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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前苏联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起都进行了新闻改革,最终却是“同途殊归”——苏联走向解体,新闻改革也宣告失败；而中国的新闻改革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闻媒体生机勃勃，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比较分析中苏当代新闻改革“同途殊归”的深层原因，进而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入推进新闻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闻改革 新闻制度 指导思想
一、 中国和前苏联两国进行新闻改革的时代背景分析
1.前苏联进行新闻改革的背景：苏联的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是其动力。
2.中国进行新闻改革的背景：中国的新闻改革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现实依托，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其动力。
二、中苏新闻改革的异同分析
（一） 一样的“身世”，共同的挑战——中苏新闻改革的相同点
1.新闻制度上：全民所有制
中苏在建国之初都实行了新闻事业生产资料国有制，所有的新闻媒介均属国家所有，为党和政府所控制，新闻媒介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新闻媒介也不单纯是新闻传播机构，而是整个党和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忠实地为党的方针路线服务，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服务。
2.新闻观念上：“工具论”、“喉舌论”
新闻媒体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机关报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中国和苏联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十分重视报纸“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利用报纸开展阶级斗争，把新闻媒体看作是“党委得心应手的工具”。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忠实宣传党的主张，及时传达政府的政令。
3.媒体体制上：党管新闻，机关管理体制
党管新闻包括方向管理、干部管理、业务管理和结构管理。党是新闻机构的主要领导者，新闻媒介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机关，政府和政党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媒介，包括干部由政党和政府任免，经费由党和政府财政供给，党委宣传部定期向各新闻单位通报情况、提出新闻宣传的重点和要掌握的口径与问题。
4.新闻结构上：清一色的党委机关报
前苏联早在建国之初的1925年就建立起了一个以中央报刊为主，以地方报刊为补充的报业网，并逐渐取消了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管理报刊，代之以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出现的所有非党报刊均被封闭，形成了苏联的党报模式。中国新闻界从1953年起开始借鉴苏联的党报模式。此后，民营报纸和民主党派报纸渐告消失，新闻事业一概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由党组织统管了全国各类新闻事业，形成了清一色的党委机关报体系。
5.媒介效应上：新闻报道宣传化、舆论表达一律化
中苏两国80年代以前长期单一僵化的新闻管理体制使新闻媒介传播新闻、提供信息这个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功能长期受到漠视和压抑。新闻媒介成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新闻业处在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尽是“空洞的说教”。当时有人讽刺两家大报说：“《真理报》上没有真理，《消息报》上没有消息。”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新闻事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时期的报纸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政治化，从斗争需要找材料、树典型、编故事堂而皇之地成为报刊通行的做法，报纸版面上充斥的都是语录、口号，形成了“舆论一律”、“千报一面”的局面。
6.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在国内，中苏两国都面临着重重困难，诸如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官员思想僵化及贪污腐败盛行、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日趋不稳定状态等等；在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迅速，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在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增加了新闻改革的难度。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营造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来进行改革是中苏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二）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命运——中苏新闻改革的不同点
1.起点不同
当中国和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分别启动新闻改革进程时，它们面对的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是完全不同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据1986年统计，全苏联有报纸八千多家，发行量1.85亿份；其中日报713种，日发行量约一亿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杂志五千多家，发行量2.26亿份。①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相对闭塞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文革”期间，报业受到极大摧残，报纸锐减至４2家。1978年底报纸总量为186家，杂志930种，大约平均每20人才拥有一份报纸。报纸结构极其不合理，为清一色的党委机关报，普通民众无法从报纸上获得想要的信息。
2.策略不同（新闻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不同）
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国民希望社会的稳定。中国改革领导者更加注意改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使新闻改革的每一步骤都尽可能控制在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的限度内。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是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事业更加活跃，新闻媒体进入了快速成长期，晚报、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90年代初随着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些新闻媒体率先走向市场，主动参与市场竞争。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入，90年代中后期新闻媒体出现了集团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我国成立了一批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增强了报业的竞争力。进入21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新闻媒体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引发中国最新一轮的新闻改革。从中国新闻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改革始终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现实依托，在社会进步、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探讨新闻改革从而使得中国的新闻改革平稳而又有效。
而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走向了一个极端，进行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脱离现实的改革。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舆论多元化”，提出“历史无空白”、“批评无禁区”的口号，前苏联报界一度出现过活跃的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人们竞相揭露社会阴暗面，大量触及历史和现实的敏感问题，报刊舆论日趋混乱，也促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前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于是，前苏联报刊纷纷由一般地揭露阴暗面、批判历史失误，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前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严重损害了前苏联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前苏联的新闻改革未能充分考虑到前苏联的现实情况和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疾风骤雨似的激进的改革最终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
3.指导思想和原则不同
中国在进行新闻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党管新闻，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当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基本方针没有变，新闻媒介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前苏联的新闻改革则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而连贯的指导思想，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更是提出了“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1990年6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并于同年8月开始生效，该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扩大了办报的自主权限。于是，形形色色的党派蜂拥而起，纷纷出版自己的报刊，其中有大量反对社会主义、甚至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报刊。外国资本和新闻媒介此时也乘机打入前苏联，反对派报刊和西方新闻媒介共同制造舆论，并进而起到组织作用，煽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罢工，逼迫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政治上的混乱带来报刊舆论的混乱，报刊舆论的混乱又助长了政治上的混乱。在1991年“8·19”事件中，苏共反对派掌握的舆论工具和西方新闻媒介相互呼应，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8月23日，叶利钦发布俄罗斯总统令，接管了塔斯社、苏联新闻社、中央电视台，并勒令《真理报》等共产党报纸停刊。十月革命后形成的以党报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报业体系已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陷于瓦解。前苏联新闻改革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改革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指引、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
注释:
① 张允若,高宁远.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成都:成都人民出版社，1996，222页.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郭亚夫,殷俊.外国新闻传播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新闻改革 新闻制度 指导思想
一、 中国和前苏联两国进行新闻改革的时代背景分析
1.前苏联进行新闻改革的背景：苏联的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政治体制改革是其动力。
2.中国进行新闻改革的背景：中国的新闻改革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现实依托，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其动力。
二、中苏新闻改革的异同分析
（一） 一样的“身世”，共同的挑战——中苏新闻改革的相同点
1.新闻制度上：全民所有制
中苏在建国之初都实行了新闻事业生产资料国有制，所有的新闻媒介均属国家所有，为党和政府所控制，新闻媒介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新闻媒介也不单纯是新闻传播机构，而是整个党和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忠实地为党的方针路线服务，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服务。
2.新闻观念上：“工具论”、“喉舌论”
新闻媒体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机关报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中国和苏联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十分重视报纸“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利用报纸开展阶级斗争，把新闻媒体看作是“党委得心应手的工具”。媒介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忠实宣传党的主张，及时传达政府的政令。
3.媒体体制上：党管新闻，机关管理体制
党管新闻包括方向管理、干部管理、业务管理和结构管理。党是新闻机构的主要领导者，新闻媒介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机关，政府和政党用管理机关的方式来管理媒介，包括干部由政党和政府任免，经费由党和政府财政供给，党委宣传部定期向各新闻单位通报情况、提出新闻宣传的重点和要掌握的口径与问题。
4.新闻结构上：清一色的党委机关报
前苏联早在建国之初的1925年就建立起了一个以中央报刊为主，以地方报刊为补充的报业网，并逐渐取消了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管理报刊，代之以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出现的所有非党报刊均被封闭，形成了苏联的党报模式。中国新闻界从1953年起开始借鉴苏联的党报模式。此后，民营报纸和民主党派报纸渐告消失，新闻事业一概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由党组织统管了全国各类新闻事业，形成了清一色的党委机关报体系。
5.媒介效应上：新闻报道宣传化、舆论表达一律化
中苏两国80年代以前长期单一僵化的新闻管理体制使新闻媒介传播新闻、提供信息这个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功能长期受到漠视和压抑。新闻媒介成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新闻业处在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尽是“空洞的说教”。当时有人讽刺两家大报说：“《真理报》上没有真理，《消息报》上没有消息。”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新闻事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一时期的报纸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政治化，从斗争需要找材料、树典型、编故事堂而皇之地成为报刊通行的做法，报纸版面上充斥的都是语录、口号，形成了“舆论一律”、“千报一面”的局面。
6.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在国内，中苏两国都面临着重重困难，诸如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官员思想僵化及贪污腐败盛行、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矛盾突出、社会日趋不稳定状态等等；在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迅速，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在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增加了新闻改革的难度。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营造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来进行改革是中苏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
（二）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命运——中苏新闻改革的不同点
1.起点不同
当中国和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初分别启动新闻改革进程时，它们面对的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是完全不同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是一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也是当时世界上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据1986年统计，全苏联有报纸八千多家，发行量1.85亿份；其中日报713种，日发行量约一亿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杂志五千多家，发行量2.26亿份。①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相对闭塞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文革”期间，报业受到极大摧残，报纸锐减至４2家。1978年底报纸总量为186家，杂志930种，大约平均每20人才拥有一份报纸。报纸结构极其不合理，为清一色的党委机关报，普通民众无法从报纸上获得想要的信息。
2.策略不同（新闻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不同）
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国民希望社会的稳定。中国改革领导者更加注意改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使新闻改革的每一步骤都尽可能控制在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的限度内。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是中国新闻改革的重要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事业更加活跃，新闻媒体进入了快速成长期，晚报、都市报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90年代初随着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些新闻媒体率先走向市场，主动参与市场竞争。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深入，90年代中后期新闻媒体出现了集团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我国成立了一批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增强了报业的竞争力。进入21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新闻媒体开始逐步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引发中国最新一轮的新闻改革。从中国新闻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闻改革始终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为现实依托，在社会进步、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探讨新闻改革从而使得中国的新闻改革平稳而又有效。
而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走向了一个极端，进行了一些过于激进的、脱离现实的改革。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舆论多元化”，提出“历史无空白”、“批评无禁区”的口号，前苏联报界一度出现过活跃的景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人们竞相揭露社会阴暗面，大量触及历史和现实的敏感问题，报刊舆论日趋混乱，也促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前苏联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于是，前苏联报刊纷纷由一般地揭露阴暗面、批判历史失误，演变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前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严重损害了前苏联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前苏联的新闻改革未能充分考虑到前苏联的现实情况和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疾风骤雨似的激进的改革最终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
3.指导思想和原则不同
中国在进行新闻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作为理论武器。党管新闻，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当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基本方针没有变，新闻媒介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前苏联的新闻改革则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而连贯的指导思想，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更是提出了“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1990年6月，前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并于同年8月开始生效，该法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扩大了办报的自主权限。于是，形形色色的党派蜂拥而起，纷纷出版自己的报刊，其中有大量反对社会主义、甚至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报刊。外国资本和新闻媒介此时也乘机打入前苏联，反对派报刊和西方新闻媒介共同制造舆论，并进而起到组织作用，煽动和组织工人进行政治罢工，逼迫共产党放弃一党专政。政治上的混乱带来报刊舆论的混乱，报刊舆论的混乱又助长了政治上的混乱。在1991年“8·19”事件中，苏共反对派掌握的舆论工具和西方新闻媒介相互呼应，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8月23日，叶利钦发布俄罗斯总统令，接管了塔斯社、苏联新闻社、中央电视台，并勒令《真理报》等共产党报纸停刊。十月革命后形成的以党报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报业体系已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陷于瓦解。前苏联新闻改革的失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改革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指引、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
注释:
① 张允若,高宁远.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成都:成都人民出版社，1996，222页.
参考文献：
［1］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郭亚夫,殷俊.外国新闻传播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