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勒的绘画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别出机杼，独树一帜。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坎勒曾在《世界美术》杂志刊登过一组水彩画作品，当时有朋友看了以后跟我说：这个“老外”的画很不错。我听了心里暗自发笑，因为我早就认识坎勒，知道他不但是中国人，而且还是我的一位湖南老乡。将中国人看成外国人，颠倒阴阳，不仅是因为坎勒的名字很像翻译名字，容易引起误读，更因为他的水彩画作品一改水彩的浸润效果，而变油画的凝重，溢出某种静穆的形而上意向，常使人误以为他是欧洲古典主义画家。这就是坎勒，像个外来的和尚，从名字到作品，一开始就不在既定的五形之中。
　　坎勒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被称之为“黔川咽喉，云贵门户”的湘北名城常德，八十年代中毕业于岳麓山下的湖南师大美术系，在校期间便开始频繁接触西方的现代艺术，一度成为新潮美术的活跃分子，尝试过多种艺术媒介与思想形态的表达。毕业之后，坎勒没有赴外工作，而是被分回原籍，在常德某学校担任美术教师。也许是故乡的温婉气息，告慰了坎勒那原本躁动的灵魂，使他很快沉淀下来，由表面的形式出新而变语言的深刻诉求，开始了漫长的艺术试验。那一时期，坎勒几乎是闭门谢客，专注于水彩画的研究。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坎勒后来通过对油画的借鉴在玻璃卡纸上使用水彩的干画法，探索出了一种独特的水彩画风格，谓之“玻卡水彩画”。这种画法解构了传统水彩画的“写生性”特征，使其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与人的精神性关联起来，不仅丰富了水彩画的表现内涵，也为坎勒后来走向更大的文化创造铺垫了语言基础。
　　正是因为对艺术的执着探索，以及在语言上的翻空出奇，为坎勒赢得了声誉，使他很快便在湖南美术界脱颖而出，被多次受邀参加全国美展，并屡屡获奖。可以说，那时候的坎勒确有些如龙得云的意思，很是被周围同行们所艳羡。不过，坎勒自己却并没有因此而志得意满，止住探索的步伐。相反，他转而把这些荣耀视为一种鞭策，开始了在艺术上的更大变革与突围。坎勒后来转向油画创作，并移师北上，从湖南转入北京，即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艺术平台，求得更大的创造性自由。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高手如林。坎勒跻身于其中，自然也会情随事迁，水涨而船高，而油画作为一种更具表现力的艺术媒介，更是诱发了坎勒的创作激情，使他又获了创新的能量。
　　坎勒进京后创作的第一批油画作品，是与一些现实的场景有关，如某建筑大楼、某战备军舰等等。这些具体的现实符号，在坎勒笔下均被处理成了历史的残骸，透着满目苍夷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痛心疾首之感。这可以理解为坎勒的一次“社会学转向”，植根于他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忧患。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坎勒的表现手法，即他对社会的批判，不是简单地观念拼凑，而是通过艺术语言的深化来实现自己对现实、对文明的质询。这使得坎勒区别于一般性的观念艺术家，而保留了语言的锋芒，从而也为他日后在艺术上不断升华、展开更大的想象留有了余地。事实上，批判性并非艺术的终极目标，之所以当代艺术强调其社会批判的色彩，就在于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脱离存在的本源，倾向于物质的“异化”。批判社会与其说是艺术对这种“异化”现实的文化治愈，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挣脱，是在污泥浊水之中保持自我净化的一种人文方式。从根本上说，这种方式只能算是为审美扫除障碍的一个过程，如何借着语言和想象力的翅膀，最终超越这个浑浊的现实，才是艺术的审美归宿。
　　坎勒不仅深黯此中的艺术道理，也深深知道人是语言的动物，只有借助语言的深化才能将问题意识不断推进。所以，他在完成了一系列指涉现实题材的作品之后，不是通过题材的转移来获得新的艺术生命，而是执着于语言的探索，沿着语言的方向去发现艺术的灵感与审美的新天地。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他来京后的第二批作品——《在那里》系列。很明显，《在那里》系列已经由对外的社会关注转到了对内的精神省视，画面中再也没有了现实的内容，只有一片炭化后的森林，伴着落寞的残阳，给人以黯然神伤的末日之感。有意思的是，他画面中出现的那个似是而非的小精灵，作为点睛之笔，不仅给画面增添了灵光，也赋予了《在那里》系列作品以起死回生的意向。这批作品可以视为坎勒的又一次转型，其转折点不在于向内向外，而在于情绪上的悲观到积极，精神上的拯救到逍遥。正是这种积极的逍遥，把坎勒从现实的忧患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超然之力，从而又有了再后一批作品——《幻影》系列。
　　《幻影》系列作品，是坎勒经历了柳暗花明之后获得的又一村境界，既是他透过社会批判沉淀的人文结果，也是他通过语言探索发现的自我本性。在这批作品中，我们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关乎现实的图景，只有一些细腻繁杂的笔触与凹凸不平的肌理，将我们引向思维的密林深处；而密林深处那隐隐绰绰的光影，却犹如天启，于迷惘中洞开了我们的心境……很显然，在这批作品中，坎勒通过对艺术语言的开掘已经找到了灵魂寄望的出口。当然，这不是说坎勒因此而放弃了对现实的批判。恰恰相反，他是将批判性带到了一个更高的人文层次，变咒诅和埋怨为诗意的拯救与审美的观照，走向了更为艰巨的精神修复之路。我在这中间看到的是一种诗意的还乡，是坎勒从自己的故乡常德——桃花源所在——陶渊明的寻梦处——出走以后的一种精神回归。赫拉克利特说过：“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由此看来，坎勒在艺术上的不断升华，其实还是在阐释一个“文化寻根”的核心命题。而能够将自己的文化根性与人类的美好憧憬联系起来，却完全得益于坎勒在艺术语言上自由发挥与精彩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