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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士成在八里桥和联军决战之时,心中已经有必死的信念。这个后来被尊为民族英雄的人,此时此刻,没有荣耀,只有屈辱。
决战八里台时,聂士成有很多机会不死。但是,他身着鲜艳的黄马褂,毅然决然地冲向敌阵,不为胜利,只求一死。毫无疑问,在此之前,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早已心死了。
河北路45号
2010年4月12日清晨,雨中的天津寂静而美丽。位于河北路45号的聂家老宅外表上看很整洁,这是一栋别致的二层小洋楼。据说聂士成的曾孙聂先遂就住在这栋洋楼里。
然而,在大门口询问家住这里的一位杨姓居民时,才知道聂先遂已经去世两三年了。杨先生很热心,带我去看聂老的房子。随着他的脚步,走进大门,顺着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前院,天井宽敞明亮。虽然略显陈旧,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但还依稀透出曾经的豪门气派。杨先生没有止步,而是径直向北穿过幽暗的通道,把我带到了进入后院。这里俨然一个另类的世界:墙皮剥落,尘土山积,阴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杨先生仍然没有停步,而是顺着破旧的楼梯上到天台。天台上有几间更加破旧的小房子,而东北角那间最低矮的小屋就是聂先遂的居所。
这是一间后砌的房子,劣质的红砖,破败的油毡房顶,怎么看都与这座洋楼格格不入。房门已经破旧,上面打着补丁,铁锁也已生锈,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去,屋子极小,陈设杂乱无章,早已看不出有人活动的迹象。斯人已去,但这破败的小屋却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名门之后晚景的凄凉。
事实上,这整栋楼都曾是聂家的私宅。解放后,前院40多间房被收归公有,聂家兄弟十个,姐妹五个,全部拥挤在后院的20间屋子中。于是,稍有能力的都搬到了别处居住。只剩下排行老八的聂先遂一直住在这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今天的聂家老宅,六十来间房里住着60多户人家。没钱另觅居所的居民,整天盼着房管局来整修一下,免得这房子随时塌下来。尽管楼里已经没有一户聂家后人,但邻居们对聂家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在他们眼里,作为大商人的老聂家,“年纪稍大点的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聂家有个叫聂士成的祖先。更没人知道,110年前,作为直隶提督的他,为保卫天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端初开
聂家老宅位于旧时的法租界,110年前,聂士成和他统率的武卫前军就曾与义和团联合攻打过这里。
1900年6月17日下午,大沽口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立即决定,攻打紫竹林租界。为尽快拿下租界,裕禄邀请义和团也参与围攻。
此时,聂士成正在二十公里外的军粮城布防,构筑阻击联军的第二道防线。当得知裕禄与义和团联合围攻租界时,聂士成却认为义和团是靠不住的。然而,历史却总是这么吊诡,不懂现代军事的裕禄把持着直隶的军事指挥权,深谙新军战法的聂士成却只有服从的份儿。
统观当时的局势,洋人在华兵力分为四块:一是在北京的使馆卫队,大约500人不到;二是被夹在京津线上的西摩尔联军,兵力2000余人;三是在天津紫竹林租界的军队,大约有2500人;最后是刚刚夺下大沽炮台的各国援军,人数接近2万。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各国还在源源不断派军舰向天津增兵。
而中国方面,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只有周鼎臣、胡殿甲两路5000人,以及三个营的天津练军(约1500人)驻防天津。大沽炮台失守,2万联军陆续登陆,天津守军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一面外交斡旋,一面调集军队增援天津,待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后再求军事解决。
虽然紫竹林租界内,联军数量仅有2500人,但联军训练有素,又能依托坚固的西洋建筑进行防守,相比天津清军并无劣势。裕禄围攻紫竹林的唯一砝码就只能是三万多人的义和团了。
裕禄和聂士成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义和团。
夹缝中的聂士成
在聂士成看来,义和团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利用价值。恰恰相反,正是义和团的引来了外国军队。倘若朝廷一开始就按自己的建议彻底清剿,这场战争恐怕也不会发生。
他的观点至少可以通过袁世凯在山东的治理得到部分证明。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其时,山东义和团活动相当剧烈。袁世凯一上任就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几个月后,山东义和团纷纷逃往直隶,全省晏然。尽管有学者认为,1900年4月山东境内下了一场透雨,农民再次看到了生的希望,遂导致了山东义和团的消退。但袁世凯的雷厉风行仍被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
同为武卫军高级将领,袁世凯和聂士成的命运却大有不同。一个主政一省,权柄在手,一个却事事听命于人,有心无力。
1900年春,直隶义和团蜂起,聂士成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彻底清剿,但却处处受到裕禄的限制。
其实,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他也主张剿灭,但发现朝廷内部特别是慈禧太后的态度有变时,他立即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裕禄的变化,给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等到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涌入天津时,已经没有剿灭的希望了。
在裕禄由剿到抚的变化中,聂士成作为执行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1900年5月,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大举展开破坏铁路等近代化设施的活动。从5月27日到29日的三天内,先后拆毁芦保铁路数百里,焚毁车站及附属机构,并将沿路电线杆砍倒、电线割断,使这一地段的铁路运输、电讯顿时中断。
这种毁路断电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京津两地的交通和通讯。清政府决定弹压义和团,并专派队伍保护铁路。执行者就是武卫前军的统帅聂士成。在这过程中,聂军与前来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就多次发生冲突。
然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却在悄然变化。6月3日,慈禧太后叮嘱荣禄,对义和团“不可孟浪从事,率行派伍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但是,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行为却日盛一日,荣禄不得不于6月6日电催聂士成火速北上,“按段迎护铁路”。聂士成当即率队前往杨村、落垡等地。
此时,落垡附近正有大批团民拆铁路、烧枕木。聂士成并没有当即镇压,而是先派部下前往晓谕疏解,团民却毫不理会。聂士成再三派人前往宣导:铁轨为朝廷之物,与洋人没有关系,你们烧毁铁路便是与国家为难。我知道,大家这么做是担心洋人乘火车来犯。届时,本军门自能堵击。请你们快快解散,各安生业,不要再滋生事端,犯下叛逆之罪。众团民听后,佯作退状,当分两路退近聂军时,突然杀声四起,向聂军“四面包袭”而来。聂士成见状当即“饬军校作团阵排枪外向,俟子弹能及而后击之”。此次冲突,义和团团民被击毙四五百人。
落垡一战,使聂士成成了义和团的死敌。而清政府也对聂士成大开杀戒甚为不满,斥责他“浪战邀功”,若再击团民,就将其革职查办。
艰难的合作
尽管对义和团有着种种不满,当八国联军向中国军队开战时,聂士成仍然必须与义和团团结抗敌。
紫竹林战役爆发后,天津郊外的义和团大批进入天津。然而,大敌当前,义和团却没有忘记旧日的仇恨。义和团在城中见聂军即杀,并再三向直隶总督裕禄施加压力,要求查办聂士成。据《拳匪纪略》记载: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团民,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
几年前,聂士成的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
聂士成的隐忍,勉强维持着清军与义和团的联盟。但是,这种互不信任的状况终究会影响到战局的发展。
《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当聂军猛攻租界时,义和团一开始还能出阵御敌,但几度受创后,便常常作壁上观,甚至四处焚掠。只剩下官兵孤军奋战。《拳匪纪略》记载,6月27日,联军直扑城南海光寺机器局。聂军赶忙上前迎敌,但义和团拳民担心联军切断其归路,遂争相撤出,挡住了聂军前进的道路。拳民甚至喝叱官军,为其让路。适逢战争胜负,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官兵劝拳民留下来协力堵击。但义和团误以为是官兵有意让其速亡,又与官兵哄吵,欲夺路而回。此时,联军已尾随而至,拳民急于逃命,随之逃跑。结果,南局又丢失了。义和团的行为令聂士成愤慨异常,他悲叹道“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胪、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西巡回銮始末记》)
而义和团也同样抱怨说,义和团打紫竹林的时候,聂士成把他们赶到前面去,要他们打洋人。洋人一开枪,义和团死了很多,义和团向后退,聂军就开枪,也打死了好多人。7月6日,义和团大举进攻紫竹林,正在唾手可得之际,裕禄却命令义和团退却,军队在后面用枪督着,义和团不得不撤出租界。原因是裕禄企图利用义和团与侵略军讲条件,以便“各守境地,两不相侵”。后来,联军袭击防守纪庄子的义和团,聂士成又不肯支援,任其失败。(《天津义和团调查》)
尽管双方的指责都有夸大其辞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其根源在于彼此猜忌。
苦撑危局
6月28日前,除义和团外,清军只有聂士成的新军10营、淮军练军3营,6000多人。围攻租界,军粮城阻击,阻截西摩尔军等任务,都得从聂士成的军队中抽调。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聂士成总是疲于奔命,亲临前线指挥杀敌。
6月20日晨,北上受阻的西摩尔联军沿北运河退回天津,聂士成奉命前往武库小庙阻截。联军受创极重,部分被击溃,重炮全失。直至25日凌晨,租界内援兵赶到,才把残兵接入租界。是役西摩尔联军伤亡三百多人。
与此同时,清军继续围攻紫竹林租界,并在东局子、海光寺、陈家沟一带抗击联军,聂军连续血战达12天。《西巡回銮始末》记载,当接战时,洋人都说:“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
6月28日,马玉昆率武卫左军到达天津,遂与聂军划分战场,马军负责老龙头、陈家沟、紫竹林一带;聂军负责南门、海光寺、八里台一带。此时聂军实力已大大削弱,但依然斗志昂扬,聂士成每战必身先士卒。
此前,由于分兵阻截西摩尔军,抽调了大部防守军粮城的聂军,联军遂一举攻克军粮城,打通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线。随后,联军开始了解救紫竹林租界的战役,最终马玉昆部不敌败退,紫竹林租界之围随即结束。
紫竹林租界解围后,联军开始反攻天津城。6月27日,联军分三路纵队向天津城外制造火药、炮弹、枪子的东机器局(亦称“东局子”)发动猛攻。在激战中,不知道是联军炮弹击中了“东局子”内的弹药库还是清军怕失守后弹药库会资敌,最终弹药库被炸毁,清军也随后撤出。
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都稍作休整,而联军这边每天都有新的援兵、武器等运到天津,形势对清军越来越不利。
7月1日早上,枪炮声重新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而联军则用大炮猛烈轰击天津城,战斗持续到深夜都没有停歇的迹象。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互有攻守,战局陷入僵持阶段。
7月5日,聂士成指挥部下在海光寺南路修筑炮台,用重炮三面猛攻租界,日、英、法军亦用重炮还击,都压不住聂军炮火。敌军不得已进入跑马场内躲避。聂士成又选敢死队百人,乘船渡河突袭跑马场,迫使小营门敌军后撤。
7月7日,联军援军13000人进入租界,在小营门架炮向河北与城内轰击,聂士成又一次亲率士兵夜袭小营门。行前他对裕禄说:“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最终攻占了小营门。
求死
就在聂士成浴血奋战之际,义和团与聂军的矛盾再度激化。义和团乘聂士成与联军血战之时,把他的家人全部挟持而去,其中还包括他八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母,扣为人质。当聂士成退下阵,闻此信,急急带亲兵前去追赶。这时团民中有人大声讹传“聂军反矣”,不明就里的练军便与团民一起开枪阻击,聂士成只好败回。(《西巡回銮始末记》)
然而,又何止是义和团的猜忌?就在聂士成血战八里台的时候,一封军机处直寄上谕彻底将其击溃:“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
那一刻,聂士成坚强的心彻底崩塌了,“自愤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愤慨。……每身轻前敌,欲以求死”。(《西巡回銮始末》)
7月9日5时,租界内的侵略军分数路出击津西南,围攻聂军。仅剩5500余人的聂军,正面是6000多人的联军;背后,是步步逼近的500名日军。在敌军合围之前,聂士成有充足的机会撤回城内。但是,他没有离开打算。
这一天,聂士成穿得很特别,一身朝服,外披九年前朝廷御赐的黄马褂,威风凛凛地骑马立在桥头。炮声响起,部下请求增援,聂士成淡定地回答: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联军的炮火在八里台阵地上炸了个遍。聂军奋起还击,但伤亡十分惨重。而聂士成身上多处负伤,却仍旧驱马向前指挥战斗。此时,管带宋占标突然意识到,聂士成鲜艳的衣服成了敌人的靶子。他冲上前,拉住聂士成的马辔头,乞求他退到阵地后面。但聂士成非但不回反而打马向前,宋占标见状,拼死拉住聂士成的马。聂士成大喊一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挥刀向宋占标的手腕砍去。宋占标知道聂士成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只能含泪放手,随即也跃马向前与聂士成一起向敌阵冲击。
敌人认出了聂士成,随即炮弹和子弹便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形成一个烟火笼罩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再换乘另一匹,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他的两条腿先后被打断,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接着,一块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从那里流了出来。但聂士成依然没有倒下。随后,联军占领了小桥,聂士成忍痛带领官兵向小桥冲击。突然,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一发子弹击中了聂士成的太阳穴。聂士成轰然栽倒,滚落在阵地上。
聂士成死后,聂军士气低落,马玉昆又不能很好的统率。五日后,天津陷落。
身后沉浮
聂士成死后,裕禄一再请求恩恤,清廷才给了个“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的评价,到死也还是个罪人。而义和团见聂士成战死沙场,倒也没再为难他的家属。但是,拳民和一般百姓并不同情聂士成,直到60年后,仍然骂他是“聂等死”、“聂找死”。
1905年,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清政府允许立碑纪念聂士成,并赐谥号“忠节”。碑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上刻“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
文革时,纪念碑推倒埋没,1984年复立时,碑文仅留“聂忠节公殉难处”七字。200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在此处重修纪念碑,碑上是聂士成横刀立马的青铜塑像。
2010年4月12日,雨后,聂公桥车水马龙,东南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天津电视塔,正南是个小花园,聂士成纪念像就矗立在那里。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几乎无人驻足,更无人抬头仰望。碑身背后,花岗岩上的碑文已经斑驳不清,仿佛被锈蚀了一样。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出了碑文斑驳的秘密——那是路人长期小便的结果。
决战八里台时,聂士成有很多机会不死。但是,他身着鲜艳的黄马褂,毅然决然地冲向敌阵,不为胜利,只求一死。毫无疑问,在此之前,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早已心死了。
河北路45号
2010年4月12日清晨,雨中的天津寂静而美丽。位于河北路45号的聂家老宅外表上看很整洁,这是一栋别致的二层小洋楼。据说聂士成的曾孙聂先遂就住在这栋洋楼里。
然而,在大门口询问家住这里的一位杨姓居民时,才知道聂先遂已经去世两三年了。杨先生很热心,带我去看聂老的房子。随着他的脚步,走进大门,顺着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前院,天井宽敞明亮。虽然略显陈旧,楼道里堆满了杂物,但还依稀透出曾经的豪门气派。杨先生没有止步,而是径直向北穿过幽暗的通道,把我带到了进入后院。这里俨然一个另类的世界:墙皮剥落,尘土山积,阴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杨先生仍然没有停步,而是顺着破旧的楼梯上到天台。天台上有几间更加破旧的小房子,而东北角那间最低矮的小屋就是聂先遂的居所。
这是一间后砌的房子,劣质的红砖,破败的油毡房顶,怎么看都与这座洋楼格格不入。房门已经破旧,上面打着补丁,铁锁也已生锈,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去,屋子极小,陈设杂乱无章,早已看不出有人活动的迹象。斯人已去,但这破败的小屋却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位名门之后晚景的凄凉。
事实上,这整栋楼都曾是聂家的私宅。解放后,前院40多间房被收归公有,聂家兄弟十个,姐妹五个,全部拥挤在后院的20间屋子中。于是,稍有能力的都搬到了别处居住。只剩下排行老八的聂先遂一直住在这里,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今天的聂家老宅,六十来间房里住着60多户人家。没钱另觅居所的居民,整天盼着房管局来整修一下,免得这房子随时塌下来。尽管楼里已经没有一户聂家后人,但邻居们对聂家的印象还是颇为深刻。在他们眼里,作为大商人的老聂家,“年纪稍大点的没有不知道的”。但是,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聂家有个叫聂士成的祖先。更没人知道,110年前,作为直隶提督的他,为保卫天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端初开
聂家老宅位于旧时的法租界,110年前,聂士成和他统率的武卫前军就曾与义和团联合攻打过这里。
1900年6月17日下午,大沽口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天津城。直隶总督裕禄立即决定,攻打紫竹林租界。为尽快拿下租界,裕禄邀请义和团也参与围攻。
此时,聂士成正在二十公里外的军粮城布防,构筑阻击联军的第二道防线。当得知裕禄与义和团联合围攻租界时,聂士成却认为义和团是靠不住的。然而,历史却总是这么吊诡,不懂现代军事的裕禄把持着直隶的军事指挥权,深谙新军战法的聂士成却只有服从的份儿。
统观当时的局势,洋人在华兵力分为四块:一是在北京的使馆卫队,大约500人不到;二是被夹在京津线上的西摩尔联军,兵力2000余人;三是在天津紫竹林租界的军队,大约有2500人;最后是刚刚夺下大沽炮台的各国援军,人数接近2万。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各国还在源源不断派军舰向天津增兵。
而中国方面,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只有周鼎臣、胡殿甲两路5000人,以及三个营的天津练军(约1500人)驻防天津。大沽炮台失守,2万联军陆续登陆,天津守军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当务之急应该是一面外交斡旋,一面调集军队增援天津,待形成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后再求军事解决。
虽然紫竹林租界内,联军数量仅有2500人,但联军训练有素,又能依托坚固的西洋建筑进行防守,相比天津清军并无劣势。裕禄围攻紫竹林的唯一砝码就只能是三万多人的义和团了。
裕禄和聂士成最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看待义和团。
夹缝中的聂士成
在聂士成看来,义和团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利用价值。恰恰相反,正是义和团的引来了外国军队。倘若朝廷一开始就按自己的建议彻底清剿,这场战争恐怕也不会发生。
他的观点至少可以通过袁世凯在山东的治理得到部分证明。1899年12月25日,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其时,山东义和团活动相当剧烈。袁世凯一上任就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几个月后,山东义和团纷纷逃往直隶,全省晏然。尽管有学者认为,1900年4月山东境内下了一场透雨,农民再次看到了生的希望,遂导致了山东义和团的消退。但袁世凯的雷厉风行仍被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
同为武卫军高级将领,袁世凯和聂士成的命运却大有不同。一个主政一省,权柄在手,一个却事事听命于人,有心无力。
1900年春,直隶义和团蜂起,聂士成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彻底清剿,但却处处受到裕禄的限制。
其实,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一开始,他也主张剿灭,但发现朝廷内部特别是慈禧太后的态度有变时,他立即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裕禄的变化,给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等到数以万计的义和团涌入天津时,已经没有剿灭的希望了。
在裕禄由剿到抚的变化中,聂士成作为执行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1900年5月,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大举展开破坏铁路等近代化设施的活动。从5月27日到29日的三天内,先后拆毁芦保铁路数百里,焚毁车站及附属机构,并将沿路电线杆砍倒、电线割断,使这一地段的铁路运输、电讯顿时中断。
这种毁路断电的行为,严重影响了京津两地的交通和通讯。清政府决定弹压义和团,并专派队伍保护铁路。执行者就是武卫前军的统帅聂士成。在这过程中,聂军与前来破坏铁路的义和团就多次发生冲突。
然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却在悄然变化。6月3日,慈禧太后叮嘱荣禄,对义和团“不可孟浪从事,率行派伍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但是,义和团破坏铁路的行为却日盛一日,荣禄不得不于6月6日电催聂士成火速北上,“按段迎护铁路”。聂士成当即率队前往杨村、落垡等地。
此时,落垡附近正有大批团民拆铁路、烧枕木。聂士成并没有当即镇压,而是先派部下前往晓谕疏解,团民却毫不理会。聂士成再三派人前往宣导:铁轨为朝廷之物,与洋人没有关系,你们烧毁铁路便是与国家为难。我知道,大家这么做是担心洋人乘火车来犯。届时,本军门自能堵击。请你们快快解散,各安生业,不要再滋生事端,犯下叛逆之罪。众团民听后,佯作退状,当分两路退近聂军时,突然杀声四起,向聂军“四面包袭”而来。聂士成见状当即“饬军校作团阵排枪外向,俟子弹能及而后击之”。此次冲突,义和团团民被击毙四五百人。
落垡一战,使聂士成成了义和团的死敌。而清政府也对聂士成大开杀戒甚为不满,斥责他“浪战邀功”,若再击团民,就将其革职查办。
艰难的合作
尽管对义和团有着种种不满,当八国联军向中国军队开战时,聂士成仍然必须与义和团团结抗敌。
紫竹林战役爆发后,天津郊外的义和团大批进入天津。然而,大敌当前,义和团却没有忘记旧日的仇恨。义和团在城中见聂军即杀,并再三向直隶总督裕禄施加压力,要求查办聂士成。据《拳匪纪略》记载:一日,聂士成在街上遇见团民,团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马首,聂士成见状无言以对,只得以大局为重,避入路旁衙门内,团民并不罢休,杀其下属士兵数十人以泄愤。
几年前,聂士成的曾孙聂先遂曾对媒体说过:“当清廷为了对抗洋人而宣布义和团为‘义民’时,义和团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条件是——杀聂士成。”
聂士成的隐忍,勉强维持着清军与义和团的联盟。但是,这种互不信任的状况终究会影响到战局的发展。
《西巡回銮始末记》记载:当聂军猛攻租界时,义和团一开始还能出阵御敌,但几度受创后,便常常作壁上观,甚至四处焚掠。只剩下官兵孤军奋战。《拳匪纪略》记载,6月27日,联军直扑城南海光寺机器局。聂军赶忙上前迎敌,但义和团拳民担心联军切断其归路,遂争相撤出,挡住了聂军前进的道路。拳民甚至喝叱官军,为其让路。适逢战争胜负,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官兵劝拳民留下来协力堵击。但义和团误以为是官兵有意让其速亡,又与官兵哄吵,欲夺路而回。此时,联军已尾随而至,拳民急于逃命,随之逃跑。结果,南局又丢失了。义和团的行为令聂士成愤慨异常,他悲叹道“倡灭洋以酿祸开衅者,团匪也,乃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官军再四血战,断头胪、折肢体者十之二三,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西巡回銮始末记》)
而义和团也同样抱怨说,义和团打紫竹林的时候,聂士成把他们赶到前面去,要他们打洋人。洋人一开枪,义和团死了很多,义和团向后退,聂军就开枪,也打死了好多人。7月6日,义和团大举进攻紫竹林,正在唾手可得之际,裕禄却命令义和团退却,军队在后面用枪督着,义和团不得不撤出租界。原因是裕禄企图利用义和团与侵略军讲条件,以便“各守境地,两不相侵”。后来,联军袭击防守纪庄子的义和团,聂士成又不肯支援,任其失败。(《天津义和团调查》)
尽管双方的指责都有夸大其辞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其根源在于彼此猜忌。
苦撑危局
6月28日前,除义和团外,清军只有聂士成的新军10营、淮军练军3营,6000多人。围攻租界,军粮城阻击,阻截西摩尔军等任务,都得从聂士成的军队中抽调。由于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聂士成总是疲于奔命,亲临前线指挥杀敌。
6月20日晨,北上受阻的西摩尔联军沿北运河退回天津,聂士成奉命前往武库小庙阻截。联军受创极重,部分被击溃,重炮全失。直至25日凌晨,租界内援兵赶到,才把残兵接入租界。是役西摩尔联军伤亡三百多人。
与此同时,清军继续围攻紫竹林租界,并在东局子、海光寺、陈家沟一带抗击联军,聂军连续血战达12天。《西巡回銮始末》记载,当接战时,洋人都说:“华兵虽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勇猛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
6月28日,马玉昆率武卫左军到达天津,遂与聂军划分战场,马军负责老龙头、陈家沟、紫竹林一带;聂军负责南门、海光寺、八里台一带。此时聂军实力已大大削弱,但依然斗志昂扬,聂士成每战必身先士卒。
此前,由于分兵阻截西摩尔军,抽调了大部防守军粮城的聂军,联军遂一举攻克军粮城,打通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线。随后,联军开始了解救紫竹林租界的战役,最终马玉昆部不敌败退,紫竹林租界之围随即结束。
紫竹林租界解围后,联军开始反攻天津城。6月27日,联军分三路纵队向天津城外制造火药、炮弹、枪子的东机器局(亦称“东局子”)发动猛攻。在激战中,不知道是联军炮弹击中了“东局子”内的弹药库还是清军怕失守后弹药库会资敌,最终弹药库被炸毁,清军也随后撤出。
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都稍作休整,而联军这边每天都有新的援兵、武器等运到天津,形势对清军越来越不利。
7月1日早上,枪炮声重新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而联军则用大炮猛烈轰击天津城,战斗持续到深夜都没有停歇的迹象。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互有攻守,战局陷入僵持阶段。
7月5日,聂士成指挥部下在海光寺南路修筑炮台,用重炮三面猛攻租界,日、英、法军亦用重炮还击,都压不住聂军炮火。敌军不得已进入跑马场内躲避。聂士成又选敢死队百人,乘船渡河突袭跑马场,迫使小营门敌军后撤。
7月7日,联军援军13000人进入租界,在小营门架炮向河北与城内轰击,聂士成又一次亲率士兵夜袭小营门。行前他对裕禄说:“士成在一日,天津有一日,天津如失守,士成不见大帅。”(《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最终攻占了小营门。
求死
就在聂士成浴血奋战之际,义和团与聂军的矛盾再度激化。义和团乘聂士成与联军血战之时,把他的家人全部挟持而去,其中还包括他八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母,扣为人质。当聂士成退下阵,闻此信,急急带亲兵前去追赶。这时团民中有人大声讹传“聂军反矣”,不明就里的练军便与团民一起开枪阻击,聂士成只好败回。(《西巡回銮始末记》)
然而,又何止是义和团的猜忌?就在聂士成血战八里台的时候,一封军机处直寄上谕彻底将其击溃:“旬日以来该提督并无战绩……聂士成著即革职留任,仍著严督所部各营,迅将紫竹林洋人剿办,并速恢复大沽炮台,以赎前愆。如再因循致误戎机,定将该提督按照军法从事,决不宽待。”(《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
那一刻,聂士成坚强的心彻底崩塌了,“自愤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愤慨。……每身轻前敌,欲以求死”。(《西巡回銮始末》)
7月9日5时,租界内的侵略军分数路出击津西南,围攻聂军。仅剩5500余人的聂军,正面是6000多人的联军;背后,是步步逼近的500名日军。在敌军合围之前,聂士成有充足的机会撤回城内。但是,他没有离开打算。
这一天,聂士成穿得很特别,一身朝服,外披九年前朝廷御赐的黄马褂,威风凛凛地骑马立在桥头。炮声响起,部下请求增援,聂士成淡定地回答: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联军的炮火在八里台阵地上炸了个遍。聂军奋起还击,但伤亡十分惨重。而聂士成身上多处负伤,却仍旧驱马向前指挥战斗。此时,管带宋占标突然意识到,聂士成鲜艳的衣服成了敌人的靶子。他冲上前,拉住聂士成的马辔头,乞求他退到阵地后面。但聂士成非但不回反而打马向前,宋占标见状,拼死拉住聂士成的马。聂士成大喊一声:“此吾致命之所也,逾此一步非丈夫矣!”挥刀向宋占标的手腕砍去。宋占标知道聂士成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只能含泪放手,随即也跃马向前与聂士成一起向敌阵冲击。
敌人认出了聂士成,随即炮弹和子弹便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形成一个烟火笼罩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再换乘另一匹,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他的两条腿先后被打断,骑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接着,一块弹片划开了他的腹部,肠子从那里流了出来。但聂士成依然没有倒下。随后,联军占领了小桥,聂士成忍痛带领官兵向小桥冲击。突然,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一发子弹击中了聂士成的太阳穴。聂士成轰然栽倒,滚落在阵地上。
聂士成死后,聂军士气低落,马玉昆又不能很好的统率。五日后,天津陷落。
身后沉浮
聂士成死后,裕禄一再请求恩恤,清廷才给了个“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的评价,到死也还是个罪人。而义和团见聂士成战死沙场,倒也没再为难他的家属。但是,拳民和一般百姓并不同情聂士成,直到60年后,仍然骂他是“聂等死”、“聂找死”。
1905年,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清政府允许立碑纪念聂士成,并赐谥号“忠节”。碑正面刻“聂忠节公殉难处”,两侧立柱上刻“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忍作怒涛飞海上;精诚留碧血,看今日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悲歌乐府战城南”,横额为“生气凛然”。
文革时,纪念碑推倒埋没,1984年复立时,碑文仅留“聂忠节公殉难处”七字。200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在此处重修纪念碑,碑上是聂士成横刀立马的青铜塑像。
2010年4月12日,雨后,聂公桥车水马龙,东南不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天津电视塔,正南是个小花园,聂士成纪念像就矗立在那里。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几乎无人驻足,更无人抬头仰望。碑身背后,花岗岩上的碑文已经斑驳不清,仿佛被锈蚀了一样。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出了碑文斑驳的秘密——那是路人长期小便的结果。