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泛媒体，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凡是“能传递信息的媒质都是媒体”。泛媒体时代的传播至少有两点意味：一是信息通道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如网络信息源的拓展，既可以来自传统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也可以来自博客、各种帖子、聊天记录和电子邮件等，还可以和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联动。在信道多元、信息开放的情况下，信息控制变得困难，信息透明度被迫增大，“把关人”作用越来越被弱化。这意味着批评和监督有了更多的信息通道，杜绝批评和监督也将成为很困难的事情。二是媒介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媒体联动、融合、信息整合等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在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网络媒体首先是各种媒体信息的“集大成者”，各种媒体联盟和多媒体融合使网络实力后来者居上。譬如搜索引擎工具对传统媒体的整合。一些重要的门户网站同传统媒体信息的利用，如新浪网同国内近200家新闻媒体有合作协议。重要报道可以整合几十到上百家新闻媒体的信息资源。网络的这种融合与整合趋势对于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意味着意见表达的参与范围、集中速度、表现程度都大为增加，舆论的力量很容易从分散到“聚合”，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控制和调控“软”力量，并进一步矫正被监督者的行为。
　　如果说，“泛媒体”使一切事物都可能成为媒介的话，网络的“媒介融合”特征则使一切信息都可能最终通过网络得以传播：不仅集纳了一切可能的媒介形式，而且集纳了几乎所有可能的信息。对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意味着在泛媒体语境下，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一方面是必然发生和难以控制，一方面是其干涉作用和力度被强化。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内容还是形式，批评力度和效果都将发生变化。这在网络这个“集大成者”身上被体现得最为明显：
　　批评监督的主体从媒体主导到全民参与。传统的媒介批评报道话语权常被掌握在媒体机构和少数专家、权威的手中，精英话语占据支配地位。而在网络平台中，公众比例大为增加。截至2008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2.98亿，其中超过70％的网民在网上发过帖子或上传过内容，公众参与的绝对数量超过同一时期的传统媒体。另外，我国目前手机用户多达6.79亿，也可以通过短信等形式参与网络舆论监督。这就使舆论监督的主体从过去的媒体主导、精英霸权到网络上的全民参与(至少从技术上具有可行性)，普通公民参与监督的比例提高，批评和监督的主体范围大为扩展，舆论监督回归其自下而上监督的本义。
　　批评监督的客体范围和层级被突破。我国对舆论监督的对象和范围有严格的规定。一些重大问题，如公共危机、重大政治事件、高层人事变动、重大决策失误等。都不允许公开报道和批评。直至今天，批评报道还有不少“禁区”。但在网络媒体上，批评监督的“门槛”和范围被突破。首先是监督范围被不断拓展。网站的议程设置往往根据网民的关注强度和点击率而定，议题的生死权掌握在网民手中，而网民的兴趣和舆论几乎没有“死角”。其次，监督对象的级别限制被突破。单以网络反腐为例，被监督的官员从早些时候的科级到处级、厅级、部级，级别限制不断被突破。借助网络，舆论呼声甚至可以直达“天庭”，如十七大召开之前，网友“小火龙”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帖子“总书记，请来强坛跟网民说说心里话”，引起网民强力关注。体制内外的区别不在、上下级的区隔被破、监督的范围广延，网络在客体和层级上的这些突破为它赢得了调控社会的主动权。
　　批评监督的方式从间接含蓄到直接尖锐。批评报道责任重大，后果严重，因此媒体在批评报道方面往往十分谨慎。多采用比较间接和含蓄的方式，如分级监督，上级只监督下级：跨地区监督，避免和当地部门正面冲突：不点名批评，把尖锐问题“软化”：隐性采访，以保证事实的真相和更好地保护自己等。但网络舆论监督(包括某些手机短信悃为其“匿名性”特征则没有这些禁忌。匿名相当于“隐身”，不必过分担心责任和后果，因此敢于指名道姓地提意见，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网络的匿名性赋予了批评者“隐性采访”式的心理优势和位置优势，批评因此更加直接、尖锐，舆论监督的价值和作用也相应得到更好的发挥。虽然可能产生谣言、“人肉搜索”等负面问题，但正面价值仍然占据主导。也正因为此，研究者对一些地方强制推行论坛版主实名制持强烈反对态度，“认为实名制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一种伤害。
　　组织舆论监督的方向和力度发生改变。舆论监督作为中国的特有现象，是特殊政治体制下政治需要的产物，常表现出时段性特征：根据一个时期的需要，有组织地批评报道和监督是我国舆论监督的一大特点。早期的“舆论一律”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造舆论”都使舆论失去了其自下而上监督的本义，而沦为上层建筑钳制社会下层意识的产物。但在网络环境中，舆论的这种被动性和组织性很大程度上被消解，舆论回归了它自下而上监督的质的规定性，网络传播的自由和离散特征使组织舆论也很难有效执行。网民发言遵从的是个人兴趣和意愿，公众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就很容易意见汇流，形成民意：无兴趣的话题，即使有方便的发言设置，也常无人问津。网络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受网民的注意力(通过点击率体现)和关注强度(如帖子、跟帖的数量)的影响。从上到下地组织舆论变得十分困难。而与之对应的自下而上的网民自发组织舆论开始出现并表现出强大的干涉力量。典型案例如“邓玉娇案”，“王帅事件”等。舆论在此不仅有批评、监督功能，还能将舆论从显性舆论提升为行动舆论，如各种“网络通缉”、“人肉搜索”，“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网络成为舆论“发动机”。
　　批评监督的效果从强到更强。媒体的批评监督在报道真实的前提下，往往具有“刺激——反应”效应，对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干预力，这在网络媒体中得到了继承并被强化。一是网络的多媒体融合、多信道特征使监督批评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前提，信息的客观、全面有利于批评的正确和公允；二是网络对其他媒体的整合和多种媒体的互动、联动容易形成集合优势，把问题“聚焦”、“放大”，有利于“凸显”问题；三是网民的数量优势使批评意见很容易从分散到聚合，并上升为民意，通过民意的社会控制属性来强力干预社会生活。因此，网络舆论监督的效果比传统媒体更强。
　　网络在泛媒体时代“集大成者”的地位和它“信息总汇”特点，赋予了它较之于其他新媒体更多的舆论监督优势。网络的点击率和跟帖数具有“议程”评价进而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连同它显性的文本式表达，可以让人明确地感受和测量到舆论监督与批评的程度、强度，这是其他媒体所无法做到的，因此，网络成了当下我国最受重视、功能价值得到最大化发挥的新型媒介。
　　网络的舆论监督和批评功能的突出价值体现在：首先，在当前我国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安排还不完善，依靠权力自身的自律和体制内的相互监督收效不好，独立于其他权力之外的公权力机构缺失，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重要的大类公权力缺乏相应的权力隔离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媒体渠道，充分发挥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是拓展监督公权力空间的最佳渠道。而在众多媒体之中，网络是将公众权利的监测和调控作用价值最大化的媒体，也因此是当下监督效力最好的平台之一。其次。网络批评监督具有“安全阀”作用，能有效消除舆论堵塞，促进社会和谐。美国现代冲突论者科塞的“安全阀”理论提出，批评和冲突能将敌对情绪和敌对力量有效释放出来。从而不会形成破坏力相对较强的冲突，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网络舆论就具有这种“安全阀”功能，它能有效消除舆论封锁、舆论“盲点”和舆论堵塞。将社会各种细小矛盾和局部问题及时呈现并化解，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再次，网络批评监督具有民意“晴雨表”功能，对当前我国民主政治有重要意义。对民意的准确把握和运用是当前民主政治的重要使命。2007年被誉为“网络民意元年”，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2009年被称为“网络防腐年”，这些称号无不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网络舆论批评对转型期社会现实和政治改革、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尤其是在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中民意表达、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一切都可能成为媒介，谁都可以充当“报道者”的时代，重视网络舆论，主动接受公众监督理应成为当下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