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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本刊记者孟玮就科学文化界关于科学、非科学、伪科学争论的一些问题采访了九三学社中央院士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志新，王志新谈了他对科学共同体需要遵守的规则的认识以及他所了解的两个存在争议的“科研事件”的有关情况。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关于民间科学讨论得很热烈，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发表意见的似乎还不多，您如何看待民间科学?
王志新(以下简称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包括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包括职业科学家，还包括业余科学家；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共同体是有一定规则的，只有遵循这些规则的人才能为共同体所接纳。科学共同体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职业科学家，即以此为生的人，但也不尽然。有一些民间科学家和业余科学家，他们并不以此为生，而是完全凭兴趣自发地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科学共同体内自己形成的一套规则，那么，自然就被包括在其中，所以科学共同体并不排斥业余科学家。然而，我们很难定义什么叫业余、什么叫专业。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蒋春暄、徐业林和张颖清，他们都是高级工程师或者教授，你说他们是不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员呢?因此，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不能以职业来区分的。
记：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的规则?
王：最关键的一条是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论文。发表论文是唯一宣传自己、树立自己学术威信的途径。所谓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好杂志，第一，这个杂志经常发表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第二，这个杂志要有合格的审稿人，即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在评价这些杂志时，我们经常提到SCI(科学引文索引)，我的导师邹承鲁先生，生前也一直强调SCI收录杂志的影响因子。这是因为，首先SCI收录杂志时有一套严格的选择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看这个杂志的影响力、国际化程度以及是否有严格的审稿程序。
通常，一个杂志审稿越严，所发表文章的质量就越好，杂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一个刊物的SCI影响因子基本上可以反映该杂志的影响力。实际上，搞科学研究的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研究成果能在好的杂志上发表，马上就会有人阅读，进行相关或后续研究，并引用其论文，从而造成影响，在客观上推动科学的发展。
再者，一本严肃的科学刊物，通常都有两个以上的审稿人，而且审稿都是匿名的，即使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发表论文也要经过匿名评审程序。匿名评审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使审稿人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对权威的观点提出否定性的意见。如果论文作者不同意审稿人的意见，可以提出申诉，只要理由充分，还可以要求杂志编辑部重新找审稿人再审。完善的审稿制度和合格的审稿人对一个学术刊物的质量和声誉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科学家本人来说，向高水平杂志投稿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譬如，即使是重要的科研成果，如果文章写得不好，重要性没能写出来，或是语言晦涩难懂，这些都会影响审稿人对论文内容、意义的判断。当作者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后，常常会使论文的质量有所提高。当然，也有许多杂志，由于商业目的或其他原因，经常发表一些未经严格评审的论文，这样就很难保证所发表论文的质量。久而久之，就会大大影响科学家对这些杂志的看法，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也很难引起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们的关注，这样的杂志通常不被SCI所收录。总之，科学共同体并不排斥业余科学家，要想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就必须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论文。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看过爱因斯坦传记的人都知道，大学毕业后，他在瑞士专利局当一名小职员，但他却是科学共同体的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相对论，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有影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从而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又比如华罗庚，他也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又是如何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重视的呢?他提出了苏家驹的代数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并且发表在当时的《科学》杂志上。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后经熊庆来教授的推荐，华罗庚进入了清华大学。在清华，他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同时也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杂志上不断地发表论文，从而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从最初的清华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最后晋升为教授。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陆家羲。他是包头九中的物理教师，和陈景润是一个时代的人，他被科学共同体认可是因为他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陆家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后，还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我的个人经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历史原因，我的课堂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之后自学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课程，考上了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院念书时，我一边上课，一边自选研究课题，写了几篇论文。后来邹先生知道了，不仅让我在研究组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鼓励我将论文投到国际期刊上发表。经过研究生期间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己的努力，最终，我也成为了科学共同体的一员。
这几个例子都表明，只要你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在正式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科学共同体就会接受你。
记：现在网络和各种媒体，经常在争论蒋春暄、徐业林和张颖清的事件，您刚才也提到，关于他们是科学共同体内的人还是民间科学家也很难分清，但是，三个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被认为所从事的研究受到阻碍，未得到应有的支持，您怎么看待这三个事件?
王：首先要澄清一点，民间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内的人并不是对立的双方。民间科学家只要愿意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则，自然而然就会被科学共同体认可，成为其中一员。
你所提到的这三起事件，我了解其中的两件。首先是徐业林的事情。我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几年，徐业林也是生物物理所的研究员，他的无偏二极管的研究是在生物物理所完成的，并得到过所里的经费支持。在1998年生物物理所建所40周年时，所里作了《关于表彰为研究所创建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的决定》，被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一共七位，分别是贝时璋、邹承鲁、梁栋材、杨福愉、王书荣、朱以桂和徐业林；前四位是院士，王书荣曾任所长十二年，朱以桂和徐业林是因为对所办公司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见，生物物理所给予了徐业林很高的荣誉。
1999年，我任生物物理所所长时，我们所有位副所长 对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研究很感兴趣，一直向中国科学院推荐这一成果。1999年底，生物物理所曾就这项研究成果组织了一个论证会，对实验现象进行了肯定，但与会人员在对这一实验现象的解释方面并未达成共识。在我所的律师顾问(大学本科专业为物理)的坚持下，论证会的评议意见书没有写“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字。另外，在我的所长任期内，曾有几位企业家来所里要求合作，欲投资三千万。我当时明确地告诉这些企业家们，合作开发，所里是支持的，但由于这一实验现象的机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投资有一定的风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合作谈判都没有成功。
由此可见，生物物理所和科技界对徐业林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进行任何阻挠和压制，只是许多科学家不认为凭这一实验现象就可以推翻热力学第二定律。当时中科院计算所的所长就曾跟我说过，“徐业林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在半导体研究领域很常见，没有人认为可以据此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关于张颖清事件，因为我是邹承鲁先生的学生，所以对于事件的整个过程也比较了解。1993年，邹先生(时任科学院生物学部的主任)接到周慕瀛的一封信，大意是这样的：现在关于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宣传得很厉害，致使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将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请邹先生关注这件事，制止伪科学的泛滥。信后还附了周慕瀛本人的简历和他质疑全息生物学的两篇文章。后来，邹先生推荐了周慕瀛的《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一文在1995年的《中国科学报》上发表。在给《中国科学报》编辑部的信中，邹先生写道：“过去几年，所谓‘全息生物学’的文章时有所见，国内生物学界对此有强烈的不同看法，现寄上周慕瀛同志的一篇文章，希望予以照登，以利百家争鸣。”
周慕瀛的文章发表后，张颖清给邹先生寄了一堆的材料，其中包括他的著作，还有1988年政协会上，两位医学界政协委员提出的要重视我们国家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个项目(其中之一是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另一个就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提案。在给邹先生的信中，张颖清写道：“1992年去瑞典之前，我已将我的两部英文版著作和上海科教电影厂拍的关于我的理论的三部科教电影的英文版录像带，给了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的格瑞纳教授。我在信中明确说，我个人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生理病理相关性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奖。”
此事还惊动了中央高层，宋健同志做了批示，要求科学院学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时，邹先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召开学部常委会，请了一些生物学家和信息学家一起来研讨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邹先生本人并未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是由当时生物学部的一个副主任主持的；第二件事，邹先生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询问此事，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这封信当时我也看到了，大意是说张颖清确曾来瑞典访问过，但并不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动邀请的；在接待张时，也说过一些客套话，但没说他的理论能得诺贝尔奖。信中还申明：如果我们曾经有任何言论对你们造成了不良影响的话，你可以把这封信公开。后来，邹先生给张颖清去信告知学部讨论的结论和瑞典方面的来信内容，并说如果他不就此事继续炒作的话，就不公开这封信，如果他还接着炒作，给社会、给科技界造成不良影响的话，就公开这封信。此后，张颖清本人就不再公开发表言论了。
据我了解，邹先生所做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认为，从邹先生的做法来看，他既没有不懂装懂，也没有压制新生事物。所以，目前外界关于邹先生处理此事的一些评价和中伤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先生已经去世了，作为学生，我觉得有义务澄清此事。
记：那么，您觉得这两件事，包括蒋春暄声明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在科技界，而且在公众中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这三起事件，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的新闻界反思的。因为，我认为这些事情发展成今天这样的状况，媒体是有很大责任的。首先，徐业林事件，他的问题是怎么受到关注的呢?2004年12月2日，《光明日报》以“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为题，报道了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并说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2005年8月，四川绵阳市的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则消息称：“7月28日，四川省发改委将我市中科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偏二极管发电芯片集成块’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请求将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试点工程’立项，并申请项目专项拨款3000万元。”这些都说明，确实可能有人试图通过新闻媒体的炒作来谋取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多教训的，“水变油”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局。张颖清事件更是一个通过新闻媒体炒作的典型例子。从张给邹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到，关于他的理论应该得诺贝尔奖的说法是他自己提出的。此事的争论本已结束，但在张颖清逝世后，新闻媒体再次挑起事端，未作深入调查就主观臆断科技界某些人制造了一起冤案。
至于蒋春暄这件事，我不是很了解，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也是通过报纸的宣传，知道蒋春暄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的。
对此，我想要说的是，无论是职业科学家，还是业余科学家，通过正式渠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采取这种方式，而是通过媒体来宣传炒作的话，科学共同体是难以认同的。我国有些媒体，不知道科学共同体的这个规则，只是道听途说或听信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就认为是什么重大的科技成果，为了哗众取宠，在没有深入了解科学共同体的看法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事件报道出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媒体可以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报道一些重要的科学进展，但是要注意实事求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关于科技界对民间科学的看法问题，实际上，科技界对业余科学家是非常宽容的，只要他们不违反科学共同体的原则，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般不会站出来说话。第一，时间、精力不允许；第二，如果他们自娱自乐，科学界也没有权力去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几次科技界站出来说话，都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舆论、利用了媒体，不恰当地宣传自己，有时甚至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科学家站出来说话，是科学家的权利，也是科学家的义务。科学家有义务告诉公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在报道科技成果时，要广泛、认真地听取科学家的意见，这些意见往往能起到一个提前预警的作用。譬如，何祚庥先生就曾针对徐业林的事情给《光明日报》写信指出，《光明日报》作为科学界的报纸报道这个违背科学原理的事件是不正确的。这对我们的决策部门和企业家避免投资风险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科学家对这类事件是很负责的。
记：您刚才提到了个别人利用媒体炒作获得个人的利益，但是也有人认为，即使是获得个人利益，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这和科技界内部的造假、伪造数据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有人指出，科技界内部的造假是科技界内部的伪科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我们把明明在原理上不是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称为伪科学，因此伪科学不包括实验作假，伪造数据和结论错误。伪造数据是科学不端行为。实际上，实验作假、伪造数据恰恰在基本原理上与现行的科学理论并没有明显的矛盾。造假是怎么出现的?首先是造假者从现有的科学原理出发，觉得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数据，如果得不到，就伪造一个实验结果来支持他的假说。造假有时能欺骗小同行，其原因就是其结果并不明显违背现有的理论框架。比如汉芯事件，正是因为摩托罗拉根据科学原理，制造出了芯片，陈进才可能骗人说他也造出了芯片。造假绝大多数是不违背科学原理的，如果违背科学原理的话，人家首先要质疑，那早就被识破了。对于造假等科学不端行为，科学界从来都是反对的。哪个科学不端行为是科学界外部所揭露出来的?所有科学不端行为，如黄禹锡事件，汉芯事件不都是科技界自己揭露出来的吗?这些事件的揭露恰恰是科技界内部自律的结果。因此，伪科学和科学不端行为不是一回事，科学共同体对两者都是坚决反对的。
另外，有些社会科学家也反对伪科学的提法。他们主要认为科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还包括了社会科学。我想指出的是，关于伪科学的争论，正反双方列举的事件实际上都只限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因此，科学共同体所说的伪科学也是指把本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说成是自然科学。当然，如果社会科学家们硬要较真的话，也可以把“反对伪科学”的提法改成“反对伪自然科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关于民间科学讨论得很热烈，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发表意见的似乎还不多，您如何看待民间科学?
王志新(以下简称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包括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包括职业科学家，还包括业余科学家；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共同体是有一定规则的，只有遵循这些规则的人才能为共同体所接纳。科学共同体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职业科学家，即以此为生的人，但也不尽然。有一些民间科学家和业余科学家，他们并不以此为生，而是完全凭兴趣自发地进行科学研究，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只要他们愿意遵守科学共同体内自己形成的一套规则，那么，自然就被包括在其中，所以科学共同体并不排斥业余科学家。然而，我们很难定义什么叫业余、什么叫专业。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蒋春暄、徐业林和张颖清，他们都是高级工程师或者教授，你说他们是不是科学共同体中的一员呢?因此，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不能以职业来区分的。
记：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的规则?
王：最关键的一条是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论文。发表论文是唯一宣传自己、树立自己学术威信的途径。所谓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好杂志，第一，这个杂志经常发表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第二，这个杂志要有合格的审稿人，即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在评价这些杂志时，我们经常提到SCI(科学引文索引)，我的导师邹承鲁先生，生前也一直强调SCI收录杂志的影响因子。这是因为，首先SCI收录杂志时有一套严格的选择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看这个杂志的影响力、国际化程度以及是否有严格的审稿程序。
通常，一个杂志审稿越严，所发表文章的质量就越好，杂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一个刊物的SCI影响因子基本上可以反映该杂志的影响力。实际上，搞科学研究的人都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研究成果能在好的杂志上发表，马上就会有人阅读，进行相关或后续研究，并引用其论文，从而造成影响，在客观上推动科学的发展。
再者，一本严肃的科学刊物，通常都有两个以上的审稿人，而且审稿都是匿名的，即使是某一领域的权威发表论文也要经过匿名评审程序。匿名评审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使审稿人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对权威的观点提出否定性的意见。如果论文作者不同意审稿人的意见，可以提出申诉，只要理由充分，还可以要求杂志编辑部重新找审稿人再审。完善的审稿制度和合格的审稿人对一个学术刊物的质量和声誉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对科学家本人来说，向高水平杂志投稿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譬如，即使是重要的科研成果，如果文章写得不好，重要性没能写出来，或是语言晦涩难懂，这些都会影响审稿人对论文内容、意义的判断。当作者根据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后，常常会使论文的质量有所提高。当然，也有许多杂志，由于商业目的或其他原因，经常发表一些未经严格评审的论文，这样就很难保证所发表论文的质量。久而久之，就会大大影响科学家对这些杂志的看法，在这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也很难引起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们的关注，这样的杂志通常不被SCI所收录。总之，科学共同体并不排斥业余科学家，要想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就必须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论文。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看过爱因斯坦传记的人都知道，大学毕业后，他在瑞士专利局当一名小职员，但他却是科学共同体的人。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相对论，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有影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从而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最终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又比如华罗庚，他也完全是自学成才。他又是如何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重视的呢?他提出了苏家驹的代数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并且发表在当时的《科学》杂志上。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后经熊庆来教授的推荐，华罗庚进入了清华大学。在清华，他接受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同时也在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杂志上不断地发表论文，从而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一员，从最初的清华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最后晋升为教授。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陆家羲。他是包头九中的物理教师，和陈景润是一个时代的人，他被科学共同体认可是因为他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数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陆家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去世后，还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我的个人经历，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历史原因，我的课堂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之后自学了初中、高中和大学课程，考上了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院念书时，我一边上课，一边自选研究课题，写了几篇论文。后来邹先生知道了，不仅让我在研究组内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还鼓励我将论文投到国际期刊上发表。经过研究生期间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自己的努力，最终，我也成为了科学共同体的一员。
这几个例子都表明，只要你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在正式的、有影响力的、有严格审稿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科学共同体就会接受你。
记：现在网络和各种媒体，经常在争论蒋春暄、徐业林和张颖清的事件，您刚才也提到，关于他们是科学共同体内的人还是民间科学家也很难分清，但是，三个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被认为所从事的研究受到阻碍，未得到应有的支持，您怎么看待这三个事件?
王：首先要澄清一点，民间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内的人并不是对立的双方。民间科学家只要愿意遵循科学共同体的规则，自然而然就会被科学共同体认可，成为其中一员。
你所提到的这三起事件，我了解其中的两件。首先是徐业林的事情。我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几年，徐业林也是生物物理所的研究员，他的无偏二极管的研究是在生物物理所完成的，并得到过所里的经费支持。在1998年生物物理所建所40周年时，所里作了《关于表彰为研究所创建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的决定》，被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一共七位，分别是贝时璋、邹承鲁、梁栋材、杨福愉、王书荣、朱以桂和徐业林；前四位是院士，王书荣曾任所长十二年，朱以桂和徐业林是因为对所办公司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可见，生物物理所给予了徐业林很高的荣誉。
1999年，我任生物物理所所长时，我们所有位副所长 对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研究很感兴趣，一直向中国科学院推荐这一成果。1999年底，生物物理所曾就这项研究成果组织了一个论证会，对实验现象进行了肯定，但与会人员在对这一实验现象的解释方面并未达成共识。在我所的律师顾问(大学本科专业为物理)的坚持下，论证会的评议意见书没有写“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文字。另外，在我的所长任期内，曾有几位企业家来所里要求合作，欲投资三千万。我当时明确地告诉这些企业家们，合作开发，所里是支持的，但由于这一实验现象的机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投资有一定的风险。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合作谈判都没有成功。
由此可见，生物物理所和科技界对徐业林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进行任何阻挠和压制，只是许多科学家不认为凭这一实验现象就可以推翻热力学第二定律。当时中科院计算所的所长就曾跟我说过，“徐业林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在半导体研究领域很常见，没有人认为可以据此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关于张颖清事件，因为我是邹承鲁先生的学生，所以对于事件的整个过程也比较了解。1993年，邹先生(时任科学院生物学部的主任)接到周慕瀛的一封信，大意是这样的：现在关于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宣传得很厉害，致使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将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请邹先生关注这件事，制止伪科学的泛滥。信后还附了周慕瀛本人的简历和他质疑全息生物学的两篇文章。后来，邹先生推荐了周慕瀛的《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一文在1995年的《中国科学报》上发表。在给《中国科学报》编辑部的信中，邹先生写道：“过去几年，所谓‘全息生物学’的文章时有所见，国内生物学界对此有强烈的不同看法，现寄上周慕瀛同志的一篇文章，希望予以照登，以利百家争鸣。”
周慕瀛的文章发表后，张颖清给邹先生寄了一堆的材料，其中包括他的著作，还有1988年政协会上，两位医学界政协委员提出的要重视我们国家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个项目(其中之一是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另一个就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提案。在给邹先生的信中，张颖清写道：“1992年去瑞典之前，我已将我的两部英文版著作和上海科教电影厂拍的关于我的理论的三部科教电影的英文版录像带，给了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的格瑞纳教授。我在信中明确说，我个人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生理病理相关性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奖。”
此事还惊动了中央高层，宋健同志做了批示，要求科学院学部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时，邹先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召开学部常委会，请了一些生物学家和信息学家一起来研讨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是否有道理，答案是否定的。邹先生本人并未参加这个会议，会议是由当时生物学部的一个副主任主持的；第二件事，邹先生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询问此事，很快就收到了回信。这封信当时我也看到了，大意是说张颖清确曾来瑞典访问过，但并不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动邀请的；在接待张时，也说过一些客套话，但没说他的理论能得诺贝尔奖。信中还申明：如果我们曾经有任何言论对你们造成了不良影响的话，你可以把这封信公开。后来，邹先生给张颖清去信告知学部讨论的结论和瑞典方面的来信内容，并说如果他不就此事继续炒作的话，就不公开这封信，如果他还接着炒作，给社会、给科技界造成不良影响的话，就公开这封信。此后，张颖清本人就不再公开发表言论了。
据我了解，邹先生所做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认为，从邹先生的做法来看，他既没有不懂装懂，也没有压制新生事物。所以，目前外界关于邹先生处理此事的一些评价和中伤是不客观、不公正的。先生已经去世了，作为学生，我觉得有义务澄清此事。
记：那么，您觉得这两件事，包括蒋春暄声明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不仅在科技界，而且在公众中间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王：这三起事件，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的新闻界反思的。因为，我认为这些事情发展成今天这样的状况，媒体是有很大责任的。首先，徐业林事件，他的问题是怎么受到关注的呢?2004年12月2日，《光明日报》以“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为题，报道了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并说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2005年8月，四川绵阳市的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则消息称：“7月28日，四川省发改委将我市中科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无偏二极管发电芯片集成块’项目上报国家发改委，请求将其列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试点工程’立项，并申请项目专项拨款3000万元。”这些都说明，确实可能有人试图通过新闻媒体的炒作来谋取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多教训的，“水变油”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骗局。张颖清事件更是一个通过新闻媒体炒作的典型例子。从张给邹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到，关于他的理论应该得诺贝尔奖的说法是他自己提出的。此事的争论本已结束，但在张颖清逝世后，新闻媒体再次挑起事端，未作深入调查就主观臆断科技界某些人制造了一起冤案。
至于蒋春暄这件事，我不是很了解，不能妄加评论。但是，我也是通过报纸的宣传，知道蒋春暄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的。
对此，我想要说的是，无论是职业科学家，还是业余科学家，通过正式渠道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采取这种方式，而是通过媒体来宣传炒作的话，科学共同体是难以认同的。我国有些媒体，不知道科学共同体的这个规则，只是道听途说或听信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就认为是什么重大的科技成果，为了哗众取宠，在没有深入了解科学共同体的看法的情况下，就把这些事件报道出去，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媒体可以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报道一些重要的科学进展，但是要注意实事求是，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关于科技界对民间科学的看法问题，实际上，科技界对业余科学家是非常宽容的，只要他们不违反科学共同体的原则，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般不会站出来说话。第一，时间、精力不允许；第二，如果他们自娱自乐，科学界也没有权力去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几次科技界站出来说话，都是因为他们利用了舆论、利用了媒体，不恰当地宣传自己，有时甚至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科学家站出来说话，是科学家的权利，也是科学家的义务。科学家有义务告诉公众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在报道科技成果时，要广泛、认真地听取科学家的意见，这些意见往往能起到一个提前预警的作用。譬如，何祚庥先生就曾针对徐业林的事情给《光明日报》写信指出，《光明日报》作为科学界的报纸报道这个违背科学原理的事件是不正确的。这对我们的决策部门和企业家避免投资风险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科学家对这类事件是很负责的。
记：您刚才提到了个别人利用媒体炒作获得个人的利益，但是也有人认为，即使是获得个人利益，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这和科技界内部的造假、伪造数据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有人指出，科技界内部的造假是科技界内部的伪科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我们把明明在原理上不是科学的东西说成是科学，称为伪科学，因此伪科学不包括实验作假，伪造数据和结论错误。伪造数据是科学不端行为。实际上，实验作假、伪造数据恰恰在基本原理上与现行的科学理论并没有明显的矛盾。造假是怎么出现的?首先是造假者从现有的科学原理出发，觉得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数据，如果得不到，就伪造一个实验结果来支持他的假说。造假有时能欺骗小同行，其原因就是其结果并不明显违背现有的理论框架。比如汉芯事件，正是因为摩托罗拉根据科学原理，制造出了芯片，陈进才可能骗人说他也造出了芯片。造假绝大多数是不违背科学原理的，如果违背科学原理的话，人家首先要质疑，那早就被识破了。对于造假等科学不端行为，科学界从来都是反对的。哪个科学不端行为是科学界外部所揭露出来的?所有科学不端行为，如黄禹锡事件，汉芯事件不都是科技界自己揭露出来的吗?这些事件的揭露恰恰是科技界内部自律的结果。因此，伪科学和科学不端行为不是一回事，科学共同体对两者都是坚决反对的。
另外，有些社会科学家也反对伪科学的提法。他们主要认为科学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还包括了社会科学。我想指出的是，关于伪科学的争论，正反双方列举的事件实际上都只限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因此，科学共同体所说的伪科学也是指把本不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说成是自然科学。当然，如果社会科学家们硬要较真的话，也可以把“反对伪科学”的提法改成“反对伪自然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