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陈独秀是先驱。泰戈尔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除了报纸简单发了消息外，并未做出过多的反应，也无多少泰戈尔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而在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谈到了泰戈尔。在这之前，国内仅有钱智修的《臺莪尔氏之人生观》（《东方杂志》，1913年10月1日，第十卷第四号）一文介绍过泰戈尔的思想。一年之后，才又有仲涛在《大中华》上发表的《介绍太阿尔》。
　　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指出，将来的中国，是存是亡，是盛是衰，是活泼是腐朽，全在于青年。他将泰戈尔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归于“退隐”的一类，作为反面教材，以劝诫中国青年在世界竞争中要进取而非退隐：“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虽然陈独秀否定了泰戈尔的人生态度，但他显然也认识到泰戈尔在文学上的价值。所以，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10月15日）上，他就用文言文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题为Mind Without Fear的四首诗，以《赞歌》为题：
　　远离恐怖心，矫首出尘表。
　　慧力无尽藏，体性遍明窈
　　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
　　清流径寒碛，而不迷中道。
　　行解趣永旷，心径资灵诏。
　　挈临自在天，使我长皎皎。
　　虽然陈独秀的译文与原文之意并不完全对应，但他借用中国古诗体，将泰戈尔诗的意境也大致渲染出来了，陈独秀丰富的感情也借以体现了出来。陈独秀在注解中这样介绍泰戈尔：“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应为文学奖—作者注）。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文虽然短，间还有错，但属国内最早介绍泰戈尔及其作品的文字。

二

　　相较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介绍，从“五四”开始，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国粹”和东方文化一直持激烈批判态度，视之为国之妖孽、精神鸦片，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封建文化势力的保护伞。在新、旧文化问题上，陈独秀从不含糊、从不骑墙，历来旗帜鲜明：那就是身先士卒，冲锋、冲锋、再冲锋。
　　早在1924年3月泰戈尔来华之前，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批评泰戈尔的文章，发起连续、猛烈的抨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倒孔家店”时的风采。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说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账，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
　　陈独秀组织了对泰戈尔的围攻。1924年4月9日，陈独秀曾给胡适写信，要他为《中国青年》的“反对太戈尔”专号写文章。
　　在泰戈尔到达中国的第二天，即4月13日，他给吴稚晖写信约稿：“《中国青年》拟出一册《反对太戈尔号》，想先生为他们做一篇短文，务请先生允此要求，因为太戈尔此来，在青年思想界必增加一些恶影响，我们必须反对他一下。”
　　陈独秀组织批判泰戈尔的专号，自然是怕中国青年中了泰戈尔的毒，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解药。吴稚晖虽然没有在此专号发表文章，但他后来对泰氏的攻击，也是入木三分，犀利无比，丝毫不比陈独秀逊色。
　　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崇尚科学和物质文明，而东方所谓的精神文明，则直接阻碍社会的进步。对此，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否认有精神生活这回事，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离开物质生活而存在，我们是说精神生活不能代替物质生活。我们不是迷信欧洲文化，我们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比欧洲文化更为幼稚。”他强调：“我们若把东方文化当作特别优异的东西，保守着不思改进……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幽谷。如此提倡精神生活，如此提倡东方文化，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了。”东方文化的提倡者如张君劢、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其中不乏陈独秀在学问、人格、人品上钦佩的人，但就因为他们都“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地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陈独秀认为：“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那些无限称赞中国传统文化，陶醉在东方式孔子的生活，而甘心幽谷自闭，梦想着西方文化来向他们低头称臣，梦想着“世界未来之文化即是中国化”的人应该猛然醒悟了。陈独秀自称：在文化上，“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他将文化之新、旧问题与政治和革命前途直接挂钩，难怪他一看到什么“国故”、“国粹”就气冲斗牛，甚至恶言相向，他指出“国学”之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竭力挣扎着融入世界新潮时，文化保守派、国粹派、调和派、折中派、东方文化派也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巩固着自己的阵地。泰戈尔来华，恰一脚踏进这个泥潭，又因其诗圣的名声太重，使得泥花四溅，周围的人就颇不高兴，陈独秀则破口大骂起来。

三

　　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刚一开口说话，陈独秀就马上做出反应，发表了《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这篇文章是4月14日《申报》所刊登的“太戈尔与中国新闻社记者谈话”而写成的。“太戈尔一到中国，开口便说：……‘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杀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于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泰西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在欧战而破产一事，已甚明显；彼辈自夸为文化渊薮，而日益以相杀反目为事……导人类于残破之局面，而非赋予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陈独秀驳斥道： 　　中国新闻社记者倘无误记，我们可以认识太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也不必比较的讨论相杀残破的西方文化和生焚寡妇（如印度）、殉节阉宦（如中国）的东方文化孰为健全；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社会上将发生多少影响，进步或退步。（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人人都承认这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流行着支配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死，用不着太戈尔来提倡他复活。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禁止男女同乘一辆火车或电车。（二）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也是东洋独特的思想。在太戈尔的意中，以为正因东洋有这种高妙的思想，所以胜过西洋不知足而竞争，不能忍而不安的社会。殊不知东方民族正因富于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拾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生活在兵匪交迫中，而知足常乐；所以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三）轻物质而重心灵，太戈尔也以为是东洋文化的特色。其实中国此时物质文明的程度简直等于零，反之努力提倡心灵思想文化的人，头等名角如唐焕章、江神童，二等名角如梁漱溟、张君劢，其余若同善社社员、灵学会会员已普遍全国；太戈尔若再要加紧提倡，只有废去很少的轮船铁路，大家仍旧乘坐独木舟与一轮车；只有废去几处小规模的机器印刷所，改用木板或竹简。太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方特有之文化，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地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
　　4月16日、18日，泰戈尔在杭州、上海欢迎会上分别发表演说。看到相关报道后，陈独秀随即发表《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他指出泰戈尔的错误，一是批评中国的物质文明。陈独秀批评泰戈尔自己享受着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物质文明成果，“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作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作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他说，泰戈尔所推崇的中国文化实质上是可笑且可怕的，这种文化若还活着，则皇帝仍端坐龙廷，男子仍在埋头读八股，女子仍旧裹足，印刷店仍用雕版或木质活字，那么就不会有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来欢迎他，泰戈尔从杭州到北京就不可能乘火车。“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它速死”。他认为泰戈尔的第二个错误是：引导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错误的道路。泰戈尔推崇人类要用爱来调和，陈独秀批评说：“先生之心诚苦，先生之术则疏矣。”虽然“爱”是人类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陈独秀批评泰戈尔这两个错误观念，都是社会改造思想上的重大问题，并不是站在一个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术。
　　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文化观”与“爱的调和观”的批判，已经超脱启蒙主义立场，而采用阶级革命论和反帝国主义的政治理论了。他概括出的泰戈尔的两个错误观念，都被认为是有害于社会改造的思想问题，在陈独秀看来，泰戈尔就不仅仅只是站在纯粹诗人的地位上谈诗说艺，而是在提倡一种社会改造的基本思路。陈独秀后来将泰戈尔的这种文化哲学阐释为一种“和平运动”——上纲上线，后果自然很严重。

四

　　陈独秀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我们不佩服太戈尔，明明白白是因为他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此事任何人都应该知道。然太戈尔却异想天开地说：‘今有人反对余，或系恐惧余反对一般金钱主义之人。’难道科学与物质文明就是金钱主义吗？太戈尔在北京未久竟染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异己！难怪北京有人说他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而且太戈尔他自己如果反对金钱主义，便应将他所受物质文明社会的造孽钱——诺贝尔赏金，散给无衣无食的印度人。”诗人却不爱谈诗，还“谆谆教诲”迫切需要物质文明而非诗的中国人，陈独秀颇为不解。
　　诗人不谈诗，却自认为对不起欢迎自己的中国人，泰戈尔似乎也意识到中国人是欢迎自己可能带来的拯救中国的良方，而他本人最初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设想。他在途经香港时，就曾对孙中山派来的使者说：“将来赴京之任务毕后，略悉中国情形，或将提出解决中国时局意见，与当道共同研究。”所以，他在中国演讲时批判物质文明，宣扬精神文明，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中国人“所求”，也部分出于真心。但他所能提供的良方，却又是中国人并不缺乏的。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之余，只能拼命批判他，以消除其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气急时，甚至谩骂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受到梁启超、溥仪、梅兰芳及佛化新青年会的欢迎和招待，这些人都是受到进步思想界批判的封建守旧势力的代表。在《太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中，陈独秀似乎因为自己批判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讲，泰戈尔却不为所动而大为光火。他讽刺泰戈尔“现在去到北京，索性在清宫和废帝在法源寺和青年佛化的女居士们混做一团。他若在东方文化隆盛时来到中国，得和女皇帝而兼女菩萨之武则天合掌相见……”泰戈尔的东方文化观显然是陈独秀最耿耿于怀的。即使在谈到江亢虎论中国舰船不如日本时，也拉出泰戈尔垫背：“我想太戈尔若听了江先生此话，必然又要说：‘这些物质文明文明不必羡慕，我们东方文化重道德，文明重在回复精神上的乐土’”，“固不在目前侵夺顺利”。陈独秀集中批判泰戈尔在北京期间的种种言行，他甚至指桑骂槐：“得过诺贝尔赏金的太戈尔和做过财政总长的梁启超，现在北京携着手大倡其心灵生活与精神文明。他们都得了饱暖以上的暖饱，却忘了普天下众人的饥寒，好个没良心的东方文化代表者！”因为东方文化，所以導致中国的贫富不均，而贫富不均，就是阶级问题、阶级矛盾了。文化之争，自然过渡成阶级之争，泰戈尔来华问题，自然也就成了阶级斗争问题了，而阶级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泰戈尔在陈独秀眼中，俨然就是一个阶级敌人，言行充满火药味，也在情理之中了。
　　实际上，批判东方文化者并非陈独秀一人，如胡适，如吴稚晖等皆然。但将批判东方文化与批判泰戈尔结合，并且穷追不舍的，只有陈独秀。
　　纵观泰戈尔来华前后陈独秀在中国思想文化论争中的选择，批判泰戈尔，只是其诸多剑锋之一而已。他批章士钊、梁启超、康有为，批军阀，批废帝，批“国故”，无不是基于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只不过，他在文化问题上就很自然融入了社会革命的成分，使其文化之争变得狭隘甚至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