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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进城是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文学作品中的这些描述，是作家对现代社会的内在思考。农民由于各种原因进城从而给农村社会和他们的家庭都造成了重大影响，由农民进城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和进城后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引起了作家们的极大关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中农民进城在的叙述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新的变化。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农民进城；离乡；社会问题；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59-04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给予乡土世界以极大的关注，对各种乡土生活现象的叙述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①“进城”作为农民生活中的大事件，文学作品中对农民这一活动的叙述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中国现代以来的农民进城是和中国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农民进城现象的叙述看作是作家们对中国现代性思考的一部分。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口开始大范围流动，从池子华所编写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中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840—1949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实。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工业优先、快速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给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和迁移构筑起了森严的壁垒，几乎强制性地封堵了人们自发性的乡城人口流动”。②也就是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人口有流动，但这种流动是以政府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人口也开始在城乡间有了较大的自发流动。到现在，根据国家统计总局发布的2011年的流动人口数据看，2011年我国的流动人口为2.3亿。③而这里面绝大多数是由农村走向城市，所以农民进城作为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类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新文学一开始，作家们就敏感地捕捉到这个问题，从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到今天的打工文学，不仅描写了这些地道农民进城的故事，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作者的独特思考。
一、安土重迁传统观念下背井离乡的原因
中国人的故土观念是非常浓厚的，《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有所反映，此后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一种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农民离开土地，去走向一种流动的状态？这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去回答的问题，在现当代小说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随着作者所反映的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着的。
《阿Q正传》中，鲁迅给我们刻画了一个不觉悟、落后的农民典型，“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和发挥，从而构成了一部阿Q接受史，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④我们在谈农民进城这个问题时，还是避不开《阿Q正传》。阿Q也是作为农民进过几次城的，尽管说去的只是县城，待的时间也不长。将到“而立”之年的阿Q，在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后，趁着在赵家做工便去向吴妈（赵太爷家的女佣）求爱。求爱失败的阿Q在接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后，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生计问题。与女人见了自己躲起来，酒店不赊账，管土谷祠的老头叫自己离开这些问题相比，没人叫阿Q做工确实是一件更“妈妈的”的事情，因为这使得阿Q饿肚子。在未庄找不到谋生的活计，在尼姑庵也没有找到什么吃的（萝卜除外），面对严重的生计问题，在未庄生存不下去的阿Q在偷完萝卜后边吃边想“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寻，不如进城去。”⑤俗话说“人挪一步活，树挪一步死”，面对生计问题的阿Q选择了去城里找出路。在近代以来，生计问题确实困扰着许多人，尤其是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亩三分地上的农民，如果面临自然灾害、大的社会动乱或其他原因，他们在原有的土地上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便会选择向其他地方流动，城市以其特殊的条件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地。
老舍虽然在《骆驼祥子》中没有去直接描写农村的社会生活，但是我们从间接的信息中可以看出，祥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军阀混战。祥子在乡间也生活过，但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的他18岁时来到了城市，之后便留在了那里。从小说中祥子无辜被拉壮丁，被抢走了人力车及他趁乱拉走军队上的骆驼看来，军队是不会直接养骆驼的，很有可能骆驼也是当兵的抢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加剧了农村一般农民的破产速度，当然20世纪前半期导致农民破产的原因还有天灾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等。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也迫使农民开始流动，萧红《生死场》中的金枝在民族敌人入侵、当义勇军的丈夫战死、乡村无法生存和立足后被迫进城。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这种农民进城大多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农村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到城市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文学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了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叙述上，反映农民进城的文学作品比较少。在改革开放初的《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陈奂生进城不是因为他彻底在农村生活不下去，陈奂生上城是去做买卖，他是想让自己有更好的收入，他进城去卖油绳了。此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进城农民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无论是盛可以在《北妹》中塑造的只要活下去就行的钱小红，还是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刘庆邦在《神木》中所写的那群外出的煤矿打工者，或是王安忆《富萍》中的富萍，他们离开农村并不是说在农村就生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要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在城里过得并不好，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进城。
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确实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呆在自己的故乡。但是，当这个观念和我们的生存发生冲突时，我们更多地会去选择活下去。农民进城，着实与他们的生存发生着关系，活不下去了，或者是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都可能成为农民进城的动力。城市是一个完全与乡村不同的世界，很多农民进城以后就选择了留在这里，也有一部分会在城里呆一段时间后回到农村。阿Q和祥子算是这两类人的代表了，阿Q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未庄，但祥子即使在城里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回到农村的打算。无论每个进城的农民选择归去或者留下来，都只为了他们简单的生存。 二、农民进城给自身带来的变化及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农民进城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进城后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新的事物、陌生的人都会对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发生扩散，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一方面农村在不断地有人离开后就会产生劳动力减少、家庭关系变化等问题，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在影响着农村社会，所以农民进城给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就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小说中共有三处写到阿Q进城，其中的一段描写为：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但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见过城里的煎鱼。⑥从这段心理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矛盾的阿Q，他鄙薄城里人，同时又觉得乡下人没见过世面。阿Q的这种感觉“显现了20 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初步感觉，这种感觉是封闭自足的乡土世界与城市初次接触的感觉。鲁迅先生对阿Q 的城市感觉书写模式对后来的一些乡土小说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 同时对后来的城市小说写作亦具有启发意义”。⑦这种感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阿Q对城市的感觉。一觉睡醒后发现自己在县城招待所的陈奂生惊慌不已，他的那些不由自主的缩脚，悄悄起身不敢发出一点声响，不敢坐沙发等一系列举止都表现了“农民因长期贫困和眼界狭小而导致的对于外面世界的本能恐惧与自身的畏缩”。⑧在给招待所五元钱以后的陈奂生和先前判若两人，他觉得自己在沙发上坐是应该的，也不怕弄脏了新的床被，这里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农民对城市的一种复杂的心理。
进城，给农民自身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多方面的。阿Q进城究竟干了些什么，小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间接的我们还是知道阿Q去做了小偷，姑且不说这种行为给城市带来了什么，不过阿Q却从末路走向中兴。《骆驼祥子》中尽管祥子在城里的生活很不幸，但城市一开始就给了他一个希望——买车。祥子虽然和自己不喜欢的虎妞结了婚，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庭。在所有的希望破灭后，祥子还是找到了可以使自己不被饿死的活计，这些都是因为祥子在城市。在《陈奂生上城》中，最能使陈奂生说服自己花了那五元钱的理由估计就是自己在城里的一番经历。回到农村后，这次上城的经历使得他的身份地位提高，村里的干部主动和他打招呼，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九月还乡》，中九月从城市回到农村后，村干部在村里遇到大事时也找她商量，她在城里是做妓女的，但她挣的钱却在关键时刻帮了村里的忙，她的男人也觉得她有见识。在《九月还乡》中“并不带有偏见，也不执着于某种道德是非，反倒叙述了这样一位女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力量”。⑨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对九月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丑化或者去作为一个同情的对象去写，就是因为还乡的九月确实比那些在农村中的人在许多事情上站得更高。盛可以的《北妹》中钱小红在从城里回到农村后，尽管大家在议论她名声不好，但还是有人求她带自己的孩子去城里。她同先前的那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的钱小红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这种变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深深地吸引了农村人。在《神木》中，赵上河虽然在外面做的是谋财害命的勾当，但回到村里却像是变了个人。他家里有比别人家多很多的钱，村支书见了他也挺客气，赵铁军的老婆来向他打听赵铁军下落时，他还做了一回好人安慰了赵铁军的老婆一番，并借钱给他们让赵铁军的儿子金年去继续完成学业。所有这些进过城的农民，他们自身的这种变化无论是在外在还是内在，都彰显出了城市对农民的影响和农村人对待城市的态度。
农村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就凸显在了我们眼前，这些问题在一定层面上制约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在我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探讨这些问题对我们当下农村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以及我国城镇化建设都有着重大意义。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目前依然以人力、畜力和简单的机械为主要劳力，机械化水平很低。那么一旦大量的劳动力外出，而且外出进城的往往还是青壮年，那么农村中的劳动力就会明显不足，这势必会影响到农业生产。《九月还乡》中由于村子里的青年外出的很多，村支书硬留下了九月的未婚夫杨双根在村里种地，但是村里依然有土地荒着，而且镇长的小舅子霸占了一大片地。村子里留下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那么整个农村建设的有生力量在哪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农民进城所造成的家庭问题，如家庭成员长期分居所产生的感情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这些都不容忽视。《九月还乡》中杨双根对在城里的九月有着无限的相思，把所有的念想都透过唢呐吹了出来，但内心的相思、苦闷却不会减少。在《神木》中赵上河与妻子、儿子常年不见面，儿子见了他也如同陌生人般怯生，他在外有性需要就得借助一些失足妇女，而这些妇女却大多来自农村。
三、进城农民边缘化的身份地位
农民在城市里总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边缘化使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归属感，在边缘状态徘徊。他们边缘化的地位不光是在生存空间上，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边缘。农村社会与城市相比，除了在自然环境上占据一些优势外，更多的是落后的状态。城里人以自己的固有观念中对农村态度来对待进城后的农民。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城乡差距成了进城后农民与城里人进行沟通交流的障碍。荆永鸣在小说《大声呼吸》中，通过主人公刘民这一人物形象尝试探索农民进城后与城市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农民刘民来到北京谋生，几经周折和不懈奋斗，他与妻子经营起了自己的小饭店，此时的刘民除了赚钱以外开始有了业余生活，有了与城市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他靠着自己会拉二胡及会指挥的才能被一群退休的老年人拉进了合唱团，城市对外来者的接纳似乎看起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你符合城市的需要。但表面的这种无障碍的交往，并不能遮蔽外来者敏感性的内心冲突。在刘民满怀信心地与城市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突然被城市人老胡无理质疑。在被当众强调其身份之后，他有些受不了了，农民也有农民的自尊。一连几天，他想起老胡的那句话，就禁不住有一种挫败感。他开始赌气般地拒绝合唱团的邀请，开始自我封闭、拒绝城市。城市人可能仅仅把参加合唱团作为一种业余文化生活去对待，但对于外来者的刘民来说，参加合唱团的意义则更为丰富。城市人因为他的一技之长而接纳了他，让他参加合唱团，但允许参加与获得与城市人平等地位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当被城市人老胡质疑之后，刘民那颗初尝被尊重的心忽然失衡。城市人只是带着自己玩，离尊重还很遥远，离边缘化的地位转向真正的主人还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市民和农民的自我认知不同，导致进城的农民尽管呆在城市里却缺少身份归属和社会认同。农民的进城“并没有实现地域性的迁徙和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他们常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过着候鸟或者钟摆式的生活”。⑩这种流动本身说明他们不属于城市，阿Q最终还是回到了未庄，祥子尽管从没有想过回到乡下去，却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不属于这座城市。祥子在旧中国终其一生也没有变成一个市民，“《骆驼祥子》常常被当作一部描写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来讨论，祥子也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旧中国下层市民的典型。然而，读过它的人都知道，祥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11新中国下，农民进城后想要完成这种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依然困难，这里面不光有户籍制度的原因，农民自身的观念也在作祟，“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暂时性挣钱谋生和致富的渠道，绝大多数人没有割断自己和农村承包耕地的‘脐带’，而将农村和耕地作为‘退可谋生’的底线”。12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日益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而城市的建设也离不开他们，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建设就是在完成将部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这一过程。
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研究成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的热门话题，现当代文学作品农民进城现象的叙述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反思。户籍制度是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归属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大制度壁垒，在《北妹》中，钱小红和李思江到广州后就是受到户籍限制等因素影响，使得她们很难找到工作，她们甚至去和当地官员做身体交易换取一个身份证明。而当地的青年似乎就是由于他们是本地人而多了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然而从一个进城农民变成市民是一条坎坷的路途，这种变化绝不简单的是居住地或者是户籍身份的变化，“作为一项社会现代化指标，‘进城’不仅涉及一个人身份、劳动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涉及一整套分别建立于城乡生活基础之上的宗教、伦理、美学等生存意识的调整”。13进城对农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全方位的转变，而要完成这种由“进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就需要全方位的转化，要让他们在城市里有一种内在的归属感，要让他们的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发生改变。现实却是由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地下，进城农民的群体自尊心和自信心偏低，他们往往是渴望拥有自尊和自信，却因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而不得不选择忍耐，进而产生失落感和孤立感，就更不用说有认同感和归宿感。
四、由农民进城的简单叙述到农民工小说专题叙述的转变
农民进城的叙述是只要有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城乡交流就会引起作家关注，会在小说中得到表现，农民工小说就不一样了，“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出现的比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起普遍的打工小说开始，作家们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去关注这些在外打工人群。由农民进城的叙写到打工文学的演变，这是一种作家主体和表现主体的双重变化。农民工小说的创作主体与以往不同的是：农民工小说的创作群体由两支队伍构成，一支是体制内精英作家队伍，一支是东南沿海的打工作家队伍。打工作家来自农民工阶层，其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底层的、属于草根的创作。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的文学，作家群体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文学作品多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对整个社会的审视。而打工文学中却有下层打工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像四川籍民工周述恒模仿《中国式离婚》的结构模式写的《中国式民工》，虽然不能像作家文学那样成熟，但它却是下层农民工对自身经历的叙述，这不再是一种知识分子对打工者命运的审视，更多的是对自身经历的诉说。
从阿Q身上对国民性的探讨到现在更多关注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状况和农民进城的社会整体影响，像在《九月还乡》中并没有对九月进行过多的人物道德是非的论述，更着意于还乡后九月的变化。所以到今天，农民进城这类小说在主题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今天面对农民进城这一群体性行为，我们要去更多的关注这一行为背后的内在方面。农民一旦离开乡土来到城市世界中，他们时刻处于一种异乡人角色的尴尬之中，始终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而他们的这种离土离乡所造成的问题充斥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空间。当下的小说不仅通过对进城农民形象的塑造，表明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尴尬无奈，而且也从精神角度把握了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趋势。他们确实比那些没有进入城市的人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但他们也同时拥有更多的艰辛与痛苦。
综观进城农民的书写格局，目前大多数作品仍然没有对生活中业已存在的现实作出迅速而有效地反映和再现，也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敏锐观察力与朴素的关怀精神，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更导致这种书写缺乏真实的依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一定会写出时代变迁中的民族心灵史。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农民进城；离乡；社会问题；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8-0059-04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从一开始就给予乡土世界以极大的关注，对各种乡土生活现象的叙述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①“进城”作为农民生活中的大事件，文学作品中对农民这一活动的叙述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说中国现代以来的农民进城是和中国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从“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有关农民进城现象的叙述看作是作家们对中国现代性思考的一部分。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口开始大范围流动，从池子华所编写的《中国流民史·近代卷》中这种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840—1949年）是一种很普遍的现实。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重工业优先、快速发展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给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和迁移构筑起了森严的壁垒，几乎强制性地封堵了人们自发性的乡城人口流动”。②也就是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人口有流动，但这种流动是以政府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人口也开始在城乡间有了较大的自发流动。到现在，根据国家统计总局发布的2011年的流动人口数据看，2011年我国的流动人口为2.3亿。③而这里面绝大多数是由农村走向城市，所以农民进城作为城乡人口流动的主要类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从新文学一开始，作家们就敏感地捕捉到这个问题，从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到今天的打工文学，不仅描写了这些地道农民进城的故事，而且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作者的独特思考。
一、安土重迁传统观念下背井离乡的原因
中国人的故土观念是非常浓厚的，《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有所反映，此后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一种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农民离开土地，去走向一种流动的状态？这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去回答的问题，在现当代小说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随着作者所反映的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着的。
《阿Q正传》中，鲁迅给我们刻画了一个不觉悟、落后的农民典型，“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和发挥，从而构成了一部阿Q接受史，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④我们在谈农民进城这个问题时，还是避不开《阿Q正传》。阿Q也是作为农民进过几次城的，尽管说去的只是县城，待的时间也不长。将到“而立”之年的阿Q，在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后，趁着在赵家做工便去向吴妈（赵太爷家的女佣）求爱。求爱失败的阿Q在接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后，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生计问题。与女人见了自己躲起来，酒店不赊账，管土谷祠的老头叫自己离开这些问题相比，没人叫阿Q做工确实是一件更“妈妈的”的事情，因为这使得阿Q饿肚子。在未庄找不到谋生的活计，在尼姑庵也没有找到什么吃的（萝卜除外），面对严重的生计问题，在未庄生存不下去的阿Q在偷完萝卜后边吃边想“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寻，不如进城去。”⑤俗话说“人挪一步活，树挪一步死”，面对生计问题的阿Q选择了去城里找出路。在近代以来，生计问题确实困扰着许多人，尤其是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亩三分地上的农民，如果面临自然灾害、大的社会动乱或其他原因，他们在原有的土地上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便会选择向其他地方流动，城市以其特殊的条件自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目的地。
老舍虽然在《骆驼祥子》中没有去直接描写农村的社会生活，但是我们从间接的信息中可以看出，祥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军阀混战。祥子在乡间也生活过，但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的他18岁时来到了城市，之后便留在了那里。从小说中祥子无辜被拉壮丁，被抢走了人力车及他趁乱拉走军队上的骆驼看来，军队是不会直接养骆驼的，很有可能骆驼也是当兵的抢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加剧了农村一般农民的破产速度，当然20世纪前半期导致农民破产的原因还有天灾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等。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也迫使农民开始流动，萧红《生死场》中的金枝在民族敌人入侵、当义勇军的丈夫战死、乡村无法生存和立足后被迫进城。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这种农民进城大多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农村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到城市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文学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了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叙述上，反映农民进城的文学作品比较少。在改革开放初的《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农民进城的故事。陈奂生进城不是因为他彻底在农村生活不下去，陈奂生上城是去做买卖，他是想让自己有更好的收入，他进城去卖油绳了。此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进城农民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对更好生活的追求，无论是盛可以在《北妹》中塑造的只要活下去就行的钱小红，还是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刘庆邦在《神木》中所写的那群外出的煤矿打工者，或是王安忆《富萍》中的富萍，他们离开农村并不是说在农村就生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要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尽管他们在城里过得并不好，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进城。
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确实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呆在自己的故乡。但是，当这个观念和我们的生存发生冲突时，我们更多地会去选择活下去。农民进城，着实与他们的生存发生着关系，活不下去了，或者是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都可能成为农民进城的动力。城市是一个完全与乡村不同的世界，很多农民进城以后就选择了留在这里，也有一部分会在城里呆一段时间后回到农村。阿Q和祥子算是这两类人的代表了，阿Q在城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未庄，但祥子即使在城里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回到农村的打算。无论每个进城的农民选择归去或者留下来，都只为了他们简单的生存。 二、农民进城给自身带来的变化及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农民进城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进城后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新的事物、陌生的人都会对农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发生扩散，影响到整个农村社会。一方面农村在不断地有人离开后就会产生劳动力减少、家庭关系变化等问题，另一方面城市文化也在影响着农村社会，所以农民进城给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就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小说中共有三处写到阿Q进城，其中的一段描写为：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但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见过城里的煎鱼。⑥从这段心理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矛盾的阿Q，他鄙薄城里人，同时又觉得乡下人没见过世面。阿Q的这种感觉“显现了20 世纪初乡土人物对城市的初步感觉，这种感觉是封闭自足的乡土世界与城市初次接触的感觉。鲁迅先生对阿Q 的城市感觉书写模式对后来的一些乡土小说的写作具有示范意义， 同时对后来的城市小说写作亦具有启发意义”。⑦这种感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我们又感受到了阿Q对城市的感觉。一觉睡醒后发现自己在县城招待所的陈奂生惊慌不已，他的那些不由自主的缩脚，悄悄起身不敢发出一点声响，不敢坐沙发等一系列举止都表现了“农民因长期贫困和眼界狭小而导致的对于外面世界的本能恐惧与自身的畏缩”。⑧在给招待所五元钱以后的陈奂生和先前判若两人，他觉得自己在沙发上坐是应该的，也不怕弄脏了新的床被，这里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农民对城市的一种复杂的心理。
进城，给农民自身所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多方面的。阿Q进城究竟干了些什么，小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间接的我们还是知道阿Q去做了小偷，姑且不说这种行为给城市带来了什么，不过阿Q却从末路走向中兴。《骆驼祥子》中尽管祥子在城里的生活很不幸，但城市一开始就给了他一个希望——买车。祥子虽然和自己不喜欢的虎妞结了婚，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庭。在所有的希望破灭后，祥子还是找到了可以使自己不被饿死的活计，这些都是因为祥子在城市。在《陈奂生上城》中，最能使陈奂生说服自己花了那五元钱的理由估计就是自己在城里的一番经历。回到农村后，这次上城的经历使得他的身份地位提高，村里的干部主动和他打招呼，而且他自己也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在《九月还乡》，中九月从城市回到农村后，村干部在村里遇到大事时也找她商量，她在城里是做妓女的，但她挣的钱却在关键时刻帮了村里的忙，她的男人也觉得她有见识。在《九月还乡》中“并不带有偏见，也不执着于某种道德是非，反倒叙述了这样一位女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中的重要力量”。⑨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对九月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丑化或者去作为一个同情的对象去写，就是因为还乡的九月确实比那些在农村中的人在许多事情上站得更高。盛可以的《北妹》中钱小红在从城里回到农村后，尽管大家在议论她名声不好，但还是有人求她带自己的孩子去城里。她同先前的那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的钱小红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这种变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深深地吸引了农村人。在《神木》中，赵上河虽然在外面做的是谋财害命的勾当，但回到村里却像是变了个人。他家里有比别人家多很多的钱，村支书见了他也挺客气，赵铁军的老婆来向他打听赵铁军下落时，他还做了一回好人安慰了赵铁军的老婆一番，并借钱给他们让赵铁军的儿子金年去继续完成学业。所有这些进过城的农民，他们自身的这种变化无论是在外在还是内在，都彰显出了城市对农民的影响和农村人对待城市的态度。
农村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就凸显在了我们眼前，这些问题在一定层面上制约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在我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探讨这些问题对我们当下农村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以及我国城镇化建设都有着重大意义。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目前依然以人力、畜力和简单的机械为主要劳力，机械化水平很低。那么一旦大量的劳动力外出，而且外出进城的往往还是青壮年，那么农村中的劳动力就会明显不足，这势必会影响到农业生产。《九月还乡》中由于村子里的青年外出的很多，村支书硬留下了九月的未婚夫杨双根在村里种地，但是村里依然有土地荒着，而且镇长的小舅子霸占了一大片地。村子里留下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那么整个农村建设的有生力量在哪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农民进城所造成的家庭问题，如家庭成员长期分居所产生的感情问题，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等，这些都不容忽视。《九月还乡》中杨双根对在城里的九月有着无限的相思，把所有的念想都透过唢呐吹了出来，但内心的相思、苦闷却不会减少。在《神木》中赵上河与妻子、儿子常年不见面，儿子见了他也如同陌生人般怯生，他在外有性需要就得借助一些失足妇女，而这些妇女却大多来自农村。
三、进城农民边缘化的身份地位
农民在城市里总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种边缘化使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归属感，在边缘状态徘徊。他们边缘化的地位不光是在生存空间上，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边缘。农村社会与城市相比，除了在自然环境上占据一些优势外，更多的是落后的状态。城里人以自己的固有观念中对农村态度来对待进城后的农民。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城乡差距成了进城后农民与城里人进行沟通交流的障碍。荆永鸣在小说《大声呼吸》中，通过主人公刘民这一人物形象尝试探索农民进城后与城市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农民刘民来到北京谋生，几经周折和不懈奋斗，他与妻子经营起了自己的小饭店，此时的刘民除了赚钱以外开始有了业余生活，有了与城市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他靠着自己会拉二胡及会指挥的才能被一群退休的老年人拉进了合唱团，城市对外来者的接纳似乎看起来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要你符合城市的需要。但表面的这种无障碍的交往，并不能遮蔽外来者敏感性的内心冲突。在刘民满怀信心地与城市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突然被城市人老胡无理质疑。在被当众强调其身份之后，他有些受不了了，农民也有农民的自尊。一连几天，他想起老胡的那句话，就禁不住有一种挫败感。他开始赌气般地拒绝合唱团的邀请，开始自我封闭、拒绝城市。城市人可能仅仅把参加合唱团作为一种业余文化生活去对待，但对于外来者的刘民来说，参加合唱团的意义则更为丰富。城市人因为他的一技之长而接纳了他，让他参加合唱团，但允许参加与获得与城市人平等地位并不是一回事。所以当被城市人老胡质疑之后，刘民那颗初尝被尊重的心忽然失衡。城市人只是带着自己玩，离尊重还很遥远，离边缘化的地位转向真正的主人还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市民和农民的自我认知不同，导致进城的农民尽管呆在城市里却缺少身份归属和社会认同。农民的进城“并没有实现地域性的迁徙和农民身份的彻底变更。他们常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过着候鸟或者钟摆式的生活”。⑩这种流动本身说明他们不属于城市，阿Q最终还是回到了未庄，祥子尽管从没有想过回到乡下去，却也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不属于这座城市。祥子在旧中国终其一生也没有变成一个市民，“《骆驼祥子》常常被当作一部描写下层市民生活的作品来讨论，祥子也理所当然地被当作旧中国下层市民的典型。然而，读过它的人都知道，祥子其实不过是一个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11新中国下，农民进城后想要完成这种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依然困难，这里面不光有户籍制度的原因，农民自身的观念也在作祟，“一般将外出打工视为暂时性挣钱谋生和致富的渠道，绝大多数人没有割断自己和农村承包耕地的‘脐带’，而将农村和耕地作为‘退可谋生’的底线”。12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日益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而城市的建设也离不开他们，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建设就是在完成将部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这一过程。
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研究成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的热门话题，现当代文学作品农民进城现象的叙述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反思。户籍制度是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归属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大制度壁垒，在《北妹》中，钱小红和李思江到广州后就是受到户籍限制等因素影响，使得她们很难找到工作，她们甚至去和当地官员做身体交易换取一个身份证明。而当地的青年似乎就是由于他们是本地人而多了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然而从一个进城农民变成市民是一条坎坷的路途，这种变化绝不简单的是居住地或者是户籍身份的变化，“作为一项社会现代化指标，‘进城’不仅涉及一个人身份、劳动方式、生活环境的改变，而且也涉及一整套分别建立于城乡生活基础之上的宗教、伦理、美学等生存意识的调整”。13进城对农民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全方位的转变，而要完成这种由“进城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就需要全方位的转化，要让他们在城市里有一种内在的归属感，要让他们的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发生改变。现实却是由于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地下，进城农民的群体自尊心和自信心偏低，他们往往是渴望拥有自尊和自信，却因难以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而不得不选择忍耐，进而产生失落感和孤立感，就更不用说有认同感和归宿感。
四、由农民进城的简单叙述到农民工小说专题叙述的转变
农民进城的叙述是只要有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城乡交流就会引起作家关注，会在小说中得到表现，农民工小说就不一样了，“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出现的比较晚，从20世纪90年代起普遍的打工小说开始，作家们才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去关注这些在外打工人群。由农民进城的叙写到打工文学的演变，这是一种作家主体和表现主体的双重变化。农民工小说的创作主体与以往不同的是：农民工小说的创作群体由两支队伍构成，一支是体制内精英作家队伍，一支是东南沿海的打工作家队伍。打工作家来自农民工阶层，其创作是一种典型的、底层的、属于草根的创作。我们的现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的文学，作家群体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文学作品多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对整个社会的审视。而打工文学中却有下层打工者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像四川籍民工周述恒模仿《中国式离婚》的结构模式写的《中国式民工》，虽然不能像作家文学那样成熟，但它却是下层农民工对自身经历的叙述，这不再是一种知识分子对打工者命运的审视，更多的是对自身经历的诉说。
从阿Q身上对国民性的探讨到现在更多关注农民进城后的生存状况和农民进城的社会整体影响，像在《九月还乡》中并没有对九月进行过多的人物道德是非的论述，更着意于还乡后九月的变化。所以到今天，农民进城这类小说在主题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也在发生变化。今天面对农民进城这一群体性行为，我们要去更多的关注这一行为背后的内在方面。农民一旦离开乡土来到城市世界中，他们时刻处于一种异乡人角色的尴尬之中，始终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地位。而他们的这种离土离乡所造成的问题充斥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地域空间。当下的小说不仅通过对进城农民形象的塑造，表明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的尴尬无奈，而且也从精神角度把握了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趋势。他们确实比那些没有进入城市的人拥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但他们也同时拥有更多的艰辛与痛苦。
综观进城农民的书写格局，目前大多数作品仍然没有对生活中业已存在的现实作出迅速而有效地反映和再现，也没有体现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敏锐观察力与朴素的关怀精神，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与现实生活的隔膜更导致这种书写缺乏真实的依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一定会写出时代变迁中的民族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