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0年前，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制度，从此扭转了中国教育前进的方向。促成小平同志决心的，则是当年那个著名的科技教育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的一番慷慨陈词。
30年前高考制度恢复，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正是他当年的慷慨陈词，促成了邓小平的一锤定音：那就今年恢复高考吧!
座谈会上，当面向小平同志谏言“恢复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作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刘道玉也参加了。日后，查全性才了解到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知道查全性敢讲真话，于是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与会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来北京后我才知道，此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共33位。
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再加上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原因还在于大学的招生制度不合理。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敢于说真话，才能让教育的春天回归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谈。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文化程度高一点儿的，也有低一点儿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在会议中，很大部分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尔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指导性的发言，也没有提出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来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邓楠再给他在耳边上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按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30年前高考制度恢复，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正是他当年的慷慨陈词，促成了邓小平的一锤定音：那就今年恢复高考吧!
座谈会上，当面向小平同志谏言“恢复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作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了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刘道玉也参加了。日后，查全性才了解到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知道查全性敢讲真话，于是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与会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来北京后我才知道，此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共33位。
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再加上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原因还在于大学的招生制度不合理。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敢于说真话，才能让教育的春天回归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显得很平谈。
“在参会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文化程度高一点儿的，也有低一点儿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一切教学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对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在会议中，很大部分的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尔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一些听不清楚的，他不作指导性的发言，也没有提出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就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小平同志很有诚意，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来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邓楠再给他在耳边上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按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