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威尼斯这个强盛的海上商业帝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受到一系列的冲击。商业革命所带来的地区贸易中心转移使得威尼斯失去了地中海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民族国家兴起后对威尼斯进行的武力攻击使得威尼斯失去了广大的大陆领地。在深重的危机之下，威尼斯的政治局面却依旧稳定，发展保持繁荣状态，社会总体和谐。威尼斯在危机中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状态这一事实也构成了“威尼斯神话”。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威尼斯危机”与“威尼斯神话”所反映出的实质其实是威尼斯政治的近代化。
关键词：威尼斯；“威尼斯之谜”；“威尼斯神话”；国家政治
公元1000年左右，威尼斯城已初具规模，威尼斯利用了传统商业贸易网络的恢复，在中世纪早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连佛罗伦萨也不得不折服于威尼斯人的成功，并探求其成功的秘密。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之后，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推促下，西方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商业革命。传统商业贸易航路的改变大大影响了世界的力量格局，在这种背景之下，原本繁荣的威尼斯遭到了一记重创。政治方面，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不断地对外领土扩张对威尼斯的发展形成了又一严重威胁。在此时期内，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在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时都没能经受住打击，这些城市一个又一个地消失在文明的视野中。然而威尼斯却不同，虽然威尼斯在15、16世纪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局面的动荡，但是他最终并未走上陷入覆灭的道路。尽管威尼斯失去了海上霸主和欧洲大陆强国的地位，可是他却保持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成为萧条中的一抹“新绿”。威尼斯也因此创下了一个神话，即“威尼斯神话”。
（一）威尼斯神话
究竟何为“威尼斯神话”呢？所谓“威尼斯神话”其实是对威尼斯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繁荣发展局面的一种概括。威尼斯发达而繁盛的经济成为了“威尼斯神话”的坚强支柱，威尼斯有着强盛的对外贸易。意大利史学家卡洛·M·齐波拉称：“威尼斯的繁荣就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威尼斯也成为了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在我们惊叹于“威尼斯神话”的同时，不禁会产生疑问：“威尼斯神话”究竟是源何而起的呢？布克哈特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威尼斯是一个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一个国家”，而这就启示我们从威尼斯的政治与历史中去寻找威尼斯神话的答案。
首先，威尼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了黑暗之中，而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东罗马帝国则相对保持稳定。拜占庭帝国将来自东方的货物运送到西欧去销售，而威尼斯则正好处于这两大贸易端的中间，于是便充当起了中转贸易港的角色。1494年，一名叫做皮埃特罗·卡索拉的人对源源不断流入威尼斯的商品发出这样的感慨：“似乎全世界的商品都涌向这里，这里的人都一门心思从事贸易，有谁能数清楚这里的店铺呢？”足可见威尼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对于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正是威尼斯经济神话的基础。
其次，威尼斯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威尼斯四面环海，虽然生活不方便，但是却十分安全，没有食物却拥有着海盐，威尼斯人依靠着这一大自然的给予从事晒盐和捕鱼活动，我们可以说威尼斯作为意大利的一颗明珠享受着上帝的恩宠。正是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用之不竭的海盐，威尼斯将经济繁荣的局面保持了数个世紀之久。
再次，由于与大陆隔海相望，所以西欧大陆的封建经济形态以及封建势力也只能望洋兴叹。威尼斯也较少受到来自封建庄园制经济的阻碍，或者说威尼斯国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封建主阶级。威尼斯人大多数以对外贸易为生，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手工业活动的人口占据了绝大部分，威尼斯也因此被称作商业共和国。与此同时，不得不说的是威尼斯与教权势力之间关系。“威尼斯在名义上是信奉天主教的，但是他却并不受教皇约束，威尼斯一度被教皇开除教籍。” 威尼斯教主一般由威尼斯大参议院推举提名然后再上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是教皇绝对没有提名权。这说明：在威尼斯教权是服从于皇权的。威尼斯的最高精神象征——圣马可教堂就在最高统领宫邸的旁边，高级教士以及宗教界人士都受到来自贵族的监视。威尼斯的宗教势力从未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有位现代学者就曾这样评价道：“威尼斯处置教会事务就好像罗马不存在。”综合来看，威尼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传统的封建势力与教会势力的阻碍，这对于威尼斯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利，也使得“威尼斯神话”得以延续。
第四，威尼斯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以及对外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威尼斯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业政策及政治政策正是其繁荣与伟大的有力基石与中流砥柱。” 威尼斯政府在实现城市利益的过程中扮演着相对成功的角色。粮食的供应对于农业发展落后的威尼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威尼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强迫城外的粮食运入本城，如1234年威尼斯与拉文那签订条约并强制规定其只能将谷物和食盐运入威尼斯而不是其他地区。同时威尼斯还制定出免税的政策，并且派船只肃清海盗以保护来往商船的安全。威尼斯为了使自己能够垄断贸易的发展，强制规定所有船只都必须到威尼斯中转或卸载，从而达到了垄断国际贸易的目的。除此之外，威尼斯政府还对外国商人进行严格地限制。“威尼斯政府参照拜占庭的穆斯林建立了“方达可”，即外国商人的驻留地，用集中隔离的形式来限制外商活动。” 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有效的保证了本土商人的经营利益，在无形中形成了对威尼斯商人的保护。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政府积极参与并击败了对手热那亚和拜占庭，而且还占领了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广大地区，从而一举夺得东地中海的霸权，这对于威尼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威尼斯共和国还积极开展对外的外交活动，实行安全、强硬、稳健的外交政策，例如它通过支持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从而获得了拜占庭内部三十多个港口的自由贸易权。威尼斯也与穆斯林世界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威尼斯曾与埃及订立条约，从而获得了在埃及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免税的特权。当保皇党与亲教廷派的争执使无数意大利城市陷入四分五裂之时，威尼斯也只是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参与其中。足可见威尼斯的外交智慧，正是威尼斯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活动为它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最后，“威尼斯神话”的产生与他那独特的民族精神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威尼斯民族精神产生的前提是他们对于商业的那份坚持。正如前所述，威尼斯农业经济十分落后，连基本的自我供养都无法达到。威尼斯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在这种状况下，威尼斯人具有天生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危机意识地砥砺下，威尼斯人积极向外开拓并形成了发展商业贸易的传统，自由、创新、勇敢、积极成为了威尼斯人所具有的良好品质。“威尼斯有着浓厚的商业氛围，他们为了发展商业，甚至可以将信仰放置一边。”威尼斯商业共和国内部重利的文化氛围与肯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对于威尼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威尼斯危机
进入15世纪之后，威尼斯的经济依旧繁荣，但兴盛中也蕴藏着衰败的危机。15-16世纪时期，威尼斯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和军事方面。地理大发现使得威尼斯作为西欧经济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地理大发现同时导致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的发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也对威尼斯形成了严峻的挑战。15世纪末16世纪初，威尼斯的胡椒价格在葡萄牙人的竞争压力下持续降低，价格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五十。由于葡萄牙人的香料供应量较大，威尼斯也失去了对香料价格的控制权，葡萄牙取代威尼斯而成为香料市场的主导者。以威尼斯为主导的传统商业贸易圈也退缩成为一个地区贸易中心。
同时，威尼斯所面临的来自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更是对其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威尼斯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崛起于东地中海——国土面积最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耳其人还在1500年左右吞并了威尼斯在爱琴海沿岸的所有商业据点，这对威尼斯商业的发展形成了沉重的打击。威尼斯不仅在海上损失惨重，在陆地上也多方面遭受打击，威尼斯出于防守的目的，曾在14和15世纪对意大利本土进行扩张和征服，这些征服和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威尼斯提供安全防卫的目的，这引起了教皇的强烈不满。而且新兴的民族国家主要采用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统治，它们主要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对周边独立的地区和城市国家进行打击，并且希望将这些国家或者自治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1509年，教皇就曾联合法国和西班牙组成了“坎布雷联盟”向威尼斯发起战争。威尼斯共和国的雇佣军在同“坎布雷联盟”进行的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威尼斯人在大陆的领土也丧失殆尽，威尼斯共和国在此时所面临的危机更加深重。
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压力对威尼斯的政治和军事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这对其国内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尼斯社会内部在16世纪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第一重社会困难是连年战争所导致的巨额战争支出和商业贸易利润的减少。威尼斯原本稳定的直接税税收不仅大打折扣，间接税收入也无法保证。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开征新税来缓解财政收入的紧张。如1509年，政府规定在威尼斯城租住房屋的外国人必须支付占租金百分之五十的高税额。然而这些战时的紧急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税收收入在这一时期减少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外贸易量的减少。
第二重社会困难是威尼斯社会环境不再稳定。商业贸易的衰落以及连年对外战争不仅使得威尼斯的财政状况入不敷出，更催生了大量的难民和流民。威尼斯在战争失败后，大批在战争中失去土地和房屋的大陆领地居民逃到威尼斯城中避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家可归，只能在城中过着流浪的生活。政府为了避免流民对威尼斯城正常生活秩序造成过多的危害，于是开放城中的几座修道院。大量流民的涌入还对威尼斯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难民的到来还导致了盗窃，抢劫等暴力事件的发生，瘟疫也因卫生状况的恶化而频繁爆发。总而言之，整个16世纪，威尼斯都面临着严重的来自社会内部的危机。
通过对文献以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威尼斯危机产生的原因除了民族国家的兴起、地理大发现以及社会内部危机以外还有如下几点：
第一，威尼斯共和国城市精英阶层的蜕变。英国剑桥大学史学家彼得·伯克对近代早期威尼斯的贵族阶层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借鉴了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内的诸多学者的精英理论，对城市精英阶层的构成及其财富、教育文化资助和艺术品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做了深入探查。并且他还从学者帕累托那里借用了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即“企业家阶层”和“食利者阶层”。伯克指出：“威尼斯城市的精英阶层都曾经历一个从追求风险利润的‘企业家阶层’向趋向保守的‘食利者阶层’的转变。” 这种蜕变是导致威尼斯从辉煌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第二，炫耀式消费的兴起。在进入15世纪之初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依然比较朴素，如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的《论家庭》里的一个主人公说：“任何不必要的开支都是疯狂之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城市的物质文化和消费观念也在悄悄地起变化，城市积累的日益庞大的财富规模使得人们物质生活逐渐由简朴向精致过渡，许多市民放弃了祖先俭朴的美德。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这种变化意味着一种道德或精神地堕落。” 炫耀式消费模式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兴起的时间并不一致，威尼斯的炫耀式消费开始于16世纪左右。虽然城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来限制炫耀式消费，但收效不大，经济史家卡洛·M·齐波拉认为，“意大利城市的炫耀性消费狂潮是意大利经济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以上几点原因共同作用的影响下，威尼斯面临着深重的危机，然而威尼斯并没有被挑战打败。它虽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却继续维持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与和谐。虽然威尼斯社会内部在此时期问题重重，但却仍然保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三）“威尼斯之谜”
15、16世纪是威尼斯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段，也是威尼斯走向近代的一个过渡点，在“威尼斯神话”与“威尼斯危机”博弈对抗的背后蕴藏着威尼斯政治的奥秘，其实质是威尼斯国家的近代化历程。其中，国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又是重中之重。威尼斯如何度过这一难关也成为了一个研究点，即“威尼斯之谜”。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对“威尼斯之谜”作出如下解读。 15、16世纪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此时期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是在中世纪的基础之上适当调整的结果。中世纪晚期，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诸如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得感觉敏锐的威尼斯上层统治者感觉到了将要面临的危机。所以威尼斯的统治者有意进行了政治制度调整，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在此时也日趋完善并最终呈现出了近代化的特点。近代化的政治体制是指一系列近代化的政治范式，它具有民主、高效、稳定的特点，同时还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应对机制，这种政治体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并且实现了权力的平衡和再分配。同时这种体制还有利于整个社会向近代过渡。
进入16世纪之后，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相比于13世纪时，结构并未发生较大改变，但是内部的职能机构、具体职务、以及权力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威尼斯的发展更适合于近代的发展需要。进入16世纪之后，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相比于13世纪时，结构并未发生较大改变，但是内部的职能机构、具体职务、以及权力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威尼斯的发展更适合于近代的发展需要。威尼斯的政治权利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实现了权利的“向上移动”。为了应对战争等紧急状况，威尼斯的统治者还智慧地实现了国家权利集中。集中的体制可以有力地调整国家对外方针，还能够快速地处理国内出现的突 发事件，这是一种与向近代化过渡时期相适应的体制。威尼斯的权利在16世纪时完全集中到了“大筹备委员会”手中。“大筹备委员会”包括元老院附属的“小筹委会”以及“核心政府”，“小筹委会”负责元老院的日程安排以及提案初审，“核心政府”则行使国家权力。纵观威尼斯国家政治体制层面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威尼斯的国家政治结构有如下优点：第一，城市显贵组成“大议会”，并由“大议会”产生国家机构，这使得威尼斯政治具有了民主的基础。第二，总督委员会的存在避免了总督一人擅权专制局面的出现。第三，政府机构设置的专门化以及国家权力地集中避免了政府部门叠床架屋局面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第四，集体决议使得政治智慧得以凸显，威尼斯的国家政治在城市显贵们的共同带领下能够对各项挑战做出迅速有效的应对，这也是威尼斯能够在15、16世紀实现国家政治调整与转轨的关键所在。威尼斯政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政府都是掌握在谨慎的年长者手中。”
元老院在16世纪时成为了整个国家最关键的核心。威尼斯的政治在此时期还发展到了专门化的阶段，威尼斯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机构设置过多而导致各个机构之间权责不明确。所以大元老院在原有机构设置的基础上裁撤并精简机构，成立了各类专门委员会和特使，直接听命于元老院和“核心政府”。
威尼斯的贵族年轻人在进入政府之后就会立即受到有关“崇敬老者”的教育，而且年轻人必须学会聆听来自统治者内部老者的建议，这在无形中压低了青年贵族的智慧。在“威尼斯危机” 的挑战之下，威尼斯的这种“老人化”统治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新的政治要求。1584年3月，一位在那不勒斯布道的圣多米尼克教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尼斯的情况不佳，因为年轻人替代了老年人执掌政权。”16世纪时，老人统治的政府核心集团开始逐渐受到青年贵族的挑战。青年贵族主要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将政府的主要职务任免权收归元老院，同时还废除了“十人会议”的特权，这就大大减弱了老人政治的核心力量，而且瘟疫的流行还使得老年贵族的数量大大减少，威尼斯的政治风格也因参政者的年轻化而发生转变，威尼斯的统治者集团也因此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精力去面对新的挑战。
在完成政治体制调整的过程中，威尼斯的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威尼斯贵族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在内部大力打击贵族的奢侈腐败之风。政府还借着这次打击潮流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禁奢令”。“禁奢令”规定贵族男女不论贫富必须要按照规定着装，并且禁止妇女佩戴昂贵的首饰，这一法令杜绝了社会上炫富的不正之风。其次，针对新航路开辟所造成的影响，威尼斯上层统治者主要采取了贸易保护的手段，大力控制国内贸易活动以缓解国际贸易量下降对威尼斯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所有向威尼斯城运送粮食的船只除了威尼斯自己的货船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船只一律不准靠岸。”再次，为了顺利渡过“威尼斯危机”，威尼斯政府还在维护商业发展环境以及经济秩序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总体来看，“威尼斯之谜”的实质就是威尼斯贵族政治体系内部关系自我调整的过程。通过调整，威尼斯摆脱了旧有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近代化的调适。
结语
15、16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从中世纪走来，面对近代早期的国家危机，威尼斯政府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就基本解决了威尼斯危机。威尼斯之所以能通过调节政治体制从而避免革命的命运，同时还将这种统治模式稳定地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是因为威尼斯政治的发展轨迹赶上了了近代化的时代大潮。文艺复兴之后的威尼斯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完全可以称的上是一次政治制度的“文艺复兴”。这种借鉴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民主政治模式的威尼斯政治是与近代民主、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的政治呼唤相契合的。威尼斯，这座水上之城，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威尼斯神话”之后还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智慧的“威尼斯之谜”。在“威尼斯之谜”的背后留给后人的是可资借用的政治经验，这对于西方各国后来的发展、改革与革命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论是15世纪的佛罗伦萨，还是17世纪的英国，抑或是18世纪的美国，我们都能从其政治体制中看到威尼斯式的权利制衡智慧，可以说威尼斯是“欧洲政治教育的启蒙。”
作者简介
郭志坚，武汉大学在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邮编：430072
关键词：威尼斯；“威尼斯之谜”；“威尼斯神话”；国家政治
公元1000年左右，威尼斯城已初具规模，威尼斯利用了传统商业贸易网络的恢复，在中世纪早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连佛罗伦萨也不得不折服于威尼斯人的成功，并探求其成功的秘密。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之后，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推促下，西方开始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商业革命。传统商业贸易航路的改变大大影响了世界的力量格局，在这种背景之下，原本繁荣的威尼斯遭到了一记重创。政治方面，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不断地对外领土扩张对威尼斯的发展形成了又一严重威胁。在此时期内，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在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时都没能经受住打击，这些城市一个又一个地消失在文明的视野中。然而威尼斯却不同，虽然威尼斯在15、16世纪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局面的动荡，但是他最终并未走上陷入覆灭的道路。尽管威尼斯失去了海上霸主和欧洲大陆强国的地位，可是他却保持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成为萧条中的一抹“新绿”。威尼斯也因此创下了一个神话，即“威尼斯神话”。
（一）威尼斯神话
究竟何为“威尼斯神话”呢？所谓“威尼斯神话”其实是对威尼斯不同寻常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繁荣发展局面的一种概括。威尼斯发达而繁盛的经济成为了“威尼斯神话”的坚强支柱，威尼斯有着强盛的对外贸易。意大利史学家卡洛·M·齐波拉称：“威尼斯的繁荣就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基础之上的。”威尼斯也成为了欧洲最富有的国家。
在我们惊叹于“威尼斯神话”的同时，不禁会产生疑问：“威尼斯神话”究竟是源何而起的呢？布克哈特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威尼斯是一个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一个国家”，而这就启示我们从威尼斯的政治与历史中去寻找威尼斯神话的答案。
首先，威尼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了黑暗之中，而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东罗马帝国则相对保持稳定。拜占庭帝国将来自东方的货物运送到西欧去销售，而威尼斯则正好处于这两大贸易端的中间，于是便充当起了中转贸易港的角色。1494年，一名叫做皮埃特罗·卡索拉的人对源源不断流入威尼斯的商品发出这样的感慨：“似乎全世界的商品都涌向这里，这里的人都一门心思从事贸易，有谁能数清楚这里的店铺呢？”足可见威尼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对于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也正是威尼斯经济神话的基础。
其次，威尼斯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威尼斯四面环海，虽然生活不方便，但是却十分安全，没有食物却拥有着海盐，威尼斯人依靠着这一大自然的给予从事晒盐和捕鱼活动，我们可以说威尼斯作为意大利的一颗明珠享受着上帝的恩宠。正是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用之不竭的海盐，威尼斯将经济繁荣的局面保持了数个世紀之久。
再次，由于与大陆隔海相望，所以西欧大陆的封建经济形态以及封建势力也只能望洋兴叹。威尼斯也较少受到来自封建庄园制经济的阻碍，或者说威尼斯国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封建主阶级。威尼斯人大多数以对外贸易为生，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手工业活动的人口占据了绝大部分，威尼斯也因此被称作商业共和国。与此同时，不得不说的是威尼斯与教权势力之间关系。“威尼斯在名义上是信奉天主教的，但是他却并不受教皇约束，威尼斯一度被教皇开除教籍。” 威尼斯教主一般由威尼斯大参议院推举提名然后再上报教皇，教皇可以不同意，但是教皇绝对没有提名权。这说明：在威尼斯教权是服从于皇权的。威尼斯的最高精神象征——圣马可教堂就在最高统领宫邸的旁边，高级教士以及宗教界人士都受到来自贵族的监视。威尼斯的宗教势力从未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有位现代学者就曾这样评价道：“威尼斯处置教会事务就好像罗马不存在。”综合来看，威尼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传统的封建势力与教会势力的阻碍，这对于威尼斯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利，也使得“威尼斯神话”得以延续。
第四，威尼斯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以及对外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威尼斯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商业政策及政治政策正是其繁荣与伟大的有力基石与中流砥柱。” 威尼斯政府在实现城市利益的过程中扮演着相对成功的角色。粮食的供应对于农业发展落后的威尼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威尼斯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强迫城外的粮食运入本城，如1234年威尼斯与拉文那签订条约并强制规定其只能将谷物和食盐运入威尼斯而不是其他地区。同时威尼斯还制定出免税的政策，并且派船只肃清海盗以保护来往商船的安全。威尼斯为了使自己能够垄断贸易的发展，强制规定所有船只都必须到威尼斯中转或卸载，从而达到了垄断国际贸易的目的。除此之外，威尼斯政府还对外国商人进行严格地限制。“威尼斯政府参照拜占庭的穆斯林建立了“方达可”，即外国商人的驻留地，用集中隔离的形式来限制外商活动。” 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有效的保证了本土商人的经营利益，在无形中形成了对威尼斯商人的保护。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政府积极参与并击败了对手热那亚和拜占庭，而且还占领了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广大地区，从而一举夺得东地中海的霸权，这对于威尼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威尼斯共和国还积极开展对外的外交活动，实行安全、强硬、稳健的外交政策，例如它通过支持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从而获得了拜占庭内部三十多个港口的自由贸易权。威尼斯也与穆斯林世界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威尼斯曾与埃及订立条约，从而获得了在埃及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免税的特权。当保皇党与亲教廷派的争执使无数意大利城市陷入四分五裂之时，威尼斯也只是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参与其中。足可见威尼斯的外交智慧，正是威尼斯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活动为它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最后，“威尼斯神话”的产生与他那独特的民族精神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威尼斯民族精神产生的前提是他们对于商业的那份坚持。正如前所述，威尼斯农业经济十分落后，连基本的自我供养都无法达到。威尼斯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在这种状况下，威尼斯人具有天生的危机意识，在这种危机意识地砥砺下，威尼斯人积极向外开拓并形成了发展商业贸易的传统，自由、创新、勇敢、积极成为了威尼斯人所具有的良好品质。“威尼斯有着浓厚的商业氛围，他们为了发展商业，甚至可以将信仰放置一边。”威尼斯商业共和国内部重利的文化氛围与肯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对于威尼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威尼斯危机
进入15世纪之后，威尼斯的经济依旧繁荣，但兴盛中也蕴藏着衰败的危机。15-16世纪时期，威尼斯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和军事方面。地理大发现使得威尼斯作为西欧经济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动摇。地理大发现同时导致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的发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也对威尼斯形成了严峻的挑战。15世纪末16世纪初，威尼斯的胡椒价格在葡萄牙人的竞争压力下持续降低，价格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五十。由于葡萄牙人的香料供应量较大，威尼斯也失去了对香料价格的控制权，葡萄牙取代威尼斯而成为香料市场的主导者。以威尼斯为主导的传统商业贸易圈也退缩成为一个地区贸易中心。
同时，威尼斯所面临的来自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更是对其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威尼斯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崛起于东地中海——国土面积最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耳其人还在1500年左右吞并了威尼斯在爱琴海沿岸的所有商业据点，这对威尼斯商业的发展形成了沉重的打击。威尼斯不仅在海上损失惨重，在陆地上也多方面遭受打击，威尼斯出于防守的目的，曾在14和15世纪对意大利本土进行扩张和征服，这些征服和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威尼斯提供安全防卫的目的，这引起了教皇的强烈不满。而且新兴的民族国家主要采用中央集权的方式进行统治，它们主要利用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对周边独立的地区和城市国家进行打击，并且希望将这些国家或者自治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1509年，教皇就曾联合法国和西班牙组成了“坎布雷联盟”向威尼斯发起战争。威尼斯共和国的雇佣军在同“坎布雷联盟”进行的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威尼斯人在大陆的领土也丧失殆尽，威尼斯共和国在此时所面临的危机更加深重。
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压力对威尼斯的政治和军事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这对其国内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尼斯社会内部在16世纪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困难。第一重社会困难是连年战争所导致的巨额战争支出和商业贸易利润的减少。威尼斯原本稳定的直接税税收不仅大打折扣，间接税收入也无法保证。威尼斯政府不得不开征新税来缓解财政收入的紧张。如1509年，政府规定在威尼斯城租住房屋的外国人必须支付占租金百分之五十的高税额。然而这些战时的紧急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税收收入在这一时期减少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外贸易量的减少。
第二重社会困难是威尼斯社会环境不再稳定。商业贸易的衰落以及连年对外战争不仅使得威尼斯的财政状况入不敷出，更催生了大量的难民和流民。威尼斯在战争失败后，大批在战争中失去土地和房屋的大陆领地居民逃到威尼斯城中避難。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无家可归，只能在城中过着流浪的生活。政府为了避免流民对威尼斯城正常生活秩序造成过多的危害，于是开放城中的几座修道院。大量流民的涌入还对威尼斯的粮食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难民的到来还导致了盗窃，抢劫等暴力事件的发生，瘟疫也因卫生状况的恶化而频繁爆发。总而言之，整个16世纪，威尼斯都面临着严重的来自社会内部的危机。
通过对文献以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威尼斯危机产生的原因除了民族国家的兴起、地理大发现以及社会内部危机以外还有如下几点：
第一，威尼斯共和国城市精英阶层的蜕变。英国剑桥大学史学家彼得·伯克对近代早期威尼斯的贵族阶层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借鉴了包括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内的诸多学者的精英理论，对城市精英阶层的构成及其财富、教育文化资助和艺术品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做了深入探查。并且他还从学者帕累托那里借用了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即“企业家阶层”和“食利者阶层”。伯克指出：“威尼斯城市的精英阶层都曾经历一个从追求风险利润的‘企业家阶层’向趋向保守的‘食利者阶层’的转变。” 这种蜕变是导致威尼斯从辉煌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第二，炫耀式消费的兴起。在进入15世纪之初时，人们的消费观念依然比较朴素，如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的《论家庭》里的一个主人公说：“任何不必要的开支都是疯狂之举。”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城市的物质文化和消费观念也在悄悄地起变化，城市积累的日益庞大的财富规模使得人们物质生活逐渐由简朴向精致过渡，许多市民放弃了祖先俭朴的美德。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这种变化意味着一种道德或精神地堕落。” 炫耀式消费模式在意大利各个城市兴起的时间并不一致，威尼斯的炫耀式消费开始于16世纪左右。虽然城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来限制炫耀式消费，但收效不大，经济史家卡洛·M·齐波拉认为，“意大利城市的炫耀性消费狂潮是意大利经济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是以上几点原因共同作用的影响下，威尼斯面临着深重的危机，然而威尼斯并没有被挑战打败。它虽然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却继续维持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与和谐。虽然威尼斯社会内部在此时期问题重重，但却仍然保持在可控制范围内。
（三）“威尼斯之谜”
15、16世纪是威尼斯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段，也是威尼斯走向近代的一个过渡点，在“威尼斯神话”与“威尼斯危机”博弈对抗的背后蕴藏着威尼斯政治的奥秘，其实质是威尼斯国家的近代化历程。其中，国家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又是重中之重。威尼斯如何度过这一难关也成为了一个研究点，即“威尼斯之谜”。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对“威尼斯之谜”作出如下解读。 15、16世纪威尼斯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此时期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是在中世纪的基础之上适当调整的结果。中世纪晚期，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诸如地理大发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得感觉敏锐的威尼斯上层统治者感觉到了将要面临的危机。所以威尼斯的统治者有意进行了政治制度调整，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在此时也日趋完善并最终呈现出了近代化的特点。近代化的政治体制是指一系列近代化的政治范式，它具有民主、高效、稳定的特点，同时还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应对机制，这种政治体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并且实现了权力的平衡和再分配。同时这种体制还有利于整个社会向近代过渡。
进入16世纪之后，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相比于13世纪时，结构并未发生较大改变，但是内部的职能机构、具体职务、以及权力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威尼斯的发展更适合于近代的发展需要。进入16世纪之后，威尼斯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相比于13世纪时，结构并未发生较大改变，但是内部的职能机构、具体职务、以及权力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得威尼斯的发展更适合于近代的发展需要。威尼斯的政治权利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实现了权利的“向上移动”。为了应对战争等紧急状况，威尼斯的统治者还智慧地实现了国家权利集中。集中的体制可以有力地调整国家对外方针，还能够快速地处理国内出现的突 发事件，这是一种与向近代化过渡时期相适应的体制。威尼斯的权利在16世纪时完全集中到了“大筹备委员会”手中。“大筹备委员会”包括元老院附属的“小筹委会”以及“核心政府”，“小筹委会”负责元老院的日程安排以及提案初审，“核心政府”则行使国家权力。纵观威尼斯国家政治体制层面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威尼斯的国家政治结构有如下优点：第一，城市显贵组成“大议会”，并由“大议会”产生国家机构，这使得威尼斯政治具有了民主的基础。第二，总督委员会的存在避免了总督一人擅权专制局面的出现。第三，政府机构设置的专门化以及国家权力地集中避免了政府部门叠床架屋局面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第四，集体决议使得政治智慧得以凸显，威尼斯的国家政治在城市显贵们的共同带领下能够对各项挑战做出迅速有效的应对，这也是威尼斯能够在15、16世紀实现国家政治调整与转轨的关键所在。威尼斯政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政府都是掌握在谨慎的年长者手中。”
元老院在16世纪时成为了整个国家最关键的核心。威尼斯的政治在此时期还发展到了专门化的阶段，威尼斯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机构设置过多而导致各个机构之间权责不明确。所以大元老院在原有机构设置的基础上裁撤并精简机构，成立了各类专门委员会和特使，直接听命于元老院和“核心政府”。
威尼斯的贵族年轻人在进入政府之后就会立即受到有关“崇敬老者”的教育，而且年轻人必须学会聆听来自统治者内部老者的建议，这在无形中压低了青年贵族的智慧。在“威尼斯危机” 的挑战之下，威尼斯的这种“老人化”统治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新的政治要求。1584年3月，一位在那不勒斯布道的圣多米尼克教士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尼斯的情况不佳，因为年轻人替代了老年人执掌政权。”16世纪时，老人统治的政府核心集团开始逐渐受到青年贵族的挑战。青年贵族主要通过合法的政治途径将政府的主要职务任免权收归元老院，同时还废除了“十人会议”的特权，这就大大减弱了老人政治的核心力量，而且瘟疫的流行还使得老年贵族的数量大大减少，威尼斯的政治风格也因参政者的年轻化而发生转变，威尼斯的统治者集团也因此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精力去面对新的挑战。
在完成政治体制调整的过程中，威尼斯的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威尼斯贵族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在内部大力打击贵族的奢侈腐败之风。政府还借着这次打击潮流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禁奢令”。“禁奢令”规定贵族男女不论贫富必须要按照规定着装，并且禁止妇女佩戴昂贵的首饰，这一法令杜绝了社会上炫富的不正之风。其次，针对新航路开辟所造成的影响，威尼斯上层统治者主要采取了贸易保护的手段，大力控制国内贸易活动以缓解国际贸易量下降对威尼斯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所有向威尼斯城运送粮食的船只除了威尼斯自己的货船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船只一律不准靠岸。”再次，为了顺利渡过“威尼斯危机”，威尼斯政府还在维护商业发展环境以及经济秩序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总体来看，“威尼斯之谜”的实质就是威尼斯贵族政治体系内部关系自我调整的过程。通过调整，威尼斯摆脱了旧有的发展模式，实现了近代化的调适。
结语
15、16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从中世纪走来，面对近代早期的国家危机，威尼斯政府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稍作调整就基本解决了威尼斯危机。威尼斯之所以能通过调节政治体制从而避免革命的命运，同时还将这种统治模式稳定地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是因为威尼斯政治的发展轨迹赶上了了近代化的时代大潮。文艺复兴之后的威尼斯所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完全可以称的上是一次政治制度的“文艺复兴”。这种借鉴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民主政治模式的威尼斯政治是与近代民主、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的政治呼唤相契合的。威尼斯，这座水上之城，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威尼斯神话”之后还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智慧的“威尼斯之谜”。在“威尼斯之谜”的背后留给后人的是可资借用的政治经验，这对于西方各国后来的发展、改革与革命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不论是15世纪的佛罗伦萨，还是17世纪的英国，抑或是18世纪的美国，我们都能从其政治体制中看到威尼斯式的权利制衡智慧，可以说威尼斯是“欧洲政治教育的启蒙。”
作者简介
郭志坚，武汉大学在读二年级硕士研究生；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邮编：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