示了凋零、凋敝,残缺的乡土上未开化民众的麻木、愚昧和守旧。《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心的戕害,展示了处于封建统治和控制之下农民的愚昧落后和冷漠保守。《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她最大的不幸不是其曲折悲惨的人生经历,主要在于其精神上如何受到压制遭受毒害,是灵魂的愚昧与不幸。
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着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且表现的多是故乡的阴郁与破败、传统文化造成乡民的愚钝与麻木,他总是以启蒙的目光解剖着生活在古老乡土上愚昧不幸的民众的精神病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这正映衬了他所说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
鲁迅的乡土小说以乡土为切入点,以启蒙为视角,以批判封建和蒙昧为最终指向,意在通过描写乡土民众的愚昧落后,用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达到疗救民众的目的。他从文学启蒙与“思想革命”的视野出发,极其深刻地从文化意义上挖掘乡土中国的痼疾,对国民性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这种启蒙式的批判归根结底受“五四”启蒙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鲁迅的影响下,一些乡土小说创作者从闭塞的乡镇走入都市,汲取着城市化文化的营养,审视批判着宗法制农村的呆板和因循守旧。他们师承鲁迅的写作视角,作品中回荡着批判的感情旋律,批判着农民的愚昧落后,震惊于农民对革命的隔膜,愤慨于农民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盲目认同,力求能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
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与前期乡土小说不同的是,创作者的写作视角发生了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在思想上的启蒙遭到了挫败,一部分知识分子倍感悲观,于是这些人便把书写和描绘遁世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和途径,以此排解和消除现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扰。他们开始把批判的目光转移到对地域风俗、人文环境的关注和描写上,意在回归自然,赞颂人性美,寻觅理想和精神的家园,代表作家是沈从文。与鲁迅浓烈地渲染乡间的苦难来批判乡土、批判蒙昧不同,沈从文对乡土进行的是田园式的抒写,他善于描绘民风民俗,歌颂自然美、人性美,把自然作为精神归宿,寻求心灵的放松地。
翻开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着湘西浓郁的边地风情和朴素自然的民间生活。他以“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审视着湘西,排拒城市“文明”侵扰,营造着自己的“理想国”,构筑着自己的“希腊小庙”。[4]沈从文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他在《自我评述》中曾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为读者展现的湘西世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乡下人”的世界。与鲁迅笔下反映农村农民落后和愚昧的乡土小说不同,沈从文显现出与其他启蒙文学不同的异质特色。在他的笔下,村民是那么朴实、热情、充满生命活力,乡土无不散发着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光辉。
在《三三》、《柏子》、《萧萧》中,沈从文抒写着湘西土地上的山水草木、风俗民情、行船水手、动人山歌等等,对这些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真切的表达了他回归自然的思想。《边城》达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统一。作品中有对“茶峒”山城的风景描写:“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5]。也有对边城风情的描述:冬天城里各家门前晾衣服,檐下挂红薯,口袋装栗子,男人劈柴,妇人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淳朴和谐的乡土上孕育着健康充满生机的生命,翠翠便是典型的代表。她有黑黑的皮肤,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和如山头黄麂般乖巧的性格。她的恬静、温柔、纯净、善良、淳朴与对爱情的执着,集中地表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具有原始形态的自然人性美。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在他亲身感受着中国都市半殖民地过程中道德的堕落和文明的丧失后,转而向幼时的故乡寻求补救的精神力量。在对地域景观、民族风情的描写背后,还蕴含着他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和忧患意识,因此他的田园式牧歌显得不再那样淡远和闲适,在淡淡的愁绪和感伤的背后隐匿着深深的焦虑和思考。从这个层面上看,沈从文对湘西自然与风俗人情的描写已超越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狭小视野和一般的温情感伤情调而具有了文化的标张与价值忧患的自觉。[6]
鲁迅和沈从文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构筑乡土母题文学。无论是对乡间荒凉凋蔽、乡村民众麻木冷漠的批判式叙写,还是对乡土淳朴地域风俗的田园式歌颂,都因糅进了对人类发展的文明历史、对民族文化的演进进程的深刻思考与理解,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7]对这两种写作视角的审视与解读,有助于我们透视乡土小说创作的动力和方向,从整体上把握乡土文学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谭桂林.鲁迅乡土创作的主题学阐释[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林乐齐选编.沈从文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6]张玲.沈从文的乡土创作情绪[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9,(1).
[7]马海娟.共同背景下的异质话语——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视角差异的比较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5,(6).
关键词: 乡土小说 写作视角 鲁迅 沈从文
乡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创作中一个经久不衰的母题。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最早始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以法国卢梭、英国哈代等为代表。这些来自乡土的作家感受到乡土变迁的危机,开始用他们的笔描写美好自然的乡土生活,寻找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形成世界性的乡土文学创作。时隔百余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由于西方经济的涌入,城乡地域差别的扩大。另一方面,不少乡村知识青年在都市中受挫,理想一点点被摧毁,心理上产生了无法摆脱的焦虑感,“为了消解或缓和这种焦虑感,由乡村迁移到都市的现代知识分子大都自豪地树起乡下人的盾牌来抵御都市社会的冷漠。他们蜗居于都市却对都市充满着厌倦乃至敌意,他们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却不由自主地用记忆中的故乡作精神的慰安”。[1]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乡土题材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那些来自乡村、寓居于大都市的游子,在目击了现代文明与宗法制农村的差异后,带着对故乡和童年的回忆,用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2]乡土小说迅速崛起。
一
在乡土小说创作中,鲁迅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带动了“乡土文学”流派的创作,从而直接影响到整个二十世纪乡土文学的发展。思乡念土之情作为人类最久远、最刻骨铭心的感情,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现象中的一种本能和感情。作家们的思乡念土之情是对“精神家园”的呼唤,是他们灵魂的最终归宿。故土是他们情感的依托,心理的支点,更是他们躲避风浪的港湾。对创作者而言,每一次对故土的回忆都会使其得到一种心灵的慰籍和巨大的精神补偿。因此,乡土成为古往今来文化中的一个主题原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乡土文学有着它存在的空间和意义。
鲁迅是乡土小说创作的领军人和推动者。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主将,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他从一开始便高扬“人的文学”的大旗,努力寻求人的合理、健康的生存形式。在他看来,对于下层受压迫民众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改变他们长期以来被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精神世界,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他期望用文学来解构传统文化,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故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乡土小说的开山之作。鲁迅在小说中对人物的追忆和事件的叙述远远多于对乡间景物的描写。“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个鲜活的世界,有五彩的鸟雀,五色的贝壳,碧绿的西瓜……最重要的是有个“十一二岁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极富活力的少年:闰土。然而境转时迁,二十年后的闰土已为人父,紫色的圆脸已变作灰黄,眼睛肿得通红,头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件极薄的棉衣,粗笨而开裂的手上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不仅如此,昔日的亲近已然不在,而是木讷而拘谨地喊“我”作“老爷”。在闰土叫出“老爷”的刹那,“我”对故乡唯一残存的美好理想也彻底破灭了。小说通过对二十年前后闰土形象的对比描写,揭示了凋零、凋敝,残缺的乡土上未开化民众的麻木、愚昧和守旧。《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为背景,围绕鲁镇船夫七斤因被革命党剪了辫子,怕被坐了龙庭的皇帝杀头而引起的一场虚惊,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心的戕害,展示了处于封建统治和控制之下农民的愚昧落后和冷漠保守。《祝福》中祥林嫂的命运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缩影。她最大的不幸不是其曲折悲惨的人生经历,主要在于其精神上如何受到压制遭受毒害,是灵魂的愚昧与不幸。
鲁迅的乡土小说始终关注着充满蛮风陋俗的乡土,且表现的多是故乡的阴郁与破败、传统文化造成乡民的愚钝与麻木,他总是以启蒙的目光解剖着生活在古老乡土上愚昧不幸的民众的精神病苦,表现出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这正映衬了他所说的:“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
鲁迅的乡土小说以乡土为切入点,以启蒙为视角,以批判封建和蒙昧为最终指向,意在通过描写乡土民众的愚昧落后,用现代民主思想来开化民众,达到疗救民众的目的。他从文学启蒙与“思想革命”的视野出发,极其深刻地从文化意义上挖掘乡土中国的痼疾,对国民性与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这种启蒙式的批判归根结底受“五四”启蒙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鲁迅的影响下,一些乡土小说创作者从闭塞的乡镇走入都市,汲取着城市化文化的营养,审视批判着宗法制农村的呆板和因循守旧。他们师承鲁迅的写作视角,作品中回荡着批判的感情旋律,批判着农民的愚昧落后,震惊于农民对革命的隔膜,愤慨于农民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盲目认同,力求能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
三四十年代,乡土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但与前期乡土小说不同的是,创作者的写作视角发生了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在思想上的启蒙遭到了挫败,一部分知识分子倍感悲观,于是这些人便把书写和描绘遁世的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和途径,以此排解和消除现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困扰。他们开始把批判的目光转移到对地域风俗、人文环境的关注和描写上,意在回归自然,赞颂人性美,寻觅理想和精神的家园,代表作家是沈从文。与鲁迅浓烈地渲染乡间的苦难来批判乡土、批判蒙昧不同,沈从文对乡土进行的是田园式的抒写,他善于描绘民风民俗,歌颂自然美、人性美,把自然作为精神归宿,寻求心灵的放松地。
翻开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里面充满着湘西浓郁的边地风情和朴素自然的民间生活。他以“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审视着湘西,排拒城市“文明”侵扰,营造着自己的“理想国”,构筑着自己的“希腊小庙”。[4]沈从文一生都以“乡下人”自居,他在《自我评述》中曾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的感情同他们不可分。”他为读者展现的湘西世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乡下人”的世界。与鲁迅笔下反映农村农民落后和愚昧的乡土小说不同,沈从文显现出与其他启蒙文学不同的异质特色。在他的笔下,村民是那么朴实、热情、充满生命活力,乡土无不散发着自然美和人性美的光辉。
在《三三》、《柏子》、《萧萧》中,沈从文抒写着湘西土地上的山水草木、风俗民情、行船水手、动人山歌等等,对这些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真切的表达了他回归自然的思想。《边城》达到了自然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统一。作品中有对“茶峒”山城的风景描写:“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作成,河中游鱼来去可以计数”、“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5]。也有对边城风情的描述:冬天城里各家门前晾衣服,檐下挂红薯,口袋装栗子,男人劈柴,妇人一面说话一面做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这淳朴和谐的乡土上孕育着健康充满生机的生命,翠翠便是典型的代表。她有黑黑的皮肤,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和如山头黄麂般乖巧的性格。她的恬静、温柔、纯净、善良、淳朴与对爱情的执着,集中地表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具有原始形态的自然人性美。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在他亲身感受着中国都市半殖民地过程中道德的堕落和文明的丧失后,转而向幼时的故乡寻求补救的精神力量。在对地域景观、民族风情的描写背后,还蕴含着他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关注和忧患意识,因此他的田园式牧歌显得不再那样淡远和闲适,在淡淡的愁绪和感伤的背后隐匿着深深的焦虑和思考。从这个层面上看,沈从文对湘西自然与风俗人情的描写已超越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狭小视野和一般的温情感伤情调而具有了文化的标张与价值忧患的自觉。[6]
鲁迅和沈从文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构筑乡土母题文学。无论是对乡间荒凉凋蔽、乡村民众麻木冷漠的批判式叙写,还是对乡土淳朴地域风俗的田园式歌颂,都因糅进了对人类发展的文明历史、对民族文化的演进进程的深刻思考与理解,而具有了永恒的魅力。[7]对这两种写作视角的审视与解读,有助于我们透视乡土小说创作的动力和方向,从整体上把握乡土文学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谭桂林.鲁迅乡土创作的主题学阐释[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A].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林乐齐选编.沈从文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6]张玲.沈从文的乡土创作情绪[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9,(1).
[7]马海娟.共同背景下的异质话语——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视角差异的比较研究[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