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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小说家包倬的幸运年，这一年，他相继在《民族文学》发表了《纸命》，在《山花》发表了《401》，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狮子山》，在《创作与评论》发表了《三伏天》，在《天涯》发表了《百发百中》，在《边疆文学》发表了《聪明药》。其中，《401》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年底包倬全票入围在云南已小有名气的第五届高黎贡文学奖提名，“云大评刊”第二十六期以《包倬小说和“80后”作家的新变》为题，讨论了包倬的小说，2014年，在业内有较大影响的《创作与评论》“新锐”栏目推出他的专辑……
包倬在2013年能受到国内一流的诸多文学杂志和评论家的关注，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尝试，他似乎找到了有可能是他一生的写作“母题”，即对乡村社会和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包倬属于“与现实短兵相接”的“80后”作家，他关注被生活遗忘的偏僻乡村、关注为了生计涌向城市却没有被城市接纳的农民工。他写了他们的挣扎、写了他们的无知、写了他们为了讨一个老婆的艰辛以及为了找媳妇而走上犯罪的路，等等，篇篇刺刀见红，读来让人痛心，也让人有意无意地顺着包倬的小说去思考当下社会现实。
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也逐渐呈现出富裕之景象，在城镇化如火如荼推行的当下，乡村的问题被遮蔽，不少知识分子，还将乡村描述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人间天堂。乡村、还有那些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不仅仅是被遮蔽的问题，他们甚至被美化。包倬的小说，对乡村暴露出来的问题，对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发展问题做了质朴的展示。我以为，包倬是一个至今仍苦难的乡村社会城市、至今仍贫困的农民工的告密者，他将一切对乡村的美化毫不留情地撕开，让人目睹了乡村社会最真实的疼痛。
一、性是打开包倬小说的钥匙
不久前，和一位作家朋友探讨过在小说中写性的话题。朋友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多年的性压抑让人产生了窥探欲，在小说中加上性描写，不仅能吸引读者，而且能使小说增色。但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已然不具神秘性，若想看，找部伦理片来，声光电全方位感受，比干瘪的文字实在多了。大量的性描写，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还会给人以格调不高之感，降低了小说的品质。
但，面对包倬的小说，性却是打开其小说的一把钥匙。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陈林在一篇名叫《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的博文中写道：性。性成为包倬小说故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量。但同时，陈林认为，包倬的独特性在于，对性的书写并不是他的旨归，他没有陷入肉体的乌托邦和故事的圈套，在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发现，包倬笔下的性又回到了社会问题上来。{1}
陈林将包倬小说中的性书写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无论是为了找个媳妇而绑架妓女三妹的伏天，妻子愤而离开孤苦无依最终沦为“鼠人”的李门、还是为了讨个老婆被骗最后又心甘情愿变成冯瓶儿“长工”的吴光定，以及遭强奸无奈嫁给自己不爱的老杜的采莲，等等，他们或是在传宗接代的原始的伦理观，或者夹杂着个人私欲的复杂情感中，或者被侵犯无奈从了生活，但无论路径如何，其引发点都是婚姻，或者说性。
著名评论家张柠在《土地的黄昏》中认为，子嗣文化是农耕文明生产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乡村社会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粮食生产”，也就是农民的身体能量与自然能量之间进行能量交换的结果。第二类是“人口生产”，也就是生育。不生育、不结婚、不要后代，都是对农民的子嗣文化的公然挑衅。②
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粮食生产”逐渐好转，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但在中国，人口的绝大数依旧生活在农村，且中国山地偏多，不少农村至今“粮食生产”仍存在不少问题，于是，才会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求生存，谋发展。在包倬的小说中，亦关注到这一点，比如，在《狮子山》中，女人怀孕期间，都不能好好吃顿肉。也因贫困，才会有三兄凑钱买一女人做老婆的悲惨之举。
至于“人口生产”，却是在前者危机下所暴露出来的深刻社会问题之一。陈林认为，“他笔下的那些性压抑、性变态者，多是一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单身汉们，他们的性焦虑背后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城市以其巨大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可能是魔鬼般的，将乡村的女性吸引走之后，乡村世界所面临的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如果稍做引申，可能还有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乡下人身份转换的问题。那些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的失败者们，他们曾经都可能是乡土世界里的英雄。所以，在性焦虑的背后，更重要的是身份焦虑。”③所以，质朴的乡村社会，朴素如泥土的乡村人，不是他们有意要背叛中国传统的子嗣文化，相反，他们极力想传承子嗣文化，只是，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盘，将乡村的女子吸走了，让他们的传承变得只有一个向度。《三伏天》《聪明药》便是这样极端的例子。
在《三伏天》中，包倬将莫家凹男人讨老婆的艰难推倒了极致。在莫家凹，“姑娘们长大一个走一个，她们去到外面，做服务员，做保姆，做按摩女郎，做皮肉生意，做有钱老倌的情人，但就是不嫁给莫家凹的男人。”“这该死的女人啊，天上不长地上不生，大一个跑一个，再这样下去，这个鬼地方，连老鼠都没有母的了。”光棍的队伍越来越长，可以从村头排到村尾，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娶媳妇更重要的事了。伏天就是这群光棍中的典型，他虽然力大如牛，但因为家穷人丑，三十二岁了都还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去县城修路时，他从工友口中得知“小花园”的神秘——能找女人。一个下午，在做了一个春梦后，伏天打摩的到小花园，花了三百招了妓女三妹。尝到女人滋味的伏天，满足和愉悦像染上毒瘾，觉得无法离开这个女人，于是，他绑架了三妹，将其囚禁在山里的一个小屋里。为了和三妹“过日子”，他开荒种地，为了让三妹开心，他抢劫妓女的钱包和中学生的随声听，偷村庄里的老母鸡。他时常自责，向三妹流泪道歉，给她烧水洗脚，过年给她家里寄钱，希望这个女人能为他生孩子。但最终三妹还是找机会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跑了。 在《聪明药》中，熊二之所以能屡次欺骗忠厚老实的吴光定，也是因为“风岭光棍成群”。当熊二因诈骗被警察通缉逃跑后，吴光定变成了熊二老婆冯瓶儿的“长工”，为了能留在冯瓶儿身边，自己敲断自己两根肋骨，并要挟冯瓶儿，“你要是赶我走，我就敲断自己的骨头，让自己走不了。”在冯瓶儿提出“不准碰我”“不准让孩子叫你爸”的苛刻条件下，吴光定结束了自己的光棍生涯，开始了无名无份的“夫妻”生活。
性只是包倬说事的借口，他直指的确是当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婚姻难，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但往往被忽视，或者视而不见。一个社会的稳定，首先是作为社会小单元的家的稳定，但若大量的男青年像吴光定一样找不到老婆，是否会有更多的伏天出现，很难预料。包倬直面了这一新变的社会现实。
二、现代社会的新型多余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缺“多余人”，比如，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等等。但包倬为我们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新型的多余人形象。没有人想要遗弃他们，但他们又真实地被生活遗弃了。
在包倬的小说中，多余人的形象随处可见，比如《鼠人》中的李门，《401》中的小侯、黄大运，甚至《百发百中》中的“我”、《聪明药》中的熊二等人，他们都是被现实生活遗弃的人，他们曾经也有着卑微的理想，但现实却一次一次让他们灰头土脸，他们无力反抗，甘愿沉沦，最终沦落为这个时代的多余人。
《鼠人》有点卡夫卡《变形记》的味道，只是，卡夫卡将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包倬没将李门变成一只老鼠，而是将李门写成了一个以鼠为伴的多余人，这从艺术角度看，更具冲击力。《鼠人》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形，讲述了李门孤苦的一生。李门还没出生，父亲就跟一个进山的货郎走了，自此杳无音信，他是妈妈坐在门槛上生下来的，“即使我不生在门槛上，也会生在房檐下、小路上、水沟边，甚至草堆里。我没有奇特之处，普通得就像梦庄路边的一株野草。”李门的出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苦无依。
李门年轻的时候，唢呐吹得好，情歌唱得好。一个叫葵花的姑娘爱上了他，但李门却不爱葵花，无法忍受流言蜚语的葵花无奈跳河自杀。葵花死后，梦庄人编出了歌谣：梦庄有李门，姑娘送上门，被他糟蹋后，推下河里做冤魂。传言是李门将葵花推下了河。害怕警察找上门的李门，离家流浪。流浪到第一百个村庄幻城，娶了山楂为妻，但好景不长，梦庄传来母亲过世的消息，李门带着山楂回到梦庄，有关李门的歌谣被山楂听到，她愤而离开李门。山楂走后，李门又一次离开了梦庄，这一趟差点客死异乡。从此，李门不再出门，白天躲在家，晚上出去偷玉米，吃生的食物，头发和胡子疯长，他忘记了上街的路，就是钱，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年没有上街买东西了，他彻底成了多余人。
多余人最早的原型是指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而包倬笔下的多余人，本身就是底层生活无望的贫苦农民，他们有卑微的理想，只是想找个女人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有理想，他们也奋斗，甚至百折不挠，但命运却残酷地将他们卑微的梦想粉碎。若说俄罗斯文学史那些多余人还让人有同情，悲悯，那包倬笔下的多余人，会让人连同情、悲悯都没有，唯剩感慨，或者说是无语。
三、底层社会人性图
鲁迅对中国底层社会的人性曾有过深刻的分析，近年来，亦有不少作品直指底层，描写底层生活的艰辛，但大多都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同情是他们唯一的情感生发点，将之归结为体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点。包倬却不一样，他写底层，却只是展现，不做任何批判，或者准确地说，是沉默的批判，比如，《纸命》，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种不出声的批评。
包倬关注底层，却没有把展现底层的物质生活作为小说展开的底板，他以底层为型，挖掘的是底层的人性。
作为“80后”作家，包倬如此在意底层，小说关注点也几乎是底层，这可能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有人认为，余华写底层的经验只是间接经验，他没有直接经验，余华是把别人的苦难拿来当做自己的经验。包倬不一样，他写底层的经验，完全来自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包倬多年处于底层社会，有和底层人民打交道的经验，使得他在写底层人物时，有信手拈来的随意感。从生活经验来说，包倬几乎干过所有“卑微”的工作，他放过牛，种过地，打过杂、当过伐木工人、汽修工、粉刷匠、销售人员、房产经纪人、报社记者等。他和那些收垃圾的、卖菜的、发传单的、做保安的、干建筑活的人是朋友，也是酒友。从直接经验来说，比如说《401》的整个故事架构，便来自于包倬自己曾经的职业——房产经纪人。在《合谋与背叛》，包倬说，“我并没有找到一份跟文字相关的工作，而是做了一名房产经纪人，靠耍嘴皮子吃饭。我周旋于房东和客户之间，见风使舵。几年以后，当我退出这个市场，我忘记了太多的交易场景，唯独记得一套没有人住的房子，门坏了，敞开着。我多次将客户带进去看户型，把它当成‘样板房’。它是401号房。”一次聊天，包倬讲了写《狮子山》的诱因，他说，他们兄妹三人都在外，父母老了，一次回家，父亲很自责地和他说，村子有户人家，生了个女孩，卖走了，才一千块，父亲自责当时没把孩子买下，这样，晚年会有个伴。有了如此多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包倬自然能对底层人物的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在包倬的小说中，对人性挖掘最深的是《401》。收破烂的黄大运和卖炸洋芋的周小芹姘居在城中村的一间民房里。黄大运白天收破烂，晚上做贼，没生意时，百无聊赖地游荡在怡康小区。而怡康小区门口，就是农民工进城的一个缩影。“在怡康小区的大门口，聚集着一大批来这个城市谋生的外地人，修鞋的、补锅的、收破烂的、修锁的。他们彼此熟悉，没生意的时候便聚在一起‘斗地主’。”这些来自乡村的人，进了城，梦想着发财，但他们从事的却是最没可能发财的职业。所以，当小侯一次酒醉后放言：“老黄，老子太想去贩毒了。抓着了，该死卵朝天；抓不着，老子就捡得活。”黄大运才会一拍即合：“好啊，到时候记得叫上我。” 在老婆孩子来昆明找黄大运时，无路可走的黄大运只能和姘居的周小芹提出分手，但在逛商场打肿脸充盘子给周小芹买了件1200元的衣服后，出于对黄大运的报答，周小芹说自己怀了黄大运的孩子，当黄大运提出分手后，周小芹便一再以各种理由敲诈黄大运。被赶出门的黄大运，住到了捡来的401中，此事被做房产中介的小侯发觉后，遂起了合谋买房子的诡计，经折腾，房子买了，但最终，机关算尽的小侯，还是被黄大运耍了。黄大运卷着买房子的50万巨款跑了。“在《401》这个人性试验场中，小侯的机关算尽，黄大运的贪欲膨胀，周小芹的巧妙报复，无一不是底层人为生存与梦想而战，为利益而残酷竞争的生动写照与缩影。他们的发财梦，禁不住天上掉馅饼的诱惑，终于让人性失去底线而走向迷失，构成了一幅底层人性扭曲、善良泯灭、道德沦丧的生态图。小说的高潮部分，将他们交易时各自的心怀鬼胎、做贼心虚之感刻划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写得惊心动魄。法网灰灰，他们的命运无非是亡命天涯。可他们仍禁不住欲望而飞蛾扑火。黄大运们，让我们对人性与欲望有了形象而透彻的认识。”④
《纸命》，也是包倬写人性问题很成功的一个中篇。采莲嫁给老杜后，老杜发现妻不是处女后，对她冷眼相加，但文末，当采莲和自己当初爱着的吕品发生婚外情后，老杜却当着采莲的母亲和哥哥下跪，然后说：把心里的苦都说出来，然后好好过日子。还有，当老金得势时，老杜百般巴结，但老金遇到难题时，老杜又怂恿工厂工人帖老金的大字报，梦想自己当副厂长等等，将小人物内心的阴暗做了深刻的展示。
文学就是人学，故事讲得再好，技巧再高，都只是技术层面的事，唯有将笔触伸向人，讲人的故事，展示人的心理，才能进入一流小说的阵营。这一点，目前仍旧在苦苦写着的包倬做得极好。
四、无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
包倬在《我无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的创作谈中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法对世界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写作过程，而不是刻意为之，因为只要我们写，我们写下的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而人物，总会置于某个背景下，正如一个演员，只要他表演，他的脚下就是舞台，他的身后就是幕布。
包倬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历，并且，写了十余年小说的包倬，已然找到了他自己的写作“母题”。另外，作为“80后”作家，包倬与传统终于接上了轨。
金理在《历史的诞生》一书中说，“当郭敬明式的文学充斥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是不甘心的。我们年轻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就被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东西给确定了？当这种文学以及他背后的支撑力量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站在他的反面，我们有没有能力创制出一种从‘幻城中让小时代的孩子们醒来的文学’。”⑤包倬的小说创作，无疑是给金理的疑惑最有力的回答。
注释：
{1}③见陈林：《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7a9f0101c3di.html。
②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4}冯晓澜：《<401>：考量人性的试验场》，《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3期。
⑤金理： 《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云南人民出版社）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包倬在2013年能受到国内一流的诸多文学杂志和评论家的关注，并非天上掉馅饼，而是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尝试，他似乎找到了有可能是他一生的写作“母题”，即对乡村社会和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包倬属于“与现实短兵相接”的“80后”作家，他关注被生活遗忘的偏僻乡村、关注为了生计涌向城市却没有被城市接纳的农民工。他写了他们的挣扎、写了他们的无知、写了他们为了讨一个老婆的艰辛以及为了找媳妇而走上犯罪的路，等等，篇篇刺刀见红，读来让人痛心，也让人有意无意地顺着包倬的小说去思考当下社会现实。
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也逐渐呈现出富裕之景象，在城镇化如火如荼推行的当下，乡村的问题被遮蔽，不少知识分子，还将乡村描述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人间天堂。乡村、还有那些从乡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不仅仅是被遮蔽的问题，他们甚至被美化。包倬的小说，对乡村暴露出来的问题，对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发展问题做了质朴的展示。我以为，包倬是一个至今仍苦难的乡村社会城市、至今仍贫困的农民工的告密者，他将一切对乡村的美化毫不留情地撕开，让人目睹了乡村社会最真实的疼痛。
一、性是打开包倬小说的钥匙
不久前，和一位作家朋友探讨过在小说中写性的话题。朋友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多年的性压抑让人产生了窥探欲，在小说中加上性描写，不仅能吸引读者，而且能使小说增色。但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已然不具神秘性，若想看，找部伦理片来，声光电全方位感受，比干瘪的文字实在多了。大量的性描写，不仅显得画蛇添足，还会给人以格调不高之感，降低了小说的品质。
但，面对包倬的小说，性却是打开其小说的一把钥匙。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陈林在一篇名叫《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的博文中写道：性。性成为包倬小说故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量。但同时，陈林认为，包倬的独特性在于，对性的书写并不是他的旨归，他没有陷入肉体的乌托邦和故事的圈套，在转了一圈之后，我们发现，包倬笔下的性又回到了社会问题上来。{1}
陈林将包倬小说中的性书写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无论是为了找个媳妇而绑架妓女三妹的伏天，妻子愤而离开孤苦无依最终沦为“鼠人”的李门、还是为了讨个老婆被骗最后又心甘情愿变成冯瓶儿“长工”的吴光定，以及遭强奸无奈嫁给自己不爱的老杜的采莲，等等，他们或是在传宗接代的原始的伦理观，或者夹杂着个人私欲的复杂情感中，或者被侵犯无奈从了生活，但无论路径如何，其引发点都是婚姻，或者说性。
著名评论家张柠在《土地的黄昏》中认为，子嗣文化是农耕文明生产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乡村社会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粮食生产”，也就是农民的身体能量与自然能量之间进行能量交换的结果。第二类是“人口生产”，也就是生育。不生育、不结婚、不要后代，都是对农民的子嗣文化的公然挑衅。②
虽然自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粮食生产”逐渐好转，尤其是近几年，农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但在中国，人口的绝大数依旧生活在农村，且中国山地偏多，不少农村至今“粮食生产”仍存在不少问题，于是，才会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求生存，谋发展。在包倬的小说中，亦关注到这一点，比如，在《狮子山》中，女人怀孕期间，都不能好好吃顿肉。也因贫困，才会有三兄凑钱买一女人做老婆的悲惨之举。
至于“人口生产”，却是在前者危机下所暴露出来的深刻社会问题之一。陈林认为，“他笔下的那些性压抑、性变态者，多是一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单身汉们，他们的性焦虑背后同样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城市以其巨大的力量，哪怕这种力量可能是魔鬼般的，将乡村的女性吸引走之后，乡村世界所面临的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如果稍做引申，可能还有一个城市化进程中，乡下人身份转换的问题。那些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的失败者们，他们曾经都可能是乡土世界里的英雄。所以，在性焦虑的背后，更重要的是身份焦虑。”③所以，质朴的乡村社会，朴素如泥土的乡村人，不是他们有意要背叛中国传统的子嗣文化，相反，他们极力想传承子嗣文化，只是，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盘，将乡村的女子吸走了，让他们的传承变得只有一个向度。《三伏天》《聪明药》便是这样极端的例子。
在《三伏天》中，包倬将莫家凹男人讨老婆的艰难推倒了极致。在莫家凹，“姑娘们长大一个走一个，她们去到外面，做服务员，做保姆，做按摩女郎，做皮肉生意，做有钱老倌的情人，但就是不嫁给莫家凹的男人。”“这该死的女人啊，天上不长地上不生，大一个跑一个，再这样下去，这个鬼地方，连老鼠都没有母的了。”光棍的队伍越来越长，可以从村头排到村尾，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娶媳妇更重要的事了。伏天就是这群光棍中的典型，他虽然力大如牛，但因为家穷人丑，三十二岁了都还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去县城修路时，他从工友口中得知“小花园”的神秘——能找女人。一个下午，在做了一个春梦后，伏天打摩的到小花园，花了三百招了妓女三妹。尝到女人滋味的伏天，满足和愉悦像染上毒瘾，觉得无法离开这个女人，于是，他绑架了三妹，将其囚禁在山里的一个小屋里。为了和三妹“过日子”，他开荒种地，为了让三妹开心，他抢劫妓女的钱包和中学生的随声听，偷村庄里的老母鸡。他时常自责，向三妹流泪道歉，给她烧水洗脚，过年给她家里寄钱，希望这个女人能为他生孩子。但最终三妹还是找机会带着刚刚出生的孩子跑了。 在《聪明药》中，熊二之所以能屡次欺骗忠厚老实的吴光定，也是因为“风岭光棍成群”。当熊二因诈骗被警察通缉逃跑后，吴光定变成了熊二老婆冯瓶儿的“长工”，为了能留在冯瓶儿身边，自己敲断自己两根肋骨，并要挟冯瓶儿，“你要是赶我走，我就敲断自己的骨头，让自己走不了。”在冯瓶儿提出“不准碰我”“不准让孩子叫你爸”的苛刻条件下，吴光定结束了自己的光棍生涯，开始了无名无份的“夫妻”生活。
性只是包倬说事的借口，他直指的确是当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婚姻难，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但往往被忽视，或者视而不见。一个社会的稳定，首先是作为社会小单元的家的稳定，但若大量的男青年像吴光定一样找不到老婆，是否会有更多的伏天出现，很难预料。包倬直面了这一新变的社会现实。
二、现代社会的新型多余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的特点是出身贵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虽有高尚的理想，却远离人民；虽不满现实，却缺少行动，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缺“多余人”，比如，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等等。但包倬为我们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新型的多余人形象。没有人想要遗弃他们，但他们又真实地被生活遗弃了。
在包倬的小说中，多余人的形象随处可见，比如《鼠人》中的李门，《401》中的小侯、黄大运，甚至《百发百中》中的“我”、《聪明药》中的熊二等人，他们都是被现实生活遗弃的人，他们曾经也有着卑微的理想，但现实却一次一次让他们灰头土脸，他们无力反抗，甘愿沉沦，最终沦落为这个时代的多余人。
《鼠人》有点卡夫卡《变形记》的味道，只是，卡夫卡将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包倬没将李门变成一只老鼠，而是将李门写成了一个以鼠为伴的多余人，这从艺术角度看，更具冲击力。《鼠人》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形，讲述了李门孤苦的一生。李门还没出生，父亲就跟一个进山的货郎走了，自此杳无音信，他是妈妈坐在门槛上生下来的，“即使我不生在门槛上，也会生在房檐下、小路上、水沟边，甚至草堆里。我没有奇特之处，普通得就像梦庄路边的一株野草。”李门的出生，注定了他一生的悲苦无依。
李门年轻的时候，唢呐吹得好，情歌唱得好。一个叫葵花的姑娘爱上了他，但李门却不爱葵花，无法忍受流言蜚语的葵花无奈跳河自杀。葵花死后，梦庄人编出了歌谣：梦庄有李门，姑娘送上门，被他糟蹋后，推下河里做冤魂。传言是李门将葵花推下了河。害怕警察找上门的李门，离家流浪。流浪到第一百个村庄幻城，娶了山楂为妻，但好景不长，梦庄传来母亲过世的消息，李门带着山楂回到梦庄，有关李门的歌谣被山楂听到，她愤而离开李门。山楂走后，李门又一次离开了梦庄，这一趟差点客死异乡。从此，李门不再出门，白天躲在家，晚上出去偷玉米，吃生的食物，头发和胡子疯长，他忘记了上街的路，就是钱，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多少年没有上街买东西了，他彻底成了多余人。
多余人最早的原型是指俄罗斯的贵族知识分子，他们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而包倬笔下的多余人，本身就是底层生活无望的贫苦农民，他们有卑微的理想，只是想找个女人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们有理想，他们也奋斗，甚至百折不挠，但命运却残酷地将他们卑微的梦想粉碎。若说俄罗斯文学史那些多余人还让人有同情，悲悯，那包倬笔下的多余人，会让人连同情、悲悯都没有，唯剩感慨，或者说是无语。
三、底层社会人性图
鲁迅对中国底层社会的人性曾有过深刻的分析，近年来，亦有不少作品直指底层，描写底层生活的艰辛，但大多都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同情是他们唯一的情感生发点，将之归结为体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点。包倬却不一样，他写底层，却只是展现，不做任何批判，或者准确地说，是沉默的批判，比如，《纸命》，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种不出声的批评。
包倬关注底层，却没有把展现底层的物质生活作为小说展开的底板，他以底层为型，挖掘的是底层的人性。
作为“80后”作家，包倬如此在意底层，小说关注点也几乎是底层，这可能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有人认为，余华写底层的经验只是间接经验，他没有直接经验，余华是把别人的苦难拿来当做自己的经验。包倬不一样，他写底层的经验，完全来自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包倬多年处于底层社会，有和底层人民打交道的经验，使得他在写底层人物时，有信手拈来的随意感。从生活经验来说，包倬几乎干过所有“卑微”的工作，他放过牛，种过地，打过杂、当过伐木工人、汽修工、粉刷匠、销售人员、房产经纪人、报社记者等。他和那些收垃圾的、卖菜的、发传单的、做保安的、干建筑活的人是朋友，也是酒友。从直接经验来说，比如说《401》的整个故事架构，便来自于包倬自己曾经的职业——房产经纪人。在《合谋与背叛》，包倬说，“我并没有找到一份跟文字相关的工作，而是做了一名房产经纪人，靠耍嘴皮子吃饭。我周旋于房东和客户之间，见风使舵。几年以后，当我退出这个市场，我忘记了太多的交易场景，唯独记得一套没有人住的房子，门坏了，敞开着。我多次将客户带进去看户型，把它当成‘样板房’。它是401号房。”一次聊天，包倬讲了写《狮子山》的诱因，他说，他们兄妹三人都在外，父母老了，一次回家，父亲很自责地和他说，村子有户人家，生了个女孩，卖走了，才一千块，父亲自责当时没把孩子买下，这样，晚年会有个伴。有了如此多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包倬自然能对底层人物的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在包倬的小说中，对人性挖掘最深的是《401》。收破烂的黄大运和卖炸洋芋的周小芹姘居在城中村的一间民房里。黄大运白天收破烂，晚上做贼，没生意时，百无聊赖地游荡在怡康小区。而怡康小区门口，就是农民工进城的一个缩影。“在怡康小区的大门口，聚集着一大批来这个城市谋生的外地人，修鞋的、补锅的、收破烂的、修锁的。他们彼此熟悉，没生意的时候便聚在一起‘斗地主’。”这些来自乡村的人，进了城，梦想着发财，但他们从事的却是最没可能发财的职业。所以，当小侯一次酒醉后放言：“老黄，老子太想去贩毒了。抓着了，该死卵朝天；抓不着，老子就捡得活。”黄大运才会一拍即合：“好啊，到时候记得叫上我。” 在老婆孩子来昆明找黄大运时，无路可走的黄大运只能和姘居的周小芹提出分手，但在逛商场打肿脸充盘子给周小芹买了件1200元的衣服后，出于对黄大运的报答，周小芹说自己怀了黄大运的孩子，当黄大运提出分手后，周小芹便一再以各种理由敲诈黄大运。被赶出门的黄大运，住到了捡来的401中，此事被做房产中介的小侯发觉后，遂起了合谋买房子的诡计，经折腾，房子买了，但最终，机关算尽的小侯，还是被黄大运耍了。黄大运卷着买房子的50万巨款跑了。“在《401》这个人性试验场中，小侯的机关算尽，黄大运的贪欲膨胀，周小芹的巧妙报复，无一不是底层人为生存与梦想而战，为利益而残酷竞争的生动写照与缩影。他们的发财梦，禁不住天上掉馅饼的诱惑，终于让人性失去底线而走向迷失，构成了一幅底层人性扭曲、善良泯灭、道德沦丧的生态图。小说的高潮部分，将他们交易时各自的心怀鬼胎、做贼心虚之感刻划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写得惊心动魄。法网灰灰，他们的命运无非是亡命天涯。可他们仍禁不住欲望而飞蛾扑火。黄大运们，让我们对人性与欲望有了形象而透彻的认识。”④
《纸命》，也是包倬写人性问题很成功的一个中篇。采莲嫁给老杜后，老杜发现妻不是处女后，对她冷眼相加，但文末，当采莲和自己当初爱着的吕品发生婚外情后，老杜却当着采莲的母亲和哥哥下跪，然后说：把心里的苦都说出来，然后好好过日子。还有，当老金得势时，老杜百般巴结，但老金遇到难题时，老杜又怂恿工厂工人帖老金的大字报，梦想自己当副厂长等等，将小人物内心的阴暗做了深刻的展示。
文学就是人学，故事讲得再好，技巧再高，都只是技术层面的事，唯有将笔触伸向人，讲人的故事，展示人的心理，才能进入一流小说的阵营。这一点，目前仍旧在苦苦写着的包倬做得极好。
四、无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
包倬在《我无法对这个世界视而不见》的创作谈中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法对世界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写作过程，而不是刻意为之，因为只要我们写，我们写下的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而人物，总会置于某个背景下，正如一个演员，只要他表演，他的脚下就是舞台，他的身后就是幕布。
包倬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历，并且，写了十余年小说的包倬，已然找到了他自己的写作“母题”。另外，作为“80后”作家，包倬与传统终于接上了轨。
金理在《历史的诞生》一书中说，“当郭敬明式的文学充斥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是不甘心的。我们年轻人对生活、生命的理解就被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东西给确定了？当这种文学以及他背后的支撑力量畅通无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勇气站在他的反面，我们有没有能力创制出一种从‘幻城中让小时代的孩子们醒来的文学’。”⑤包倬的小说创作，无疑是给金理的疑惑最有力的回答。
注释：
{1}③见陈林：《包倬小说的艺术探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67a9f0101c3di.html。
②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4}冯晓澜：《<401>：考量人性的试验场》，《中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3期。
⑤金理： 《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云南人民出版社）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