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化学部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导，1925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至1959年在前苏联留学。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查全性院士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并不限于所从事的专业范围。在1977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座谈会上，他力陈应对“文革”前十七年间教育战线的基本成绩做出正确的估计，并力主高等学校招生必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由于他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成就，也由于他能针对重大问题仗义执言，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十年，中国人用高考书写了一部历史。
在这部历史里，1977年8月4日——8月8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做出了他复出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
而武汉大学教师，时年52岁的查全性正是这一历史的促成者和见证者。
30年前的那次会议
在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上，记载着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到通知后赶到北京饭店时，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们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查全性对这席话深有感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限制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这是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科学家吴文俊、王大珩等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邓小平稍做沉思，便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话音刚落，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不知道自己扔了个重磅炸弹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并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圈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潮盛行，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也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查全性回忆说。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现实照亮梦想
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这一问题最终反映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就这样，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敞开大门，在那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查全性院士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并不限于所从事的专业范围。在1977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教育座谈会上，他力陈应对“文革”前十七年间教育战线的基本成绩做出正确的估计，并力主高等学校招生必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由于他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成就，也由于他能针对重大问题仗义执言，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三十年，中国人用高考书写了一部历史。
在这部历史里，1977年8月4日——8月8日，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无疑是最值得书写的一笔。
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做出了他复出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
而武汉大学教师，时年52岁的查全性正是这一历史的促成者和见证者。
30年前的那次会议
在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上，记载着改变了千万人命运的一次发言：查全性首倡恢复高考。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查全性院士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到通知后赶到北京饭店时，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会议刚开始时，专家们尽说些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们大都心有余悸。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查全性对这席话深有感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限制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这是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议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科学家吴文俊、王大珩等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邓小平稍做沉思，便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话音刚落，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不知道自己扔了个重磅炸弹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时间，小平同志都按时参加，并认真地听代表们发言，很少插话。
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圈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潮盛行，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也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查全性回忆说。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现实照亮梦想
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年冬天，全国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这一问题最终反映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就这样，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敞开大门，在那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也参加了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