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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期间，我和同学们不惧杜尔伯特草原夏天烈日的暴晒、冬天暴风雪的呼啸，在牧民乡亲的帮助下，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步适应了草原的劳动和生活。牧区生活单调、劳作辛苦，但不乏许多趣事值得回味。
一、打狼
我插队时作为基干民兵先后两次参加公社组织的打狼活动。那几年屡次发生狼偷袭羊群，咬死、拖走羊只的情况，为了保护集体和牧民的财产，公社由武装部牵头组织民兵骑馬围剿打狼。打狼在夏季进行，选择经常有狼出没的山沟周围，留出沟口然后在方圆数十里布下天罗地网，即隔几百米留一个人（以左右能看到人、又不能空当太大为准），百十来人的队伍撒开一个大网。中午天气炎热，狼都龟缩在巢穴里。布网时必须静悄悄地进行，人和马都不能发出声响，以防惊扰让狼跑脱了。布网留下的每个人，在烈日下牵着马静静地待命，不得上马、不能出声。一旦大网围成撒好，就该收网了。牵头布网的一般是公社武装部领导，收网出发是这样传递信号的：人跨上坐骑，原地转圈，挥舞手中的帽子或头巾，向远处的另一个人发出信号，一个一个地传递着。收网很壮观，这时要“人欢马叫”了，要把狼轰出巢穴才便于追捕。一二百匹马子在骑手呼啸的叫喊声中如离弦之箭疾驰奔跑，飞奔起来的马匹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可苦了我这个骑术不佳的新手，风驰电掣的马你根本拽不住，只得豁出去撒手脱缰由马狂奔！高声叫喊的人们纵马从高处往下、往沟口处轰赶，被惊吓的狼慌不择路拼命往外逃窜，跑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坦草地，正中人设下的圈套。骑马的民兵缩小包围圈，围堵赶剿祸害羊群的狼。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夏季那场围猎打狼中，我队两位牧民各自捕获一只狼，队里受人尊敬的仁经道尔吉骑马在行进中用手中的马棒击中一只奔跑的狼，而马倌交格德尔用套马杆套住一只逃窜的狼崽。那次，我好为乌布利乌苏大队自豪啊！
骑马奔跑一天下来，实在辛苦，腰痛腿软浑身要散架子似的。侧身下得马来，身子不稳腿都站立不直了，就连那些蒙古族小伙子也都嚷：“屁股磨烂了！”
为数不多头扎飘逸头巾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是打狼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的女朋友赵黑林（如今我的妻子，改名赵熠）就是女民兵中的一员。一天策马奔驰百十余里，对于没怎么骑过马的她是极大的挑战，她咬牙坚持下来了。那年打狼队伍穿过奥特奇沟，她骑马从陡壁旁的小路走过时，道包乌素大队的天津知青韩宝良发现她骑的黄马的肱肚（固定马鞍的皮带）断了，他赶紧过去拉住马，帮助她修好肱肚固定好马鞍。多悬呀！
打狼一天的辛劳可想而知，草原牧民的早、午，就是喝茶、炒米，每天的晚饭是唯一的正餐。各大队自带炊具专人做饭，在宿营地挖灶支上大锅，点燃牛粪羊砖，烧开一大锅汤，下面片、羊肉臊子和沙葱，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面片汤引得饥肠辘辘的年轻人一拥而上。赵黑林带着一只不大的饭盆，吃饭又较“文明”细嚼慢咽，吃完一碗再想去盛，大锅早已见底！后来她托人捎来一个大饭盆，这才能吃饱饭。
每天饭后的傍晚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除去开会学习就是人们娱乐的时间。摔跤的、压马的（驯服生马）……煞是好看！我就在那时见过一名蒙族小伙子，驯马的技术实在是高。那匹生马子上下蹦跳左甩右闪，骑手就像粘在马背上一样纹丝不动。那马子突然前蹄腾空跃起，由于用力过猛，马倒着折跟斗似的翻了个个儿，马翻倒后俯卧在地，而那小伙子仍牢牢地骑在马背上。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
打狼活动结束任务列队返回宿营地，夕阳下绿色的草原被染上一层绚丽的金黄色，马队所到之处有时惊扰了一群群黄羊，远远飞奔的黄羊群在遥远的天际线衬托下好似一片片虚无缥缈的移动黄云。一次，大群被惊扰的黄羊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但有一只黄羊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几个人策马过去一看，原来一只小黄羊卧在草地上熟睡，母羊守在它身边。好感人哟！一个蒙古族小伙子骑马凑过去，打趣地用马杆一套将小黄羊拽醒，惊醒的小黄羊蹦起来就和母羊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
二、学蒙话
在草原深处畜群点的蒙古族牧民很少有会汉话的，知青要在劳动和生活中与蒙古族群众打成一片，就必须学会蒙话，我就是在放牧过程中努力学习蒙话的。在崩巴（畜群点）的坦姆吉特家放牧时，她有三个儿子，老大宝力道八岁上学了会些汉话，我就“厚着脸皮”把他当作老师天天跟他学习蒙话，什么“东”“西”“南”“北”等等，小哥几个特别愿意教我。不久，我就学会了一些生活劳动的简单蒙话。一天由锡拉木伦河打碱饮羊后，我把羊群赶到崩巴西面高坡的草场上，羊群低头吃着草，周围一片宁静。这时队里漂亮的娄洛玛（据说她是50年代上海来的“国家的孩子”，如今她已经完全蒙化了）由远处向我疾步走来，嘴里喊着：“乌素白诺？乌素白诺？”她是问我有水吗？我以为她是问饮羊的水，就一边指着河滩的方向一边卖弄地回答道：“高勒特百纳！高勒特百纳！”意思是：河里有水！殊不知娄洛玛着急地仰头两手做着喝水的样子，原来她是问我有没有喝的水（有的知青放牧时携带行军壶），浅尝辄止自以为是的我好尴尬呀！我赶紧回答：“白赫怪，白赫怪！”（没有，没有！）
三、捡到一只狐狸
我们插队的草原上经常有狐狸出没，有红狐沙狐等皮毛颜色各不相同的品种，其中红狐皮毛颜色最漂亮所以比较珍贵。常常见到一些蒙古族小伙子在劳作之余，背着猎枪骑着马或骆驼在山坡草地来回溜达，为的是捕获一只狐狸。有的知青也凑热闹，跟当地人学着下药（老人们说，厉害的药“低头吃、抬头死”）。在狐狸的“必经之路”或洞口撒上狐狸药。一位上海知青“走火入魔”，他找到狐狸洞穴口堆起枯草点燃要用烟把洞里的狐狸熏出来，他摘下皮帽往洞口里扇烟，不小心火燎着了帽子烧了一个洞，从此留下话柄被大家当作笑话。
1970年年初我在崩巴坦姆吉特家放羊，那年雪特别大，雪厚一两尺深，冰天雪地里羊倌和羊群走起来都十分吃力。那天临近傍晚，我赶着羊群往畜群点方向走着。突然看到前面白茫茫的雪地里露出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我心里咯噔一下，别是狼吧！我还真有点儿胆怯。不过看着那东西一动也不动，我双手紧握羊铲（放羊的工具）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凑过去，到跟前用羊铲轻轻一杵竟然纹丝不动，我使劲儿用羊铲把那东西从雪地里挑出来——一条冻僵了的“狗”。不！我看清了，那是一只狐狸！我心里怦怦直跳，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我捡到了一只狐狸！那只狐狸冻得硬邦邦的，大尾巴直愣愣地挺着。我蹑手蹑脚地用羊铲另一头的驼毛绳，拴住狐狸的尾巴扛在肩上，轰着羊群往畜群点走。回到坦姆吉特家，正好有几位蒙古族小伙子在她家。我请求其中一位帮我剥狐狸皮，他就是每天背着枪要打狐狸的小伙子。嫉妒的他不但不帮我，还撂下话：“剥了皮看……”意思是狐狸是被他用猎枪打的，剥了皮看准有枪沙的眼儿。当时我也挺有志气的，心想：你不帮我，我自己剥！我听说过，剥狐狸皮要从嘴巴开始（保护狐狸皮的完整）。我拿着一把锋利的蒙古刀，一点一点从狐狸嘴开始剥皮，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在睡觉前把一个狐狸皮（筒）完整地剥下来。狐狸皮从头到脚没有一个沙眼儿，我在剥皮过程中也未划伤一点皮毛。那个小伙子没话说了。按照老牧民们的说法，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羊圐圙里找来完好无损的干羊粪蛋儿把狐狸皮筒装满撑得鼓鼓的，吊在风凉处风干。几天后回到翁克尔（知青点），我仍把装满羊粪蛋的狐狸皮筒挂在屋檐下，过了好些日子，狐狸皮被风干透。我拿到公社供销社的加工厂，找到熟悉的老韩，让他悉心帮我把狐狸皮熟好。这是一个不太红的红狐，这个“天上掉馅饼”的狐狸皮我一直保存到至今呢。 四、打枪
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我是持枪基干民兵，先后配发过三八（大盖）式、50式冲锋枪和56式半自动步枪。枪是配子弹的，对枪支弹药的管理虽然没有其他地方那么严格但也有明确的要求。我是个谨慎守规矩的人，从不敢随便打枪。1970年夏季打狼结束，知青同学S是车倌，负责赶大车把我队的帐篷、行李和炊具等物品拉回大队。总背着枪太累，我就让S替我把三八大盖带回去，还给了他三发子弹，嘱咐他千万别随便发射（此前我从未用这支枪打过子弹）。谁知他在回大队途中把三发子弹全打光了，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没吱声。后来我偷偷在偏僻的山沟里，连续向飞鸟射击竟然全没有把子弹击发出去。三八大盖太老了，撞针全不灵了。怎么S的三发子弹全打出去了，到我这儿全“哑”，真倒霉。后来换成50式冲锋枪，我也曾用多余的子弹放过，也是没有击发。这些抗美援朝用过的枪支同样磨损得太厉害。再到后来，大兵压境，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上级为边境地区的民兵换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刚从部队换下来的武器就是不一样，好使极了。那时备战任务重，经常训练打靶，我的枪法渐渐练得相当不错了。时间长了，手里的子弹也逐渐多了（认识的人多，跟这个要几发、跟那个要几发的。那时边境地区子弹比较好弄），有时就用枪打野兔，后来基本能弹不虚发了。一天在翁克尔下午收工后，看到房屋前方锡拉木伦河边的支棘草稞子里有野兔来回蹦窜，好友P跃跃欲试。他让我把枪拿来，他要去打野兔。我取来半自动步枪说：“咱俩比比，看谁槍法准！”我是有意显摆，人家没怎么打过枪，而我经常参加打靶训练。我先端枪走进支棘地，不一会儿“砰——”“砰——”两枪打死两只野兔。我把枪交给P，他躬身端枪悄悄进入支棘地，一会儿举枪瞄准一会儿又放下，他猫着腰端枪行走的样子被围观者称之“鬼子进村了！” 最后，他压力过大怕放空枪，一枪未打就放弃了。
五、雪夜求医
1971年年初，我已经是大队的民兵副连长。内蒙古草原冬季的雪特别大，由于积雪很深，给放牧等生产活动和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一天晚上9、10点钟，我已经睡下了。一阵急促敲门响起，我起身披衣开门，原来是车倌杨宝福和跟车的上海知青吴延海。杨宝福临产的妻子难产，焦急的他请求我和吴延海去公社卫生院请大夫。人命关天，我俩二话不说立即动身。杨宝福牵来拉车的两匹马，我把马鞍放在马背上系好，车倌给另一匹马搭上毡垫。我和吴延海商量妥当，请到卫生院的大夫让他俩一起骑马返回翁克尔，我自己步行返回。那天夜里皓月当空，茫茫大地雪皑皑的一片银白色。我们俩策马疾驰，路旁远处契盖方向散落着一群骆驼，其中一头高大雄壮额头佩戴小镜子、头扎红绿布条的骆驼格外显眼，那是儿驼（配种的公骆驼）！正值发情期的儿驼会伤人的，所以骆驼倌把它打扮得“花枝招展”以示路人。我俩远远躲开驼群继续前行，翻过一道山梁赶到公社。找到医生后，吴延海和医生骑着马迅速奔往翁克尔。回来的路上，我挎着枪沿着崎岖的山坡小路，蹚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临近契盖附近时，又见到不远处那头雄壮的儿驼和那群母驼。我端着50式冲锋枪压低身姿悄声而疾步走着，突然儿驼跺着坚实的蹄步往小路方向踱来。我的脑海中瞬时浮现出牧民们常说的儿驼追赶人、庞大的身体压伤人的骇人画面。于是我迅速离开小路撤到河滩边，战战兢兢地把子弹压上膛端着枪，身体几乎匍匐在地，脚步没敢丝毫停留，绕着圈子远躲着驼群，就这样回到翁克尔。第二天，听到公社卫生院的大夫为杨宝福的妻子接生的消息，他家又添了一个小儿子。我和吴延海为能给社员群众办点事感到十分欣慰。◎
一、打狼
我插队时作为基干民兵先后两次参加公社组织的打狼活动。那几年屡次发生狼偷袭羊群，咬死、拖走羊只的情况，为了保护集体和牧民的财产，公社由武装部牵头组织民兵骑馬围剿打狼。打狼在夏季进行，选择经常有狼出没的山沟周围，留出沟口然后在方圆数十里布下天罗地网，即隔几百米留一个人（以左右能看到人、又不能空当太大为准），百十来人的队伍撒开一个大网。中午天气炎热，狼都龟缩在巢穴里。布网时必须静悄悄地进行，人和马都不能发出声响，以防惊扰让狼跑脱了。布网留下的每个人，在烈日下牵着马静静地待命，不得上马、不能出声。一旦大网围成撒好，就该收网了。牵头布网的一般是公社武装部领导，收网出发是这样传递信号的：人跨上坐骑，原地转圈，挥舞手中的帽子或头巾，向远处的另一个人发出信号，一个一个地传递着。收网很壮观，这时要“人欢马叫”了，要把狼轰出巢穴才便于追捕。一二百匹马子在骑手呼啸的叫喊声中如离弦之箭疾驰奔跑，飞奔起来的马匹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可苦了我这个骑术不佳的新手，风驰电掣的马你根本拽不住，只得豁出去撒手脱缰由马狂奔！高声叫喊的人们纵马从高处往下、往沟口处轰赶，被惊吓的狼慌不择路拼命往外逃窜，跑到了一马平川的平坦草地，正中人设下的圈套。骑马的民兵缩小包围圈，围堵赶剿祸害羊群的狼。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夏季那场围猎打狼中，我队两位牧民各自捕获一只狼，队里受人尊敬的仁经道尔吉骑马在行进中用手中的马棒击中一只奔跑的狼，而马倌交格德尔用套马杆套住一只逃窜的狼崽。那次，我好为乌布利乌苏大队自豪啊！
骑马奔跑一天下来，实在辛苦，腰痛腿软浑身要散架子似的。侧身下得马来，身子不稳腿都站立不直了，就连那些蒙古族小伙子也都嚷：“屁股磨烂了！”
为数不多头扎飘逸头巾飒爽英姿的女民兵，是打狼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的女朋友赵黑林（如今我的妻子，改名赵熠）就是女民兵中的一员。一天策马奔驰百十余里，对于没怎么骑过马的她是极大的挑战，她咬牙坚持下来了。那年打狼队伍穿过奥特奇沟，她骑马从陡壁旁的小路走过时，道包乌素大队的天津知青韩宝良发现她骑的黄马的肱肚（固定马鞍的皮带）断了，他赶紧过去拉住马，帮助她修好肱肚固定好马鞍。多悬呀！
打狼一天的辛劳可想而知，草原牧民的早、午，就是喝茶、炒米，每天的晚饭是唯一的正餐。各大队自带炊具专人做饭，在宿营地挖灶支上大锅，点燃牛粪羊砖，烧开一大锅汤，下面片、羊肉臊子和沙葱，散发着诱人香味的面片汤引得饥肠辘辘的年轻人一拥而上。赵黑林带着一只不大的饭盆，吃饭又较“文明”细嚼慢咽，吃完一碗再想去盛，大锅早已见底！后来她托人捎来一个大饭盆，这才能吃饱饭。
每天饭后的傍晚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候，除去开会学习就是人们娱乐的时间。摔跤的、压马的（驯服生马）……煞是好看！我就在那时见过一名蒙族小伙子，驯马的技术实在是高。那匹生马子上下蹦跳左甩右闪，骑手就像粘在马背上一样纹丝不动。那马子突然前蹄腾空跃起，由于用力过猛，马倒着折跟斗似的翻了个个儿，马翻倒后俯卧在地，而那小伙子仍牢牢地骑在马背上。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
打狼活动结束任务列队返回宿营地，夕阳下绿色的草原被染上一层绚丽的金黄色，马队所到之处有时惊扰了一群群黄羊，远远飞奔的黄羊群在遥远的天际线衬托下好似一片片虚无缥缈的移动黄云。一次，大群被惊扰的黄羊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但有一只黄羊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几个人策马过去一看，原来一只小黄羊卧在草地上熟睡，母羊守在它身边。好感人哟！一个蒙古族小伙子骑马凑过去，打趣地用马杆一套将小黄羊拽醒，惊醒的小黄羊蹦起来就和母羊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
二、学蒙话
在草原深处畜群点的蒙古族牧民很少有会汉话的，知青要在劳动和生活中与蒙古族群众打成一片，就必须学会蒙话，我就是在放牧过程中努力学习蒙话的。在崩巴（畜群点）的坦姆吉特家放牧时，她有三个儿子，老大宝力道八岁上学了会些汉话，我就“厚着脸皮”把他当作老师天天跟他学习蒙话，什么“东”“西”“南”“北”等等，小哥几个特别愿意教我。不久，我就学会了一些生活劳动的简单蒙话。一天由锡拉木伦河打碱饮羊后，我把羊群赶到崩巴西面高坡的草场上，羊群低头吃着草，周围一片宁静。这时队里漂亮的娄洛玛（据说她是50年代上海来的“国家的孩子”，如今她已经完全蒙化了）由远处向我疾步走来，嘴里喊着：“乌素白诺？乌素白诺？”她是问我有水吗？我以为她是问饮羊的水，就一边指着河滩的方向一边卖弄地回答道：“高勒特百纳！高勒特百纳！”意思是：河里有水！殊不知娄洛玛着急地仰头两手做着喝水的样子，原来她是问我有没有喝的水（有的知青放牧时携带行军壶），浅尝辄止自以为是的我好尴尬呀！我赶紧回答：“白赫怪，白赫怪！”（没有，没有！）
三、捡到一只狐狸
我们插队的草原上经常有狐狸出没，有红狐沙狐等皮毛颜色各不相同的品种，其中红狐皮毛颜色最漂亮所以比较珍贵。常常见到一些蒙古族小伙子在劳作之余，背着猎枪骑着马或骆驼在山坡草地来回溜达，为的是捕获一只狐狸。有的知青也凑热闹，跟当地人学着下药（老人们说，厉害的药“低头吃、抬头死”）。在狐狸的“必经之路”或洞口撒上狐狸药。一位上海知青“走火入魔”，他找到狐狸洞穴口堆起枯草点燃要用烟把洞里的狐狸熏出来，他摘下皮帽往洞口里扇烟，不小心火燎着了帽子烧了一个洞，从此留下话柄被大家当作笑话。
1970年年初我在崩巴坦姆吉特家放羊，那年雪特别大，雪厚一两尺深，冰天雪地里羊倌和羊群走起来都十分吃力。那天临近傍晚，我赶着羊群往畜群点方向走着。突然看到前面白茫茫的雪地里露出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我心里咯噔一下，别是狼吧！我还真有点儿胆怯。不过看着那东西一动也不动，我双手紧握羊铲（放羊的工具）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凑过去，到跟前用羊铲轻轻一杵竟然纹丝不动，我使劲儿用羊铲把那东西从雪地里挑出来——一条冻僵了的“狗”。不！我看清了，那是一只狐狸！我心里怦怦直跳，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我捡到了一只狐狸！那只狐狸冻得硬邦邦的，大尾巴直愣愣地挺着。我蹑手蹑脚地用羊铲另一头的驼毛绳，拴住狐狸的尾巴扛在肩上，轰着羊群往畜群点走。回到坦姆吉特家，正好有几位蒙古族小伙子在她家。我请求其中一位帮我剥狐狸皮，他就是每天背着枪要打狐狸的小伙子。嫉妒的他不但不帮我，还撂下话：“剥了皮看……”意思是狐狸是被他用猎枪打的，剥了皮看准有枪沙的眼儿。当时我也挺有志气的，心想：你不帮我，我自己剥！我听说过，剥狐狸皮要从嘴巴开始（保护狐狸皮的完整）。我拿着一把锋利的蒙古刀，一点一点从狐狸嘴开始剥皮，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在睡觉前把一个狐狸皮（筒）完整地剥下来。狐狸皮从头到脚没有一个沙眼儿，我在剥皮过程中也未划伤一点皮毛。那个小伙子没话说了。按照老牧民们的说法，第二天一早我就到羊圐圙里找来完好无损的干羊粪蛋儿把狐狸皮筒装满撑得鼓鼓的，吊在风凉处风干。几天后回到翁克尔（知青点），我仍把装满羊粪蛋的狐狸皮筒挂在屋檐下，过了好些日子，狐狸皮被风干透。我拿到公社供销社的加工厂，找到熟悉的老韩，让他悉心帮我把狐狸皮熟好。这是一个不太红的红狐，这个“天上掉馅饼”的狐狸皮我一直保存到至今呢。 四、打枪
在内蒙古草原插队时我是持枪基干民兵，先后配发过三八（大盖）式、50式冲锋枪和56式半自动步枪。枪是配子弹的，对枪支弹药的管理虽然没有其他地方那么严格但也有明确的要求。我是个谨慎守规矩的人，从不敢随便打枪。1970年夏季打狼结束，知青同学S是车倌，负责赶大车把我队的帐篷、行李和炊具等物品拉回大队。总背着枪太累，我就让S替我把三八大盖带回去，还给了他三发子弹，嘱咐他千万别随便发射（此前我从未用这支枪打过子弹）。谁知他在回大队途中把三发子弹全打光了，我不好说什么也就没吱声。后来我偷偷在偏僻的山沟里，连续向飞鸟射击竟然全没有把子弹击发出去。三八大盖太老了，撞针全不灵了。怎么S的三发子弹全打出去了，到我这儿全“哑”，真倒霉。后来换成50式冲锋枪，我也曾用多余的子弹放过，也是没有击发。这些抗美援朝用过的枪支同样磨损得太厉害。再到后来，大兵压境，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上级为边境地区的民兵换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刚从部队换下来的武器就是不一样，好使极了。那时备战任务重，经常训练打靶，我的枪法渐渐练得相当不错了。时间长了，手里的子弹也逐渐多了（认识的人多，跟这个要几发、跟那个要几发的。那时边境地区子弹比较好弄），有时就用枪打野兔，后来基本能弹不虚发了。一天在翁克尔下午收工后，看到房屋前方锡拉木伦河边的支棘草稞子里有野兔来回蹦窜，好友P跃跃欲试。他让我把枪拿来，他要去打野兔。我取来半自动步枪说：“咱俩比比，看谁槍法准！”我是有意显摆，人家没怎么打过枪，而我经常参加打靶训练。我先端枪走进支棘地，不一会儿“砰——”“砰——”两枪打死两只野兔。我把枪交给P，他躬身端枪悄悄进入支棘地，一会儿举枪瞄准一会儿又放下，他猫着腰端枪行走的样子被围观者称之“鬼子进村了！” 最后，他压力过大怕放空枪，一枪未打就放弃了。
五、雪夜求医
1971年年初，我已经是大队的民兵副连长。内蒙古草原冬季的雪特别大，由于积雪很深，给放牧等生产活动和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一天晚上9、10点钟，我已经睡下了。一阵急促敲门响起，我起身披衣开门，原来是车倌杨宝福和跟车的上海知青吴延海。杨宝福临产的妻子难产，焦急的他请求我和吴延海去公社卫生院请大夫。人命关天，我俩二话不说立即动身。杨宝福牵来拉车的两匹马，我把马鞍放在马背上系好，车倌给另一匹马搭上毡垫。我和吴延海商量妥当，请到卫生院的大夫让他俩一起骑马返回翁克尔，我自己步行返回。那天夜里皓月当空，茫茫大地雪皑皑的一片银白色。我们俩策马疾驰，路旁远处契盖方向散落着一群骆驼，其中一头高大雄壮额头佩戴小镜子、头扎红绿布条的骆驼格外显眼，那是儿驼（配种的公骆驼）！正值发情期的儿驼会伤人的，所以骆驼倌把它打扮得“花枝招展”以示路人。我俩远远躲开驼群继续前行，翻过一道山梁赶到公社。找到医生后，吴延海和医生骑着马迅速奔往翁克尔。回来的路上，我挎着枪沿着崎岖的山坡小路，蹚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临近契盖附近时，又见到不远处那头雄壮的儿驼和那群母驼。我端着50式冲锋枪压低身姿悄声而疾步走着，突然儿驼跺着坚实的蹄步往小路方向踱来。我的脑海中瞬时浮现出牧民们常说的儿驼追赶人、庞大的身体压伤人的骇人画面。于是我迅速离开小路撤到河滩边，战战兢兢地把子弹压上膛端着枪，身体几乎匍匐在地，脚步没敢丝毫停留，绕着圈子远躲着驼群，就这样回到翁克尔。第二天，听到公社卫生院的大夫为杨宝福的妻子接生的消息，他家又添了一个小儿子。我和吴延海为能给社员群众办点事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